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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是作家“头脑中间还保存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个东西如果不破除，让它发展下去，那是相当危险的”。这后一种是“最基本的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文学艺术为工农，服务于工农大众，向工农大众普及，再从向他们普及中间来提高他们，这些问题也都可以解决”。总之，毛主席这次讲话所强调的文艺界的基本问题，就是一个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这同全党整风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讲话中，毛主席还指出，在文艺创作上，不仅要反对只讲艺术性而抹煞革命性的倾向，也要反对只讲革命性而忽视艺术性的倾向，应该把革命性与“艺术形态”这两者很好结合起来。
整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4）
第二次是5月30日在鲁艺。他提出著名的“小鲁艺”、“大鲁艺”的观点，提出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只在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到大鲁艺学习，这个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鉴于鲁艺曾有过的片面强调提高的倾向，毛主席说：长征经过的毛儿盖地方有许多又高又大的树，那些树也是从豆芽菜一样矮小的树苗苗长起来的。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
在毛泽东讲话时，速记员作了速记。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也在汽灯下仔细作了笔记。
毛泽东的讲话，在延安文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纷纷要求《解放日报》刊登毛泽东的讲话。
毛泽东是著作巨匠。他的著作，通常是由他自己亲笔写就。这一回，只有很简单的提纲，无法发表，他嘱咐胡乔木根据速记稿加以整理。
于是，整理毛泽东讲话稿的任务，便落到胡乔木头上。他确实是很合适的人选。他整理时，参考了速记稿，也参考了自己的笔记。他的整理稿，分两部分：毛泽东在5月2日的讲话，为《引言》；5月23日的讲话，为《结论》。
胡乔木的整理稿交给毛泽东之后，毛泽东又作了仔仔细细的修改。毛泽东的著述态度甚为严谨。除了那些命令、电报、声明要马上发出去之外，重要的、不急于赶时间的著作，他总要斟酌、推敲多遍。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将近一年——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委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召集党的文艺工作者五十来人开会，号召大家遵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凯丰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在会上讲了话。于是，延安文艺界掀起下乡热潮。
为了配合这一形势，经毛泽东同意，3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部分内容。这是《讲话》首次公开发表。
直至1943年10月19日，为了纪念鲁迅去世七周年，经毛泽东仔细改定，《讲话》才在这一天全文发表于《解放日报》。
翌日，中共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指出：
“《解放日报》10月19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通知》要求把《讲话》“尽量印成小册子”，列为“整风必读的文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讲话》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毛泽东的主要著作之一。直至1992年5月，中共中央还隆重纪念《讲话》发表五十周年。
在《讲话》发表五十周年时，胡乔木是这样评价《讲话》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268…26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历史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五十年来中国文学艺术的整个历程与毛主席的讲话密切相关。《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种谷记》、《高干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原动力》……，这一部部为人熟知的作品的名字和全国解放后众多的优秀文艺作品的问世以及它们创作的过程，说明了《讲话》对中国文艺事业的伟大推动作用。
《讲话》的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到新中国成立期间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文学事业的发展，而且我们在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讲话》主要有这样两个基本点：一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二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在这两个基本点上，《讲话》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
当然，对《讲话》也不能搞“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那一套，因为《讲话》也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必然带有其历史局限的一面。对此，应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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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5）
《讲话》正式发表后不久，毛主席说：郭沫若和茅盾发表意见了，郭说：“凡是有经有权”。毛主席很欣赏这个说法，认为是得到了一个知音。“有经有权”，即有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毛主席之所以欣赏这个说法，大概是他也确实认为他的讲话有些是经常的道理，普遍的规律，有些则是适应一定环境和条件的权宜之计。
胡乔木生前，几乎绝口未提他是《讲话》的整理者。只是晚年在一次跟他的好友晤谈时，偶尔提及此事，但也不过说了寥寥数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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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整风的日子里（1）
发出《通知》的那个“总学委”，全称是“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于1942年6月2日。
十天之后——6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曾刊登如下报道：
“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康生为副，领导全延安学习。由中央总学委会每周或两周召集一次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会，会中讨论学习问题……”
那时，延安正在开展整风运动——全称是“整顿三风学习运动”。“总学委”是这个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整顿三风，即整顿学风、党风、文风。
“总学委”成立之后，毛泽东曾对康生说：“实际工作由你做。”
于是，康生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秘书们，协助他做工作，得到了政治局的同意。参加工作的秘书们是：
毛泽东秘书——胡乔木
朱德秘书——黄华
王明秘书——廖鲁言
任弼时秘书——师哲
陈云秘书——王鹤寿
王稼祥秘书——陶铸
康生秘书——匡亚明
“总学委”召开第一次会议还决定，为了“解答各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决定成立一个小组”，“由凯丰负总责，陆定一、乔木、王若飞、陈伯达等参加这项工作”。
这样，胡乔木参与了“总学委”的工作。
邓力群在《回忆延安整风》中说此文是作者1991年12月10日接受《党的文献》编辑采访时的谈话纪录。原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延安整风，距今已经五十年。作为亲历者，回忆起那段难忘的岁月，感慨万千。延安整风，是一场用马列主义统一全党思想的运动。它锻炼和哺育了一代共产党人，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胜利，奠定了不可逆转的基础。它的历史功绩巨大，现实意义十分深远。
延安整风时，我在延安马列学院工作，是一个普通的干部；对于中央领导层的事情毫不知情。了解整风运动原委和全过程的，现在要讲权威，是胡乔木。他1942年到毛主席身边，正遇上整风，帮助做了许多事。
为了开展整风运动，毛泽东接连在延安作了三次重要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
胡乔木为《解放日报》接连撰写社论，论述整风运动的重要性，阐述中央有关整风运动的精神：
《教条和裤子》（1942年3月9日）
《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4月5日）
《自我批评从何着手》（4月6日）
《整顿三风中的两条战线斗争》（5月9日）
《宣传唯物论》（6月10日）
《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7月18日）
《报纸和新的文风》（8月4日）
他写的这些社论，差不多每一篇都提到毛泽东的见解，宣传毛泽东的观点。显然，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他是非常注意和尊重毛泽东的言论。例如，他写的《教条和裤子》，把教条跟“裤子”并列，这命题似乎不可思议。读了文中他引述的毛泽东的话，那就明白其中的内涵：
“毛泽东同志在他2月1日的讲演里，曾经说今天党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在一部分党员中间，还有三风不正的问题，于是你也来呀，我也来呀，大家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尾巴割下来呀，大叫一通，尾巴完事，那么我们的党岂不就十全十美了吗？可惜尾巴是叫不下来的。大家怕脱裤子，正因为里面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又必须用刀割，还必须出血。……”
哦，“裤子”的“典故”来自毛泽东的讲演。胡乔木的《教条和裤子》，沿着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加以发挥，加以深化。
胡乔木写的《报纸和新的文风》，所阐述的，就是毛泽东《反对党八股》的基本观点。
吴冷西曾回忆说吴冷西，《忆乔木同志》，载《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乔木同志为《解放日报》写了很多社论；给我印象较深的有两篇：一篇是《请重庆看罗马》（1943年8月21日）；另一篇是《驳蒋介石》（1946年4月7日）。前者是借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的覆亡而批判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的。那时我搞国际评论工作；没有想过借国际事件而评论国内政局；感到很新鲜。后者是驳斥蒋介石讲话的；揭露他撕毁东北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准备全面内战。这是动员解放区军民准备进行自卫反击的檄文；立论鲜明严密；文笔尖锐泼辣；痛快淋漓。那时我已知道乔木同志是毛主席的秘书；感到他一定从毛主席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在延安整风的日子里（2）
1943年10月11日，胡乔木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作报告，题目是《关于人生观问题》。这是他配合整风运动的逐步深入，要求中###员和干部们“进一步从世界观上求得改造，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
胡乔木的报告，共分三部分：
（一）没有阶级观点行不行？有没有人没有阶级观点？
（二）有了阶级观点究竟哪一种好？
（三）怎样由这个阶级观点转变到那个阶级观点？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从写社论到出面作长篇报告，表明胡乔木在延安的地位不断提高。他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整风会议，进入了中共中央的核心层之中。1942年，当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凯丰生病期间，胡乔木曾一度代理这位代理部长的工作。
读书成了毛泽东和胡乔木的共同爱好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是非常勤奋的。他的一系列重要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等等，都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写出来的。延安的图书匮乏，毛泽东总是千方百计寻来阅读。
毛泽东在1943年12月10日，曾给秘书胡乔木写一便函，反映出他求知的渴望：
乔木：
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我曾看过的一本赖也夫的社会学，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
毛泽东12月20日
毛泽东所说的“猴子变人的小说”，也就是苏联科普作家伊林和夫人谢加尔合写的《人怎样变成巨人》一书。毛泽东要胡乔木找这本书，因为他在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内中有一节《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毛泽东提到的另一本张伯简的《社会进化简史》，1925年由国光书店印行。张伯简是中共早期党员。
还有一本《唯物的社会学》，是赖也夫斯基著、陆一远译，1929年由上海新宇宙书店出版。
毛泽东1939年1月28日在延安的演说中，曾说过一段他的“读书观”：
“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胡乔木本来就喜欢看书。在毛泽东身边，受毛泽东感染，便更注意读各种各样的书。后来，读书成了胡乔木最大的兴趣爱好，他甚至同时看五、六本内容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