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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学说认为，萨巴人是《圣经》里“古实”的后代，其特征为身材高大、富有号召力，生理方面既有卷发者（woolly…haired）也有直发者。今天的中国人身材不算高大，但头发正是如此：既有直发的也有卷发的，但卷发者属于少数。
有人说萨巴人是闪族人，也有人说他们属于含族。多种迹象显示他们皮肤不白，换句话说是深色皮肤。在埃塞俄比亚史诗《王者的荣耀》（the Kebra Negast①）中牧师向“萨巴人”说：“Ye are black of face … but if God illumineth your hearts， nothing can injure you”。
由于地理上的相对隔绝，萨巴王国从一开始就度过了500年最初平安富足的生活。示巴女王不是开国之母，其前至少有5位国王，包括“Iti'amra”和“Karibi…ilu”。可以肯定这个王国应该建于公元前11世纪，与中国周朝基本同时开国。示巴女王本人出生于公元前1020年的俄斐（Ophir）②。尽管“萨巴王国”建国于公元前11世纪，但示巴显然来自一个更加古老的王族，很可能与麦因王国的皇室有亲族联系，根据另外一个信息源，她之前还有97位国王，那些人肯定不是萨巴王国的国王们——这个现象让我想起前面有关“夏商周”祖先“Qi”的分析，假如三朝同祖确实其中的某些计算结果是不同的，中东这里也一样，看你从哪里算起。
《王者的荣耀》指出，古老的法律条文规定了萨巴统治者必须是女性，而且必须是处女。据说“萨巴王国”的千年统治都是女性。这也是示巴女王觐见所罗门时是个处女的根据。不过也有人说尽管示巴女王的母亲是个女王（Queen Ismenie），但他父亲也做了国王，在公元前1005年父亲死后她以15岁登基，维持了6年处女之身，随后统治了萨巴王国40年①。一般来讲她那时还没有结婚。②
“萨巴王国”时期女性地位如此特殊，竟然只有她们才可以为王，并且她们可以一妻多夫。看到这里许多读者可能都想知道中国三代时期的妇女地位如何。假如一致则我们的证据又多了一分，假如相背，则我的整个推理有可能是错误的。
很快我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确认，即便是正统的历史教科书上也告诉我们：商代时期的妇女地位非常高！我还幸运地碰到两位专家，他们告诉我这个问题已经是定论，无须继续考证。
我甚至得寸进尺，产生了疑问：中国“三代”的统治者真的都是男性吗？尤其是商武丁时期，为什么至今发掘出的商代最大墓地却是位女性？“武丁”有可能就是“妇好”本人吗？或者这是她的两个不同名字与封号？同期的示巴女王就有许多不同的名字，她最常见的名字叫“Makeda”，她名字还可以是“Magda”，“Maqda”以及“Makera”。
无论这个猜测结果如何，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妇好墓的陪葬之丰富大家都认为可敌君王，这一事实曾经使男尊女卑了2000年的中国人大吃一惊，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女人为什么会得到如此的宠爱？如此多的财富被陪葬那么这个国家到底还有多少家底能让国王陪葬？最让考古学家惊奇的是，从许多迹象看妇好是位领兵打仗的“将军”。现在的问题是，她真的仅仅是位将军呢，还是学者们实在不敢往别的地方想而遏止了想象力？她为什么不可能同样是位女王呢？一个国家放着那么多人不用为什么偏让一位娇弱的王妃出去打仗？
商朝开国之母“简狄”为一女性，夏朝也有迹象显示开创者为女性，因为国性为“姒”。联系到萨巴王国的女王传统，这些紧密联系不可小觑。以前有人把这些解释为母系氏族公社，看来也可以有其他解释，这两人就是女王！后来我们看到的三代庙号，都是在东周或汉代之后按照当时的伦理或社会逻辑的重新排序，未必是真相本身。
不过对妇好是国王的推测连我自己都承认依据不足，因为妇好墓没有墓道，是一个长方型墓坑，而一般的君王应该有四条墓道。并且据说从甲骨文中已经推测出武丁有三妻，妇好只是其中之一。不过我还是愿意存疑。古埃及的哈特苏普女王死后，人们由于不满她的统治而砸毁了她的许多雕像，那么一个具有复杂身份的妇好可能死后也会有折中的安排。或许妇好的首领地位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武丁成了傀儡？这也是一种可能。另外，有四条墓道的皇室风俗还不知道是从哪代商王开始的。假如是从妇好之后才开始的呢？起码我还没有听说过夏朝有王墓发掘过，所以夏朝可能根本不存在“墓道”的说法，商朝的墓地大规模发掘似乎也是出现在殷墟①，并且也正是在殷墟王陵发现了带墓道的“十”字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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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女性的示巴女王（2）
关于墓地的形制，全球似乎在早期都是按照人的体形做为长方形的居多，这比较一致，因为太一致了所以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困难——这有可能并非是相互习得，只有特殊的发现才有是有价值的。那么我们的注意力就应该放在墓道上面。
我没有专门细致的研究，粗略的感觉是，有关墓道的出现似乎是随着青铜器文明而出现的一种新生事物，大约在4000年前后，在欧洲有比较明确的“十”字墓道，中国则是在后商时期“突然”出现。
我尚未获得古埃及的墓地有标准的“十”字型者，但是肯定有“墓道”，并且是非常长的墓道，这一点到著名的“国王谷”（Village of King）去看就明白了。以3000年前的拉美西斯二世前后为例，只要是国王就会有一个拉着长长墓道的独立的国王墓，这似乎符合中国人所说的“中”字型墓。那些隧道因为很长像笛子一样，这些国王的墓就被称呼为“笛穴”。并且很明显隧道的长短与身份和威望有直接的关系，比如嫌疑在18岁就被暗杀的国王图坦卡蒙隧道依然保留有，但短得很，但一些威望很高的国王隧道要长数倍，最长的会达到几百米长。除了墓道，内部墓室也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一些变化。还有一个情况也符合中国的形制，王子们就埋在父王的附近，他们整齐排列，整体看上去与中国的殷商格局极其接近，即父王独占一个大墓，而旁边有一片排列有序的小墓。中国的殷墟墓地除了大墓一般认为是王，小墓还不清楚是什么人，而古埃及那里则已清楚，那些排列清晰的群墓就是王子们，由于拉美西斯二世一个人就有99个王子，所以他的孩子们的墓地占据了一大片——或许根据每个国王的实际孩子数目以及这些墓地之数目会获得一个差额，而这个差额很可能就是外派王子到殖民地做总督的数目，当然他们不一定是到中国去做总督了。
除了这些巧合之外，古埃及人是在大约16世纪从托特米斯一世（公元前1545——1515年）这里开始彻底抛弃金字塔建筑改为墓地的。而中国的墓道突然出现于后商，与埃及的这个国王带细长墓道的风俗之间有200年左右的间隔，很符合文化传播的规律。不过它可能还说明了其他一些可能，比如后商以墓道的使用表明了它的“独立”立场，有过之而不及，中国人甚至使用了四条墓道，埃及国王的那种墓道成为一般小王的形制，这是一种报复还是一种发展还不清楚——但这并不表明中国人是由埃及人直接统治的，但是可以表明直接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是，这些“新王国”时期的墓地都建立在尼罗河的西岸，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古埃及人称呼人死为“到西方去”，中国人同样称呼人死为“上西天”，这个说法或许是通过印度等地传过来的，但不可忽视从古埃及发源的这个可能；那么实际上由此我们还可以推论，中国人“上西天”的说法很可能是从公元前16世纪前后就传入中国。这一墓葬改革也可以联系东亚与东南亚的悬棺来考察，因为“国王谷”的墓葬改革实际上是为了避免盗墓贼的骚扰，他们一般都隐藏在悬崖群山之中，入口多在半山腰，所以也被称呼为崖墓。当然中国的悬棺出现得更早，但这个问题依然是有追索价值的。有关这个话题的最后一个应该引起注意的事实是，这个时期古埃及墓地与殡葬礼堂之间有很远的距离，最远的可能有1公里，中国后来的帝王墓制似乎也有类似的安排。
中国的所谓“墓道”之说是在后商开启。我认为它应该是借鉴或者有什么特别的原由才做如此设计的。除了古埃及文明的影响以外，很可能有宗教的一些诉求，或者是犹太教的“十”字或者是太阳神的“十”字，甚至与“示巴女王”有关吗。
“示巴女王”的名字有另外一个含义是数字“7”。张光直先生曾经说过，史前中国地区最多发现的数字是“7”。大家知道在史前符号中就中国区域“十”就是“7”，而“墓道”以“十”为王者之尊实际上就是对“7”这一数字的尊崇，表示只有享受这个标识的人才是与“示巴女王”有同等荣耀的人。同时，中国人对于“七星”的特别崇拜可能也与“示巴女王”有关吗？①
中国的鼎在三代时期有着严格的规定，以其大、重、量多为最尊贵的标志。但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青铜鼎“司母戊”竟是专门为一位王母制造的 ①，它说明了商代女性具有的尊贵地位，甚至可能是“最高”地位。那么她们的地位高到何种程度？我们是否应该重新检视先秦列王的性别？
妇好时代距离《圣经》中的示巴女王只有三百多年，假如是同根则她们之间的许多传统会很接近。我当初推测来自红海岸边麦加的夏甲是中国夏朝开国之母时，曾经遭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其中一个理由是：古代女人有那么高的地位吗？现在看来政治地位已经不成问题，古代的中东女人可以为王，她们来到中国照样可以为王②，即便不能为王做个将军看来已经不成问题。看来三代时期的许多文化特征与后来历史时期并不一致，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些不一致？假如三代时期是一致的，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割裂现象？具体什么时候产生的这个变化？这些都是将来必须回答的问题，并且在解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一定会有新的发现。
“萨巴王国”占星术占统治地位，所以这些女王顺理成章地必须是熟练的占星家和宗教领袖，必要时还要自称是“太阳神”，更多的时候恐怕是“月神”。
作为女性的示巴女王（3）
中国的商武丁就是位占卜能手。有人可能问为什么也门附近现在没有发现甲骨占卜的痕迹，我说他们可能被后来人彻底焚毁了，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是###教都是激烈反对占卜的。而也门附近的犹太化是从示巴这里的3000年前才开始的，也就是从中国的周朝才开始。在中国发现的甲骨中有来自亚丁湾附近区域的龟骨，起码说明示巴之前的阿拉伯海区域的人们并不反对有人占卜。中国同期发掘出的海贝出产地最远的是南非。但是，中国地区的龟甲占卜最大可能是沿袭了部分中国当地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这一点不一定是从红海带过去的传统，从河南贾湖的考古看，中国的龟甲使用习惯远远早于商朝。 商朝很可能融合了几种文明，起码有当地的与外来的。也门一带的星宿崇拜可以导致中国的星象命理学的发达，但这一流派与龟甲崇拜如何并列发展，目前还不清楚，不过从“摘星楼”看一定也是重要的一方面。
中国的考古学创始者李济曾经说过①：殷商时代的中国文化……发展的背景，我们认为是一种普遍传播在太平洋沿岸的原始文化。在这种原始文化的底子上，殷商人建筑了一种伟大的青铜文化。而青铜文化本身却有它复杂的来源。在这些来源中，我认为是与两河流域——即中央亚细亚有密切的关系，若是我们把欧亚非大陆，在最近1200万年所经过的变迁，及动植物移动的历史弄清楚了，这一现象可以说是并不奇怪。史学家研究这一阶段文化，所面临的最要紧的问题，一部分是要如何把殷商的考古材料与史前的考古材料比较贯穿；同时要把苦于不能解释的部分，找出它们可能的来源，这些问题，在我们看来，都不是凭想像所能解决的。它们的解决，需要更广阔的田野考古工作，及更深度的研究工作。
从这位考古学家的逻辑判断，如此广泛的一种文明底色应该是海洋文明，而且它与两河流域有一定关联。临海而辖交通要道的萨巴王国也符合这一条件，不过在我的下一本书里，我要将这一问题扩展到整个腓尼基人那里。
著名历史学家约瑟夫斯（Josephus）认为，示巴女王实际上是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女王Nikaulis。或许这是个误解，但却向我们指出了埃及与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