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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学校从而展示了新型的学识。１９００ 年后，由于对现代教育的需求增长，一
些教会学校通过扩设课程和合并这一复杂过程逐步演变成具有学院水平的学
校。１９０６ 年新教传教士拥有 ２０００ 多所小学和近 ４００ 所中等水平的学校，而
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已有 １２ 所（最后是 １６ 所）学院或大学逐渐从其中出现。①
然而，在中国扩大和深化基督教事业仍一直居优先地位。例如，上海圣约翰
① 蔡元培等：《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 66—67 页。丁致 聘：《中国近七十年
来教育记事》。比较《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第 5 章。
② 《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 68 页。
③ 朱昌峻：《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 年》。
④ 安东尼？C。李：《中华民国私人管理的高等教育史》，第 10、11—12 页。
① 卢茨：《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 年》，第 531—533 页，从 19 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16
所教会高等院校发展顺序图。关于深一层概括，见《剑桥中国史》第 10 卷，第 11 章（柯文著）和第 12
卷，第 3 章（费维恺著）；又见威 廉？珀维安斯？芬恩：《变化中的中国的教会高等教育，1880—1950
年》；和 一部发人深思的研究专著，简？亨特：《上流阶层的信仰：美国女传教士在世纪 转换时的中国》。
大学校长卜舫济认为：学校应保持小规模，这不仅为了保持教员与学生接触
的质量，而且因为“不信教学生成份过大会冲淡学校的基督教气氛”。他还
把宗教课程和礼拜定为必修，并辩解说，如果学生不想信教，他不必进这所
学校。②
天主教高等教育是在上海郊区徐家汇（明末著名教徒徐光启的老家）特
别设立的耶稣会奖学基金之上建立的。一位富有朝气同时不乏权力的人物马
良长期任耶稣会传教士，他是一名清政府官员，又是一位改革家。他于 １９０３
年建立震旦学院，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一所天主教大学。１９０５ 年他建立复旦公
学，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一所私立大学。这在前面已经提到。①
教会学校学术质量参差不齐。②有些大学在教学、计划改革和教员业务成
就方面成效卓著。其中有些教员是国内或国际上的知名人士。如北京燕京大
学有个新闻系，它从全国各地招生，而这个系的教员包括下列著名学者，如
中国史方面的洪业（威廉？洪），顾颉刚（民俗学），徐淑希（政治学），
吴文藻（社会学），文学方面的许地山、谢婉莹（冰心）和熊佛西，以及宗
教方面的赵紫宸。燕京由于地处北京，知名度高。当然同时还有其他教会学
校，如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前身为广州格致书院），也取得许多真实成就。
然而，无论这些教会学校的学术成就如何，它们都会发现自己处于矛盾
状态。虽然传教士的最初目的是传教，但有些传教士很早就发现传播世俗学
识也是可取的。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使他们的学校超越了改宗的界限，并使他
们逐渐致力于有利国家发展的一般世俗计划。对于大多数在教会院校注册的
学生来说，这些学校仅仅是现代高等教育的中心。学生们改信基督教的为数
不多，不足以引起注意；③他们也不会让自己脱离横扫全国的“新潮流”。事
实上，其中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在北京和上海的，④常常站在学生运动的前沿。
⑤
表 ３ 中国主要学院与大学及其分布，１９２２ 年
② 玛丽？兰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 年》，第 65 页。
① 见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
② 例如，中国官方《教育公报》第 8 卷第 1 — 2 期（1921 年 1 — 2 月）译载一篇日本报道，把上海震旦学院
列为学术质量很低的大学；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 1103 页。
③ 克拉伦斯？伯顿？戴的《之江大学：简史》记载，1930 年的调查显示学生对宗 教集会和课程不感兴趣，
只有 25％左右的大学生是信教的基督徒。
④ 属 30 年代初期最著名的学生运动中心之列的是燕京大学、沪江大学和之江大学；见卢茨：《中国和基督
教院校，1850—1950 年》，第 330—333 页。
１ 、国立大学
国立北京大学
院校
分类数目
５
地点
北京 上海 天津 广州 南京 武汉 福州 其他
×
交通大学（三个校园）①
北洋大学
东南大学（后为国立中央大学）
上海商科大学
２ 、省立大学
山西大学
鄂州大学预科②
３ 、私立大学
民国大学
中国大学
朝阳大学
平民大学
南开学校大学部
河北大学
院校
２
１３
分类数目
× ×
×
×
×
×
×
×
×
地点
×
×
唐山
太原
清苑
复旦大学
大同学院
南通大学农科
仓圣明智大学③
夏门大学
中华大学
明德大学
４ 、教会大学
燕京大学
齐鲁大学
圣约翰大学
东吴大学—校本部
—法律科
金陵大学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震旦学院
１７
北京 上海 天津 广州 南京 武汉 福州 其他
×
×
南通
×
厦门
×
×
×
济南
×
苏州
×
×
×
×
沪江大学
三育大学
院校
分类数目
地点
北京 上海 天津 广州 南京 武汉 福州 其他
×
×
福建协和大学
之江大学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文华大学
雅礼大学
华西协合大学
岭南大学
夏噶医科大学④
×
×
×
×
×
杭州
长沙
成都
总计
３７
注：３７ 所大学有 ４０ 个校园。
７
１０ ２
２
３ ４
２
１０
来源：《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１８９７—１９３１》，第 ９９—１００ 页；
卢茨：《基督教院校》，第 ５３１—５３３ 页，《中国基督教院校一
览表》。
①交通大学属交通部，向不列入国立大学——译者。
②原文如此，疑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译者。
③系哈同设在爱俪园内规模很小的大学——译者。
④３０ 年代并入岭南大学医学院——译者。
到 ２０ 年代早期基督教学院和大学曾达到顶峰。如表 ３ 所示，１９２２ 年它
们建成了将近一半的主要高等学府。这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因此
甚至在教会学校数目增长时，它们也不得不面临来自中国社会的新的挑战。
“五四”运动使中国知识分子与基督教改宗发生冲突。１９２２ 年在北京举行的
世界基督教学生联合会，在全中国青年学生中触发了一场反宗教和反基督教
运动。如胡适于 １９２５ 年在燕京讲话时指出的那样，基督教在华教育面临三种
新的困难。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人的新的民族主义精神，“对列
强的恐惧消失了，而自我意识已逐渐增强”，因此出现了恢复主权的运动，
同时相信“帝国主义列强在文化侵略上采用的方法是传播宗教和开办学校”。
第二，青年知识分子的“新认识的理性主义”会向基督教信条本身提出挑战，
要求“拿证据来！”①最后，胡适认为整个传教事业充满内在弱点。（中国的
爱国者们注意到，从学院的历史发展中看，它们是由一批有时主要资格是在
宗教方面而不是在学术方面的人员创办的。）因此胡适极力主张教会的教育
家要有办法回答两个问题：他们是否不能集中人力和物力发展少数真正优秀
① 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1925 年在燕京大学的讲话），《胡适文存》第 3 辑第 4 卷，第 728—733
页；关于有用的述评，见杰西？G。卢茨：《中国民族主 义与 20 世纪 20 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现代亚
洲研究》第 10 卷第 3 期（1976 年 7 月），第 395—416 页；又见山本澄子：《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关于
详细情 况，见叶家哲：《宗教、爱国心和中国学生：1922—1927 年的反基督教运动》。关 于反教会运动
与收回教育权之间的联系，见杰西，格雷戈里？卢茨：《民族主 义、中国政治和差会》（未刊文稿，1984
年）。
的高质量的院校，而不是发展大量平庸的或低劣的院校？他认为北京协和医
学院是一个杰出的范例。其次，教会学校能否放弃传道，用全力办好教育？
胡适认为宗教和教育二者不可得兼。②
胡适和与他气味相投的其他学者直言不讳地反对传统的教会教育，他们
认为宗教宣传危险地缺乏理性，并为之困扰。在这方面，他们与西方理性主
义以科学的名义对天启教的攻击相一致，并且也与儒家不可知论的学术传统
相一致。然而，与此同时，那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视之为新“社会科学”
的中国人，也参加了爱国反基督教运动，把它作为一般反对帝国主义活动的
一部分。到 １９２０ 年，在某些教会的圈子里，仍将排外和反基督教情绪的增长
归咎于孙逸仙和他在广东的“激进分子的温床”。①
科学与研究的开端
１９００ 年前后的几十年，中国开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多种现代科学机构
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也大步前进。参与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中外人士于是参
加到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中去，这个过程需要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较。１９１６
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建立，无疑是一个里程碑（见后）。开始强调科学知
识则是另一个里程碑。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蔡元培宣称：“我们所说的‘大学’并
非仅仅是个按照课程表授课，培养出大学毕业生的地方；它实际上是在共同
关心的知识领域里从事研究……从而创造出新知识，以便提供给国内外学者
的地方。”②
一般都同意，新知识要通过科学方法取得。到 ２０ 年代这已成为一种信
仰，即视科学观点为粉碎传统秩序，并为中国达到现代国家开辟道路的利器。
青年知识分子有感于中国在国际上缺乏成就，开始相信科学是解决这一问题
的关键。这一信仰如此深刻而广泛，以致几十年后他们仍然真诚地说：“科
学是西方文明的源泉”。③如果我们真地希望发展新文化，我们就应该特别注
意发展科学”。①
民国初年科学教育水平普遍低下，大多认为是由于许多教师在日本接受
的训练不充分。除了少数例外，总体条件直至 ２０ 年代早期才有所改进。②２０
年代中期，有几个因素导致了比较大的进步：一些大学，如南开、清华和交
通，开设了较有分量的科学课程，由欧美留学生任教；其他组织形式也促进
了科学，并随之建立起高级的研究机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外的中国学生中出现了许多组织，其中最积极或
最有影响的莫过于科学社。它是由为数不多的中国学生于 １９１４ 年在康奈尔建
② 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
① 1927 年北伐期间，青年军官们告诉杭州的一位西籍教师，一打完仗，中国将 “注意收回教育权”。戴：
《之江大学：简史》，第 56、59—60 页。参阅卢茨：《基督 教院校》，第 225 页。
②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 1049 页，《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1918 年 12 月）上蔡元培
的发刊词。
③ 任鸿隽：《五十自述》（未刊文稿，1938 年）。
① 蔡元培：《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载《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第 297 页。
② 罗杰？S。格林：《科学教育诸方面》，载卜凯等：《有另一个中国》，第 101 页。
立的。③它的英文全称为“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以便与类似的美国组织相应，但其中文名称为“中国科学社”。
“社”是一种志愿的组合，一种由活动家、精英分子领导的团体。过去士绅
们常常组织这样的团体以建立地方学校或灌溉工程，或征集民兵抵抗太平军
或广州的美国侵略军，后来着手“自治政府”的各项计划。科学社的目标不
仅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