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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时许，黔南州公安局负责人才赶到瓮安现场，在外围转了一圈，没有采取措施。
当地党委、政府和公安局主要领导人，在事件逐步升级的紧要关头，心中无数，等待观望，失去了制止事件恶化的有利时机。
正如贵州省委副书记王富玉2008年７月２日在瓮安县一次会议上尖锐指出的那样，领导机关信息不灵，反应迟钝，没有预案，麻木不仁，不负责任，是造成事件被动局面的重要原因。如果当时主要领导干部在场，如果此类突发事件有预案，及时组织党员干部到现场说服、劝阻，就不会出现以后的困难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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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缺乏政治敏锐性，事到临头无对策
在“6·28”事件发展过程中，瓮安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人，缺乏应有的政治敏锐性和处置重大突发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突发事件，坐等上级拿主意，眼睁睁看着事态不断扩大、不断升级。
在事件发生前，已有多人以各种方式向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和县信访局反映李树芬事件正在酝酿的危险，都被相关负责人搁置不问，以至事件爆发时没有任何有力处置预案。
原县委书记王勤直到6月27日在县武装部搭伙吃饭时，才听到分管领导说起这件事，但并未警觉瓮安常见的“抗尸案”会引起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只是叮嘱分管领导“妥善处理”。
而在事件逐步升级、严重恶化的关键时刻，当地没有一个主要领导敢于承担风险，敢于出面与群众对话，敢于采取有效措施，敢于果断制止。从县到州的主要领导，层层束手无策。
在“6·28”事发现场，当地不少党员干部也表现得麻木不仁、无动于衷。肖松反思说：“‘6·28’事件现场，干部队伍中存在一种回避矛盾的心态。干事的不如站在旁边看的，站在旁边看的不如在家玩的。还有这样的说法‘家事国事天下事，不问事平安无事’。很多干部党性原则丧失，正义感淡化。‘6·28’当天，有些干部在现场不敢挺身而出制止，从人群中走过的时候，怕被人认出来，用衣服挡着脸。还有个别领导人就在附近打麻将，看到出事了，叮嘱在场的人说：‘别开灯，千万不要声张’。”
早在2004年，瓮安县就发生过打砸政府机关的案例，由于当时县委、县政府息事宁人，对当事人教育了事，没有依法处置，成为以后群体性事件得寸进尺的诱因。
2004年12月14日，构皮滩水电站淹没区瓮安、遵义、湄潭、余庆、开阳、息烽等3个市（州）6个县的2000移民，串联聚集在瓮安县境内的乌江边码头，要求政府答复解决移民问题。国家长江委员会构皮滩水电站总监邱正光，省、州、县移民办和瓮安县有关方面的干部前往调解。移民提出土地赔偿标准没有达到国家新的土地法规定，要求提高赔偿标准；构皮滩水电站淹没区实行“人平法”赔偿，即按移民人口平均淹没土地标准赔偿，各县赔偿标准就有高有低，移民要求赔偿标准一致。通往江边码头只有一条独路，现场调解人员难以答复，被移民当人质堵在里面三天三夜，不让吃喝，强烈要求省长出面接见，答应解决提出的问题。
当时，原瓮安县委书记王勤在贵州省委党校中青班学习，按规定不准请假，鉴于情况特殊，党校还是准假让他赶回处理移民问题。王勤赶到现场，只见移民有的手提棍棒，有的手握大刀，有的手拿石灰粉，还有的手抓辣椒面，对立情绪如箭在弦，一触即发。王勤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将钥匙、工资卡、钱包交给驾驶员就下江边去做移民思想工作，当时什么也听不进去的移民将他也“扣留”起来。他依靠当地村委会主任和村民，找来农民的旧衣服，将被围困的干部化装成农民，利用天黑作掩护，把被围困的干部全部解救出来了。
第二天清早，移民发现被扣的干部不见了，迁怒于当地龙塘乡政府，聚集围攻乡政府。当时，黔南州从全州各地调集的几百名公安干警已经集合，州委要求保持冷静，避免与移民发生正面冲突，果断下令撤离。移民群情激奋，把乡政府给砸了。事后，瓮安县委、县政府组织干部驻乡，对照公安部门的现场录像，找打砸乡政府的移民一个个谈话，说服教育了事，没追究一人聚众打砸人民政府的法律责任。
瓮安县在反思“6·28”事件的教训时，有的干部感慨地说：“2004年‘12·14’事件虽然平息下去了，但处理失之于软，失之于宽，息事宁人，政府自己开了群体性事件冲击甚至打砸政府机关而不负法律责任的先例。”
瓮安县委书记龙长春说：“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人，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要敢于面对群众，敢于表态，敢于负责，依法行政，不能息事宁人，不能姑息迁就。”
四、权威信息“失语”，虚假信息泛滥（1）
一时间，瓮安县没有正常的、开放的、权威的信息发布渠道来满足老百姓了解事情原委的真相，没有具备公信力的信息发布可以疏导民意，老百姓伴着谣言过了一天又一天，口口相传、短信相传、电话相传、网络相传，接收的真假混杂、谣言甚至谎言等负面消息，比党委和政府掌管的新闻舆论主渠道发布的正面消息快得多、早得多、信息量大得多。新闻“先入为主”的特性，使干部群众更加怀疑李树芬的死因，激起广大人民群众对死者的同情和对政府及公安人员的强烈不满。社会不良情绪传播感染的速度，远远超过传染疾病传播感染的速度，“6·28”事件一呼百应，万众聚集。
瓮安县各级干部在反思“6·28”事件教训时，普遍感到党委、政府和公安部门，对社会政治状况信息收集渠道不畅，表现出迟报、不报、甚至失真，政治敏锐性不强，麻痹大意，甚至麻木不仁。对重要信息的发布，党委、政府和宣传部门、公安机关等主渠道，不仅发布慢、声音弱、信息少，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被动地封堵虚假信息，广大人民群众对李树芬的真正死因，一时间听不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发布的权威信息，只好打听小道消息，一时间谣言、谎言四起，在民间甚至在互联网上泛滥成灾，党委、政府、公安机关陷入十分被动的地位，舆论误导对“6·28”事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瓮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胡亁飞说：“李树芬6月22号溺水死亡，处理的信息没有及时向群众公开，也没有向媒体发布，县里办得有《瓮安时讯》周刊，每期印发3000份，有电视台、有政府网站，要是信息及时公开了，谣言就没有市场。《贵州都市报》等媒体是有关当事人请来的，连民间也知道重视媒体，我们自己却忽视了。”
胡亁飞说，现在是网络时代，群众家里只要有台电脑就可以上网，写帖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谈他个人的看法。网络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大，普及率高。“谎言只需重复三遍就成了真理”。网上谣言、谎言一时间铺天盖地，已经传遍全球。
胡亁飞说：“直到6月28日晚上才临时抱佛脚，组织一班人马被动地封堵网上有害信息。县委宣传部办公室被烧了，就在县文广局借了3台电脑，找来网络高手，以博客形式展开辟谣，对‘6·28’事件的谣言、谎言，有针对性地贴了3000多条帖子。反思这件事，如果我们及时把权威信息公开，就不会如此被动了。”
共产党从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和平建设时期，一直非常重视宣传舆论工作，瓮安县委、县政府却忽视了。事件刚发生时，官方的声音基本没有，信息主要靠人与人之间传播，谣言、谎言混杂其间，一些媒体听民众的多一点，宣传就存在片面性，随即帖子上网了，网民24小时都可以在网上，网络自由度很高，政府事后才去澄清恶意信息、虚假信息，显得十分被动。
四、权威信息“失语”，虚假信息泛滥（2）
胡亁飞说：“网络是柄双刃剑，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就像一把菜刀，拿在优秀厨师手里，能做出丰盛的菜肴；拿在凶手手里，就成了凶器。我们党管报纸、广播、电视很有经验，对网络管理跟不上，加强网络管理显得尤其重要。”
瓮安县文联副主席周应祥说：“我们正面宣传跟不上，美国、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都涌来瓮安了，我们的宣传仍然迟迟不发话。社会上、网络上谣言、传闻炒得沸沸扬扬，我们的电视台迟迟没有画面、没有声音，直到29号下午五六点钟才有声音，显得何等被动。
“战争年代一个是军事，一个是宣传，宣传以攻心为上。历史上楚汉相争中，汉军用‘四面楚歌’的计策，瓦解了项王及其军心，致使项王溃不成军，兵败自杀，可见宣传威力之大。宣传要形成大宣传的格局，民间传播方式不可小看，比方长途客车上，一个笑话可以把一车人笑抬起来。”
宣传舆论工作用于统一认识，凝聚人心，鼓舞斗志，让人民群众知道党委和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怎么做，信息公开透明，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也可以揭露、批评党委、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将党委和政府的工作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可以让人民群众了解事实真相，避免谣言蛊惑人心。
党委和政府对掌握的信息资源要进行必要的控制，以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但过度控制信息，就会导致真实政治信息缺乏，就会为虚假信息提供传播空间，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如果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迟报、漏报、瞒报甚至搞信息封锁，势必导致上级政府判断失误，甚至陷入局面失控。
有报道说参与瓮安事件的群众“不明真相”。群众“不明真相”是实，但群众不明真相事出有因，当政府失去公信力，主流新闻媒体单一乃至失声，社会缺乏具备公信力的权威信用机构，群众必然“不明真相”。不明真相的群众最容易被高度情绪化的传言所鼓动，当情绪激愤的群众聚合起来时，采取的行动势必过激，“6·28”群体性事件就这样爆发了。
反思“6·28”群体性事件“信息控制”与“信息发布”的教训，当指出群众“不明真相”的同时，必须指出导致群众“不明真相”的主要责任在掌握信息和掌握信息发布权的政府相关部门，而不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更不可能是民众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否则，既低估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判断力，又夸大了黑恶势力的能量，也掩盖了政府权威信息发布的缺位。
瓮安县社会管理存在的一大弊端，就是没有社会安全阀机制，没有健全社会政治信息收集和传递网络，乃至党委和政府掌握的信息与民间传递的信息不对称。没有预警机制，也没有社会危机应急预案和处置机制，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爆发了，党支部、村委会、居委会、社区办事处、妇女、青年、治保、民兵等基层组织一盘散沙，没有组织指挥，没有整合力，没有吸纳力，实际上近乎瓦解。
在现代信息社会，如何建立健全具备公信力的信息收集机构和网络，如何建立健全科学的、权威的信息发布制度，让公共信息真正成为社会政治发展的战略资源，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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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1）
2008年8月13日下午，一名吸毒并自称是艾滋病患者的人员，窜到瓮安县公安局大门前无事生非，用刀将手腕划破，鲜血直流，以死威胁，并在大庭广众之下高喊“公安局不公道！”引来上百人围观。刚刚经历了“6·28”事件的当班民警心存疑虑，一时不知如何处置。
瓮安县公安局新任政委周胜接到报告后，立马赶到现场，敢于面对当事人，明确表示对执勤公安人员的行为要调查，分清责任，该负什么责任就负什么责任，同时严厉指出：“吸毒人员到公安机关无理取闹，这种错误行为一定要受到惩罚！”并厉声喝令他立即把刀放下，不然就要采取强制措施。吸毒人员在人民公安的威严面前，乖乖地放下了手中的刀，答应不再无理取闹。周胜马上给他包扎伤口，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随即安排民警将他送去医院。周胜对围观的群众做工作说：“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瓮安的群众是有正义感的，请大家不要围观了。”围观群众佩服公安局领导处置得当，纷纷离开了现场。
周胜说：“警察如何凝聚民心？首先服务要到位，要与人民群众交朋友，当群众有困难时，要及时帮助；当群众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给予保护；当发生群体性事件时，要敢于面对，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