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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国际上的“中国通货紧缩论”者高估中国出口产品对全球商品市场造成的价格冲击，其实，日本从中国的进口额仅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2％不到，很难说中国引发了日本国内的通货紧缩。同样，来自中国的进口只是美国商品进口总额的10％，或者说只是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多一点，不会影响到美国总体价格水平。
（3）引发中国的经济泡沫
80年代后半期，日元升值引发了日本经济泡沫，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导致了日本经济长达十多年的经济衰退。
如果人民币升值，则以美元表示的国民财富迅速增加，股市和房地产价格会持续上涨，引发泡沫经济，两极分化继续。经济表面繁荣的代价就是：进口增加，出口减少，国内生产企业遭到进一步打击，最终可能导致财政危机、外汇危机和货币危机，那时通货紧缩就可能转变为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导致人民币大幅度贬值。
日元升值阴谋的制定者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警告说，人民币升值将导致投机盛行，从而对经济发展造成致命打击。他认为，对中国而言，未来几年最好的汇率政策不是其他，而是继续实行盯住美元的政策。
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蒙代尔针对国际上某些国家对中国施加压力，鼓吹人民币应该升值的问题发表了自己观点。蒙代尔先生认为，美国、日本官员认为中国人民币应该升值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他们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有两个论点：一个是中国贸易账户出现顺差很大；一个是人民币外汇储备增长很快。但是贸易账户的顺差跟人民币升值之间并没有确定的关系。以美国的历史为例，美国经济20世纪90年代贸易逆差很大，并不意味着美元应该贬值，美国财政部一直强调应该保持强势美元。第二就是外汇储备的增加。但是外汇储备的增加并不表示人民币的汇率过高，中国外汇储备增加并不是经济运行处于不均衡状态造成的，这说明人民币汇率是符合经济运行平衡的。
蒙代尔认为，人民币升值不太合适有八点理由：第一，中国人民币不是可兑换的，慢慢地放开人民币兑换的范围，同时保持人民币的汇率稳定，这样可以减少市场对于汇率改变的压力。第二，人民币升值会加速中国的通货紧缩，对中国经济造成更大压力。第三，人民币升值会减少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如果人民币升值，外国直接投资会减少。第四，人民币升值会降低利润率。第五，人民币升值会减少经济增长。第六，人民币升值会增加失业压力。第七，人民币升值会增加财政赤字。第八，人民币升值会导致人民币政策的不稳定。人民币目前的汇率是适合的，既不要升值也不要贬值。
蒙代尔在北京多次表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明智之举。他认为，一个对外汇兑换实施控制的国家永远不必将其货币升值。政府应该做的是放松他们的控制，逐步朝着货币自由兑换的方向发展。“将人民币升值是一个糟糕的主意，它将加剧而不是防御中国经济的通缩，中国政府应当汲取日本的教训。”
中国遭遇反倾销贸易战
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激增，2002年8月达到单月顺差108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美国的第三大商品和服务供应商，仅次于墨西哥和加拿大。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电脑零部件、电视机和其他高档消费品的数量增长很快。
中国产品大量进入美国引起了一大批美国公司以及它们在国会的支持者的不满，这让他们回想起当初日本产品大举进入美国的情形。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加里·赫夫鲍尔说：“中国进口产品数量激增，更为重要的是，它们面对的是高消费阶层，日本的贸易战早晚会卷土重来，不过这次是和中国之间展开的贸易战。”
在2002年，美国的所有反倾销诉讼案中，有1／5是针对中国产品的。有些美国公司指责中国不遵守加入WTO时所做的承诺，如关于向美国金融服务商开放国内市场的承诺，它们要求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措施，就这一问题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指控。
但是中国出口商品中几乎有一半是由外资企业制造的，引发美国人不满的许多中国进口产品往往来自美国大公司投资的中国公司。美国阻止中国产品出口的做法也经常会损害美国在中国公司的利益。例如，在2002年6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支持了美国公司的诉讼，对中国制造的金属桌椅征收反倾销关税。这一做法使得美国著名的办公用品供应商Officemax公司被迫放弃与中国合作设立公司的计划，转而与成本较高的台湾公司合作。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实力被美国媒体过分的估计，使美国人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于中国。
在2002年度，美国的贸易逆差飙升到4703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该统计数据一出台，布什政府马上就指责日本﹑中国和欧盟严重的贸易壁垒是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003年各国贸易壁垒报告》中将51个国家和3个贸易集团列为对美国出口施加各种障碍的主体。在这份422页的报告中，涉及日本、中国和欧盟的内容分别达35页、30页和29页。
报告指出，过去三年中，对美贸易顺差最大的中国需要作出进一步的努力，实施其2001年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承诺的市场开放措施。虽然中国去年在履行入世承诺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某些领域尚存在严重问题，在这些领域要么尚未采取措施，要么措施还不够充分。
1、中国纺织品遭遇多国阻击案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贸易国，是影响全球纺织品服装贸易的重要力量，出口额占全球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的1／7以上。2002年，我国纺织品出口超过600亿美元，占全国商品出口总额约20％。
目前我国纺织业（包括服装业）的国际依存度约在40％以上，如果剔除部分来料加工贸易，实际的国际依存度也在30％以上，而服装业的国际依存度更是高达50％以上。据测算，我国服装出口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全国服装生产就要下降个百分点，全国就会有万人失业。
2002年是中国加入WTO的第一年，加入WTO给中国纺织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根据WTO的规定，许多纺织品的配额限制被取消。毫无疑问，2002年是我国纺织品出口一路高歌的好年景，出口超过60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大纺织品出口国。
正所谓树大招风，2002年以来，中国纺织品在全球遭受到的各种贸易壁垒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
首先，我们来看美国对中国纺织品的阻击。
（1）美国要求对中国纺织品出口重新设置限制。
2002年9月，ATMI（美国纺织品行业协会）向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对从中国进口的5种已经取消配额限制的纺织服装产品针织布（类别222）、手套（类别331／631）、胸罩（类别349／649）、袍服（类别350／650）和行李箱（类别670）重新进行设限。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会长王沈阳于2002年11月致信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主席里奥纳多先生，代表当时的4200多家会员企业（至2002年底，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会员数已经达到4700家）对此事表示极大关注和担忧，强烈反对美国政府对中国出口的纺织品服装采取任何新的限制措施。
中国外经贸部有关官员在2002年11月份接受国外媒体采访时，也就此事郑重警示美国政府，重新设限是“不公平的”，它“将损害中国在全球新一轮贸易谈判中的积极合作”。
目前此案结果如何短期内难有定论，但是ATMI在中国加入WTO仅仅9个月、纺织品配额限制才取消了1／3的情况下，就急不可耐地向中国发难，这表明美国对中国纺织业的重大影响。
（2）美国启动“332条款”调查。
就在ATMI刚刚提起对中国纺织品和服装施行特别保障措施申请后不久，2002年10月11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应美国贸易代表的要求，展开新的一轮“332条款”调查，研究制定“纺织品出口国情况报告”。“332条款”调查往往成为启动未来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的“先兆”，所以美国此次启动的针对纺织品出口的调查，将会对2005年取消配额之后，美国针对“激增”的纺织品进口可能采取的措施产生铺垫作用。
（3）美国想推翻纺织品和服装协定。
2002年3月，美国纺织品行业协会正在设法联合各纺织洲的国会力量以及纺织工人组织，扩大支持者范围以壮大声势，对贸易议题进行施压。对于纺织品，初步提议认为可以针对WTO纺织品和服装协定分阶段取消配额限制的规定予以推翻，并认为因部分出口国大量倾销纺织品到美国，致使加勒比海、非洲及拉丁美洲国家的利益受损，因此如果能将配额重新分配给非洲及加勒比海国家，既有利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可以防止纺织品大量进口危及美国经济，预计此项提议将可获得国会黑人团体以及西裔团体的支持。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主要是冲着中国来的。有评论人士指出，在中美钢铁贸易争端之后，下一个热点就是纺织品。（4）美国在一些区域的优惠安排，使得中国纺织品对美出口受到不利影响。
其一是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已经导致我国在美国纺织品服装进口市场上的位置先后被墨西哥和加拿大超过，占有率从1996年的下降到9％左右。
其二是美国国会通过的加勒比法案和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法案，使得这些地区对美纺织品服装出口快速增长。
美国并不想让中国加入WTO后更多地得到纺织品贸易机会。
第二、日本对中国毛巾进行紧急进口设限调查。
2003年4月，中日两国的毛巾生产企业将面临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第三次裁决，以决定是否对中国出口日本的毛巾实施“紧急限制措施”。中日的毛巾贸易已经在各种交涉中度过了22个月。耗时之久、有关方面投入的精力之多，在近年来中国的纺织品出口贸易中都是罕见的。
2001年2月26日，日本毛巾工业联合会上书日本政府，要求对从中国进口的毛巾发动紧急进口限制措施。他们的理由是：大量中国低价毛巾进入日本，对日本毛巾生产行业造成毁灭性打击。为了日本企业的生存，为了取得企业重整旗鼓的时间，该联合会希望政府按有关规定启动“紧急进口限制措施”。
2001年4月16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开始启动调查程序。
日本利用小小毛巾做文章，立即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关注，外经贸部新闻发言人高燕在随后不久的一个记者招待会指出，中方坚决反对日方采取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措施。
代表着4700家中国纺织品出口企业的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在解决中日毛巾贸易争端中发挥的作用无疑是举足轻重的。从2001年4月开始，商会王沈阳会长先后三次率团赴日与日本毛巾工业协会进行交涉，阐明中国毛巾业界反对设限的理由，表达与日本业界对话和合作发展的愿望。
同时，商会还分别于2001年8月、2002年6月、10月三次召开“对日毛巾出口协调会”，并专门成立了输日毛巾协调组，就适当控制出口数量、制止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达成了行业决议。
经过一系列努力，2001年7月以后我国对日毛巾出口增幅明显下降。
日本毛巾紧急进口限制调查也损害了日本在华企业利益。日本经济产业省启动调查程序之后，由7家在华投资的日本毛巾制造商组成的“在华投资毛巾企业联络协议会”有关企业及日本相关群众5750人联名上书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坚决反对日本限制中国毛巾进口。
这份请愿书阐明了以下七个方面的反对理由：1、限制进口将使在华投资的相关日本企业陷入经营困境；2、对中国产毛巾制品实施进口限制，并不能遏制日本进口毛巾的势头；3、目前日本毛巾产业的变化和危机是长期性的结构问题，对中国毛巾实施进口限制并不符合产业发展的宗旨；4、此次限制进口申请反映的并不只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更是日本国内毛巾生产商之间的矛盾；5、日本政府应从整体的社会政策和就业政策等方面而不是通过解决某个行业的问题来解决目前全国的经济问题；6、对中国实施进口限制措施，是与日本国内外利益和中日两国利益相悖的；7、限制进口措施的实施违背WTO精神。
在中国的压力和日方在华企业的要求下，日方调查三次延期。2001年10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将对中国产毛巾制品的紧急进口设限调查延期至2002年4月份，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