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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页。陈立夫接着又说，在校学生减少的部分原因是一些学生参加军队或与战争有关的工作，见第 29 页。
① 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 年）》，第 22—26 页。因为得不到 10 所院校的数据，而且
有些数字只报告设备损失，此表不完全。
相比之下，官方报告的 １９４０ 年国家直接税收入仅为 ９２４４１０２０ 元。②然而
面对如此重大的破坏，学校生存下来了，并努力继续发展。恰在数量增加之
时，严酷的战时条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学术活动的质量下降。院校总数从
１９３７—１９３８ 年的低点 ９１ 所开始上升，超过了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年的水平，在 １９４０
年达到 １１３ 所。１９４５ 年战争结束时，高等院校已增至 １４５ 所，同年注册学生
增加到 ７３６６９ 名，③再次达到战前高峰年份的一半以上。
为了弄清所迁学校在八年战争期间的作用，让我们看一下其中最著名的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整个学术界顽强坚持是支撑战时教育的关键因
素。１９３７ 年秋，即当战争扩大到中国更多地方时，联大的课堂教育恢复了：
长沙临时大学以其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师生之众，于 １１ 月 １ 日开课。校舍
一部分是借用的房屋，一部分是计划中的未来清华大学农学院的校舍，恰在
长沙城外，是战前不久获得的。然而，在秋季学期结束时，日本人更迫近长
江中游地区，学校决定迁往西南边陲省份云南。没有人提问如此远距离、大
规模搬迁中的人力和物力消耗是否适当：高等教育机构显然是国家最有价值
的资源，所以只要形势允许，当然必须抢救和重建。
１９３８ 年秋，师生在云南昆明重逢（由于容纳不下，文学院和法学院已先
在蒙自住了几个月）。大约 ３００ 名学生，由几个教授随同，从长沙步行两个
月，行程近 １０００ 英里，而更大的队伍则乘车船绕道香港和滇越铁路到达。人
员会齐之时，联大随之诞生。①同时，还举行了入学考试，招收一年级新生，
以扩充来自华北的现有学生队伍。
联大教员包括中国一些最有名望的学者。到 １９４０ 年，注册学生增加到
３０００ 多人。学生的增加迫使联大于 １９４０ 年开始在四川叙永建立新生分校。
昆明的设施负担过重，既有借自当地学校的旧建筑，也有在 １９３８—１９３９ 年仓
促建起的廉价的“新校舍”。在原有的文学校、理学院、法商学院和工学院
等四个学院之外，增了师范学院，课程的范围扩大了。②蒋梦麟、梅贻琦和张
伯苓，他们分别是战前北大、清华和南开的校长，显示了政治家风度的分工
合作才能。蒋和张在重庆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与政府保持经常联系以照顾联
大的利益，而梅则在昆明负责学校的日常管理。教师努力从教，同时使自己
的学术工作适应极不相同的地理环境和知识环境。例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已
重新就职于省立云南大学，虽然有时也被邀在联大讲课，但他把对长江下游
农村的研究转移到考察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南开经济研究所切断了与华北
基地的联系，转而发掘不发达的内陆的经济。
随着战争的延续，严重的实际困难加剧了。一个长期的难题是怎样获得
图书和设备。经抢救并运到云南的远远不够，而新的供应品又难以获得，特
别在 １９４０ 年滇越铁路中断之后。１９３９—１９４０ 年国民政府提供了 １００ 万美元
为各大学购买图书和设备，但到 １９４５ 年“仍未全部到达”。政府下令中学的
② 《战时中华志》，第 189 页。根据另一计算，1936 年全国高等院校校产总值为国币 39275386 元，不及
估计损失之半；见欧元怀：《抗战十年来的中国大学教育》，载《中华教育界》新 1 卷第 1 期（1947 年 1
月 15 日），第 7 页。
③ 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 年）》，第 3 页。朱家骅：《抗战第八年之教育》，载《朱
家骅先生言论集》，第 172 页。
① 见约翰？伊斯雷尔的西南联大校史原稿。
② 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载《西南联合大学》（学府纪闻丛书之一），第 25—39 页。
自然科学课程应只用国产品作实验以便把进口货留给大学实验室，但是这些
措施远远不够。①这类物资匮乏使科学和技术科目的课程作业质量下降。同
时，图书馆书本不足使大多数大学课程严重依赖课堂笔记和基本教科书，结
果教学双方都受到严重的限制。
另一个问题是师生生活水平持续下降。由于通货膨胀恶化，教授的创造
力常被转向维持生计。政府特许教育和公务人员每月以固定的低价购买定量
的大米。②许多大学生处境更为困难。战争初期政府开始向与家庭切断联系而
确实贫穷的学生提供贷金，到 １９４１ 年 １６０００ 多名学生接受过这种帮助。③补
贴仅能使接受者勉强维持生存，整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更不用说书籍和
其他必需品了。１９４１ 年初联大有一种说法，抵押冬衣买春季用书，然后在秋
季抵押书本赎冬衣。
第三个问题虽然不那么迫在眉睫，却是最根本性的困难，那就是现政权
与自由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后者把自己视为现代中国建设者之一。建设国
家的努力现在不得不用战时极为珍贵的资源来实现，这一事实加剧了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专政之间的目标分歧。教育部长陈立夫渴望扩大自由中
国的学生队伍，并使他们信奉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希望借以阻止心怀不满的
青年转向共产党。由此产生的国民党对师生思想的控制，在联大导致了尖锐
的冲突。由于昆明物价的上涨高于其他地方，政府的配给在联大益显不足。
反对国民党独裁的联大教授从地方军阀云南省主席龙云得到支持，他阻碍了
中央政府代理人控制大学校园政治思想的措施。在这种形势下，表面上对实
际问题的分歧有可能导致观点上的分化。例如，１９４０ 年政治学教授钱端升表
达了对政府以损害人文学科为代价过份强调大学课程的功利主义部分的不
满，他说：“大学的基本目标是求知，它不是功利的。如果大学能同时生产
一些有用的东西，那是一种附属功能而不是它原来的目标”。①这个声明显示
新文化运动固有的两重性：哪一个更重要，是通过知识的追求发展个人的心
智，还是为了民族的集体目的而使用有用的知识？
高级研究的困难与高等教育类似。中央研究院的各研究所重新安置在数
处，包括昆明、重庆和四川的其他地方，在那里科学家和学者尽其所能进行
研究。１９４１ 年 ９ 月中国的天文学家组织了一次远征，到西北观察日全食。为
适应战争的需要，某些新的技术领域得到了发展，如工业化学和运输的木－
油燃料的利用。②但总的说来，战时的学术和科学工作是一种维持活动。
战后的变化
战争早已把中国高等教育驱出了具有外国色彩的象牙之塔。战后的岁月
① 《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 173 页。
② 突出的例子是诗人和联大文学教授闻一多被迫在当地中学兼课并刻、卖印章养家。见梁实秋：《谈闻一
多》，第 109 页，引自西南联大历史教授吴晗：《悼亡友 闻一多》。关于战时中国学术界大多数人的生活
状况和身体虚弱，见费正清； 《专心研究中国》。
③ 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 年）》，第 30 页。
① 钱端升是联大政治学教授；引自约翰？伊斯雷尔的手稿。钱端升后来的一部 研究专著《中国的政府与政
治》，分析了国民党军国主义的成长。
② 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第 197、198 页。
使它陷入革命的混乱之中。当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昆明学生领导反内战示威时，云
南的政治气候已在变化；云南省长龙云虽然在战时与中央政府合作，但也保
护了学术界。战争一结束，对该省的权力之争接踵而至。龙被斗败，重庆政
府以卢汉取而代之，卢同意中央政府在云南行使更多的权力。所以学生的反
内战运动使他们与国民党当局发生正面冲突，当局采取迅速行动，禁止表示
任何不同政见。在学术界和自由职业界有广泛代表性的民主同盟采取了支持
学生的坚定立场，并要求建立联合政府。１１ 月末，阵线已经分明。联大学生
于 １１ 月 ２５ 日领导了一次大会，抗议国共重开内战，但被武装军队驱散。当
时政府仍在重庆与中共领导人谈判，它断然声称反战情绪是共产党煽动的。
然而，学生们坚持斗争，１２ 月 １ 日，一帮武装分子，其中一些身穿军服，侵
入了几个校园，这时几乎昆明所有的大中学生都被卷入一次大示威的计划。
战斗爆发了，石块对抗枪械和手榴弹。战斗结束时有三个学生和一名音乐教
师被杀，十几名学生受伤。①
如果政府开始谨慎地疏远知识分子，它不会取得像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那
样强烈的结果。疏远已是一个公开的事实，同盟国胜利后不到一年，昆明正
在变成知识分子的“恐怖世界”：首先，谣传政府已列了一份“黑名单”，
然后发生了两起对两位教授的暗杀：李公朴于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１１ 日被害，而闻
一多于 ７ 月 １５ 日在一次公开悼念李的大会上发表一篇激动人心的讲演后被
害。②１０ 名民盟其他领导成员，包括潘光旦教授（清华教务长），费孝通（人
类学家，云南大学）和张奚若（政治学家，联大）立即前往美国驻昆明领事
馆避难，直到他们的安全得到一个来自重庆的特使保证为止。③
在这种变化莫测、忧虑和对现权力结构越来越不抱幻想的境况中，学术
界的主要任务是收拾行装，把学校迁回原来的校园。搬迁工作完成得极其迅
速。例如，１９４６ 年秋季学期，南开大学在天津郊外的八里台校园重新开学。
８００ 多名学生在原址恢复学习，那里 ７０％的建筑已被毁坏，但一年后恢复工作
就完成了大约 ３０％，而管理人员为重建学校仍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政府继
续执行其统一和理解的政策，把全部第一流大学，包括南开在内，变为国立。
增设和改组也在进行。例如，北洋工学院战后从陕西迁回，１９４６ 年重新命名
为北洋大学，人员被配置在两个部分，即一个理学院和一个工学院。几所教
会大学从四川迁回后联合组成华东大学，设在上海前圣约翰大学的校园里。①
１９４４ 年，拨给高等教育的经费总数已达 １８０ 亿元（１９３７ 年为 ３０００ 万元），
但它的真正购买力只相当于 １９３７ 年期间的 １８０ 万元。４０ 年代末期学生人数
较多，学校也较多，这意味着质量急剧下降。②从总体看，在战争年代数量的
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质量的提高，虽然在某些学校某些专业领域的大学教学
仍设法保持世界标准的高水平。从 １９４１—１９４２ 年开始教育部对大学员工进行
个别正式登记和任命的政策也引起了争议。③
① 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 年的政治斗争》，第 44—50 页。又见本书第 13 章。
② 《观察》第 1 卷第 1 期（1946 年 9 月 1 日），第 22—24 页。
③ 同上，第 24 页。关于全情，见叶文心：《异化了的高等学府：中华民国的高等教 育》。
① 《中华教育界》新 1 卷第 1 期（1947 年 1 月 15 日），第 108 页。
② 欧元怀：《抗战十年来的中国大学教育》，载《中华教育界》新 1 卷第 1 期。
③ 关于战后两年来的中国教育状况，见《中华教育界》新 1 卷第 1 期，第 12—13 页；又《中华教育界》
新 2 卷第 1 期（1948 年 1 月 15 日）和新 2 卷第 2 期（1948 年 2 月 15 日）的特辑。关于高等院校的损失、
１９４６ 年 ９ 月一份新周刊《观察》的出版可以被看成本世纪中期中国自由
主义分子的最后抵抗。主编储安平得到来自像十几年前曾向《独立评论》投
稿的那样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支持。为第一期《观察》写作的名单是一份高等
教育和现代专门职业界领袖的部分点名册：王芸生，《大公报》总主笔，该
报当时是一份最受重视并广泛传播的日报；伍启元，清华经济学教授；蔡维
藩，南开历史学教授；冯友兰，清华哲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张东荪，燕京
大学政治学教授；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