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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层主要由共产党员构成，这就为党对文学的支配和控制铺平了道路。然
而，３０ 年代初的中共在组织上软弱，而且为派系斗争所困扰；它无法推行某
种始终如一的党性。另一方面，左联是为左翼作家及其同情者提供一个广泛
的阵线而创立的。这样，从党的活动立场看，左联是一个吸引“同路人”的
阵线组织，吸引那些既非国民党的追随者，也非共产党的追随者的“第三种
人”作家；但无论如何，他们同情“无产阶级文学”甚于“民族主义文学”。
无论胡秋原还是苏汶，同以前的鲁迅一样，都可以罗致为同路人。而且据胡
说，确实有人试图引诱他加入左翼阵营。①
看瞿秋白和冯雪峰（用笔名洛扬和何丹林）在这场论争的总结性文章中
（这些文章显然代表左联多数成员的意见）如何解决这两个论点，是饶有趣
味的。瞿在文章里提到的党性原则，是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首
次提出的。列宁写道，党性“自然地应当贯彻在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的
创作，尤其是文学批评上”。但瞿做了一个重要的限定，他觉得问题在于党
性“是否能正确”地得到贯彻。瞿补充说，即使把它应用于左联的作家们身
上，也不应“强加于人，而应加以讨论、研究和学习”。至于非左联作家，
只要求他们“承认”这个原则。瞿还进一步为左联内部的创作自由辩护。他
解释说，“指导路线”只提出某些“总的方向”，并不构成“命令”。②事实
上，贯穿左联的历史，无产阶级文学的正确形式和内容曾经反复讨论和争辩，
但从未强制推行。
关于对同路人的政策问题，瞿秋白摒弃了那种过激的观点（“如果你不
是我们同行，你就是个反革命”），认为它是武断的和感情用事——也许间
接指激进的青年左派分子和周扬。最后，冯雪峰发表罢战言和的声明。冯雪
峰在其长文的结尾用有高度倾向性的语言，表达了他对“第三种人”所做的
如下新定义：
第三种文学，如果是“反对旧时代，反对旧社会”，虽不是取着无产阶
级的立场，但决非反革命的文学，那么，这种文学也早已对于革命有
利，早已并非中立，不必立着第三种文学的名称了。①冯雪峰的和解声明，
①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 550 页。
②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 333—334 页。
① 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 287 页。
在这场客客气气的辩论的末尾显然满足了两位挑战者——他们后来认为，他
们的战斗取得了胜利，左联被迫承认有一定的失误，并且降低了意识形态方
面的刺耳的调门。②但是论力量和影响，“第三种人”显然不是左联的对手。
胡秋原与苏汶都不是多产作家，此后不久他们就从文坛销声匿迹了。
１９３２ 年以后，左联在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没有遇到重大挑战。有相当
数量的文人环绕在林语堂的三种流行的杂志周围——《论语》、《人间世》
和《宇宙风》，而且有意“不谈政治”，强调幽默和讽刺，当然他们对左联
在意识形态上的权威不构成威胁。鲁迅对他们的攻击是有节制的，也许由于
他对“分道扬镳的兄弟”周作人，甚至对往日的友人和以前的雇主林语堂心
肠有点软。其他非左联的作家，如《现代》杂志派保持中立的立场，虽然他
们仍接受左派的稿件和建议。接着发生的关于“大众语”和“国防文学”的
论争，基本上是从左翼阵线内部发生的，而且后者几乎以意识形态上的统一
而告终。
关于“大众话”和“拉丁化”的论争
“大众话”或者“大众语”的问题，首先是 ３０ 年代最杰出的左翼理论家
瞿秋白于 １９３２ 年提出的。③瞿对于语言的关心，与他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的信
念是分不开的；由于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大众的文学，瞿顺理成章地认为它必
须为大众所理解。按照瞿的观点，新文学中所用的“五四”式白话，已经成
为充满外国名词、欧化句法、日文词组和文言残余为特征的新的上流社会用
语。简言之，它是一种被脱离大众的城市知识分子垄断的语言。瞿因此号召
进行一场新的“文学革命”，这次由正在崛起的无产阶级领导，对准三个靶
子，即残留的文言，“五四”式的白话（瞿称之为新文言）以及传统的民间
小说之中的旧白话。从这次二次革命中出现的，会是一种反映民众活语言的
新的大众话。瞿凭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偏好，自然地将这种新的大众语言的
原型想象为一种“普通话”的集合体，很像那些来自中国各地，并设法在现
代工厂里相互交往的城市工人所讲的语言。①
茅盾针对瞿的想法写了一篇批评文章。他指出城市工人的语言并不一
致，例如，上海大众的语言自然是以上海方言为基础的，其他城市里的“普
通话”则因地区而迥异。在茅盾看来，不存在全国性的“普通话”这种事物。
茅盾进一步为“五四”式的白话辩护，认为它仍有生命力，尽管需要简化和
非欧化。茅盾认为紧迫的任务是革新现代白话，并利用方言使它丰富起来。②
于是，在茅盾为维护现代白话的现实主义观点，与瞿秋白关于普通话的激进
观点之间，争论于 １９３４ 年再度开始，使左翼阵营根据瞿的总前提分成两种不
同的、但并非相互排斥的立场。有的人主张为了确立一种新的大众的共同语
言，必须完全摒弃上流社会的白话；另一些人对通行的语言持肯定态度，但
②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 549 页。
③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研究，见保罗？皮茨科维奇：《瞿秋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大众文学艺术观》，
《中国季刊》第 70 期（1977 年 6 月），第 296—314 页。又见同作者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瞿
秋白的影响》，第 9 章。
①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 360—361 页。
②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 362—363 页。
仍然希望对白话进行挽救。在达成摒弃白话中的糟粕并保留其精华的妥协解
决办法后，这场论争很快转移到是否需要拉丁化的讨论上。
瞿秋白承认，他想象中的那种普通话仍然处于形成过程之中，然而他坚
持这种普通话绝对不能被禁锢在文字形式之中。汉字复杂难学，而且也不足
以将拥有丰富多采、生动的通行口头语记录下来。另一些评论家指出，书面
的白话是北京方言的表达手段，如同先前的国语罗马字一样。鲁迅和其他一
些人认为，新的语音体系应当更为简单，而且不要四声的标记。这种新的拉
丁化汉语的体系，大概曾由两位俄国汉学家兼语言学家对苏联远东滨海省的
中国居民试验过。这种体系将是普通话的字母文本，它将完全取代许多世纪
以来的书面表意文字。①瞿秋白和鲁迅两人在承认地区性差异的同时，都相信
掌握这种语音系统仍将比掌握书写的汉字容易得多。
这种天真的乌托邦式的语言理论，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显然是无法实行的，
而且也从未有效地实行过。拉丁化的文本充其量也只是阅读汉字的语音手
段，不能替代汉字。但是事实证明，这场语言论争的其他部分却对毛泽东极
其有用。瞿秋白对五四文学的过激批评，为毛的延安讲话打下了基础。瞿与
毛两人都同意无产阶级文学的语言必须接近大众的用语。文学的“通俗化”
就这样成为 １９４２ 年毛政策的一个标志；而由瞿开始的收效甚微的第二次“文
学革命”，在延安经再次发动，效果大有可观。
关于“两个口号”之争
瞿秋白和冯雪峰在 １９３３ 年晚些时候离开上海前往瑞金，左联失去了最有
影响的两位领导，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阶段。从 １９３４ 到 １９３６ 年，左联与中
共中央机关联系不多，由于敌人拘捕和迫害，党的地下总部遭到破坏。内部
的分歧在新的左联组织领导层，尤其在周扬与鲁迅之间，鲁迅的追随者与其
他老资格作家之间加深了。①１９３４ 年，胡风从日本来到上海，并于 １９３５ 年在
鲁迅的支持下，就文学作品的原型和典型人物的解释问题，两次对周扬在意
识形态方面的权威提出了挑战。但是导致内部争吵公开化的最大事件，是左
联在 １９３６ 年春为响应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言而突然解散。这
一重大举措竟没有与鲁迅商量。
由于缺乏足够的文献，至今尚不清楚解散左联的决定是如何作出的。但
是可以推测，这个决定是周扬一派人实施的。他们希望组成一个更为广泛的
联合体，用“中国文艺家协会”来取代左联。这个团体是在 １９３６ 年 ６ 月 ７
日正式成立的，当时左联解散至少已有两三个月了。当爱国组织自发而迅速
涌现时，这一明显的拖延除表明左翼作家间的混乱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鲁迅、巴金、胡风、黄源等人被邀请加入新协会，但是他们不是拒绝，就是
置之不理。不久以后，在 ７ 月 １ 日，鲁迅等人签署了一个《中国文艺工作者
宣言》，但并未建立正式组织。左翼两派之间的对立因此更加分明。
到 １９３５ 年底，已开始出现议论反映新的政治形势的口号的文章。“国防
文学”与“民族自卫文学”和“民族革命文学运动”等词语，同时被提到。
① 塔戈雷：《现代中国的文学论战，1918—1937 年》，第 160 页。
① 关于这事全部情节的卓越分析，见夏济安：《鲁迅与左联的解散》，载其《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
动研究》，第 101—145 页。
“国防文学”作为统一战线政策的正式文学口号和协会的指导原则，其决定
可能是由周扬一派人作出的（不知是否得到中共领导的默许）。②它的确切性
可由以下两点证明：一是它源出于苏联，二是毛泽东号召建立一个“国防”
政府。但是这个含义模糊的提法，立即遭到各种左翼作家的批评。
周扬认识到有必要明确定义和平息“托派分子”的反对，于 １９３６ 年 ６
月在成立协会的筹备工作结束后，代表“国防文学”作了他的第一次公开声
明。他申斥极左派论敌思想狭隘的抽象主义，以及对日本侵略引起的新的政
治形势视而不见。虽然他仍将城市革命文学看作 １９２７ 年以来的主力，但是他
又论证说“中间立场”的作家们确实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并且应当把他们吸
引过来共同奋斗。这基本上是对中共新姿态的忠实附和，与他早先反对“第
三种人”作家的立场大相径庭。但是在急于将其口号标榜为“文学”的时候，
周扬大概超出了中共的主要政治目标，“结成一个团结的知识界舆论的强大
实体，迫使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人达成某种合作，从而抗击日本人”。①他进
而规定了“国防文学”的主题和方法：他断言，国防应当成为除汉奸以外的
所有作家作品的中心主题，而且由于“主题的问题是和方法的问题不可分离
的，国防文学的创作必需采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在随后的一篇文章
里，他甚至说（他 １９５８ 年关于“革命浪漫主义”的表白的先声），国防文学
“不但要描绘民族革命斗争的现状，同时也要画出民族进展的前面的远
景……国防文学就同时应当以浪漫主义为它的创作方法的一面”。②
周扬的“专横的”倾向，立即遭到包括鲁迅在内的文坛耆宿的反对。郭
沫若觉察到这个口号的政治联系，从日本撰文努力为其辩护，同时降低周的
文学主张的调门。他声称，“国防文学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志，而不是作
品原则上的标志”。茅盾同意这种理解，但是进一步警告说，将这个口号应
用于创作，就有面临“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险——直接驳斥周扬的指
令。与周扬想控制文学并“以一个口号去规约别人”的欲望相悖，茅盾坚持
作家在其政治信仰范围内有创作自由的特权。③
鲁迅对周扬的厌恶，甚至比茅盾对周扬的厌恶更为强烈。如已故的夏济
安生动地概述鲁迅晚年时所说，左联的解散“引发了他生活中最后一场可怕
的危机。不但要他重新阐明自己的立场，就连马克思主义，这么多年来他精
神生活的支柱也岌岌可危了”。①左联的解散，突然结束了反对右翼和中间势
力的七年艰苦斗争，鲁迅现在被迫要与从前的论敌结盟。更有甚者，“国防
文学”这个口号以其妥协性和专横性沉重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