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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先生在《青铜挥麈》275页这样论述三代时期的王族发展：
在王族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会产生某种需要，得让族中一位男子离开王都，到外地去建立新的城邑。他或许是王的手足，也可能是王的叔伯或堂表兄弟。大批人民会随他出行，这或者为了减轻人口压力，或者为了开垦新的土地，也可能是去戍守边防。无论何种原因，他离别时都要带走以下物事：（一）氏族的关系和徽号；（二）属于一个或几个氏族的数群宗族成员，他们既是农业、手工业劳动，也是兵士的来源；（三）对于新领地的管辖权；（四）标志新政治单位的新名称；（五）保证他同太宗的仪式联系得以延续，并作为他新独立地位象征的仪式符号和道具。他将在新领地中建立新的宇宙，最后还要把自己的牌位放进去，以作为新宗族创立者的标记。于是，一个新的支系开始繁衍。作为次一级的宗族，它必须对自己原来所属的大宗表示归顺。它的政治地位和仪式地位也相应要低一等。这种分化过程还会重复，从而形成第三级、第四级和以下各个支系。
但族从以色列的分裂正是类似的情形，把但人当作类似的情形推测还会解开前面其他的许多疑惑。比如，当但人从以色列离开时，带走了大批人，他们是可以保留他们的氏族称呼的比如“但”（Dan），所以我们在周人祖先里发现好几位叫“旦”（Dan）的人，但是他们的朝代却被称呼为“周”（Jew）；表示对于上一级宗族的归顺。
在我的整体推测中，“三代”中的夏商周曾经属于同一个宗族，不管有多少其他民族的联合与加盟，他们来自亚伯拉罕的这一根系是统一的，并且是主流。
夏之离开以色列正是第一次的分化，留在原地的正宗是以色列。后来的“以扫”也是同样的原因被分化出来。但是以扫的支系地位高于夏人。所以当“以扫”的家族来到东亚时夏人必须款待和迎接他们，因为“以扫”属于王族出身，夏根源上就不是，母系是妾。夏商并非礼让对方以政权，政权的交替还是经过了复杂的武力比拼。
后来“但”家族出现于东亚时，假如他们打着“以色列”或“Jew”的旗号，以扫按照宗族就必须让着“但人”，因为“但人”尽管并非在同代人里面属于王族，但他们是雅各的直系后代，身份还是比以扫更高。这点还需要研究，到底是王兄的身份高呢还是王之庶出的身份高。下图可以显示三代之间的可能关系：
看来当时的宗族制度非常严格，这保护了战败者都没有被赶尽杀绝，他们一旦表示投降让位就可以被保留下来，甚至当权者会与前朝战败者结亲，原因是他们具有高贵的身份地位，比如在某些情况下为了不降低身份周人还会与商人后代的宋国君主联姻。
周朝开始后，可以判断狭义上的“犹太”家族在但人站稳脚跟之后也来到了周地，并且具有很高的地位，以至于国家被称呼为“Jew”。因为在总根系上当时最高的统治者是“Jew”，但人尽管可以保留自己的姓，但是王朝却为了表示归顺于“天”就叫“周”。这合乎上面张光直先生的表述。
周朝的“昭穆”两元制很可能与这些有关，比如“昭”代表犹太人，“穆”代表搀杂有一定阿拉伯色彩的但人；或者是但人代表了Jew，而另外一个支系是阿拉伯萨巴贵族。假如以上的推测是正确的，夏商两朝就属于穆人，因为在《圣经》里，夏甲是阿拉伯人的祖先。
从这个意义上，我更赞成三代是一种错落存在的关系，既不是同时出现于中国，也不是互相的突然取代。甚至，每一代分化出来的新人，比如商与周人，来到东亚时，都引起了上一带同宗者的高度警惕，或许新来者本来就带着“老家”的君命也是可能的，命令前者让权于后者。但是从传说上并非如此，例如封神榜之类的演义，显示出商人的无德逼迫周人推翻商人，事实如何就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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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周”的关系（2）
需要说明的是，三代即便如此，也不能说中国人就全部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中国境内三代之前有人存在，而且即便在三代期间其统治阶层中也不全是以上提及的亚伯拉罕后人，情况会非常复杂，我们只能提出以上主线，并在这个之上去推测人种的问题。
假如确实是但人成为周朝的主人，并且他们在周前就来到中国发展，那么他们肯定带来了新的宗教，不同于商朝祖先遗留下来的宗教。由于商人很可能是任何神灵都拜的人，所以除了以前他们知道的神灵也欣然接受了但人带来的新宗教，并且这个新宗教很可能还是强加于他们的，因为那可能是“天命”。
为什么商朝武乙曾经射天辱神，许多人认为不太合理。其实套入以上的模式就可以推理。原本商朝是信仰自己的萨满神灵的，突然在3500年前一神教出现，尤其是但人与犹太人的到来打破了商人的宁静生活，而且带去了他们一点也不愿意接受的新神棗所以在考古中会发现商人既信仰“上帝”同时又有多神崇拜。最让商人不高兴的是，很可能但人对他们提出了一些过分的政治要求，甚至狐假虎威对他们造成了危险。然而在严格的宗族制度下，商人必须听命于后来者，所以会忍气吞声，但个别统治者会带出情绪来。武乙是商朝倒数第四个商王，距离商朝灭亡的时间已经很近了，此时商周的矛盾公开化，所以射天辱神就不仅仅是对神的不满，而是一种影射。
从这里再一次扯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秦始皇对于周人的愤恨可能同样是与武乙类似的心理。秦这里表示着中国文明的成熟以及与中东的断根，实际上这是一种对旧的宗族制度的挑战。而秦王朝之所以那么快地灭亡，也可能不简单地是大家看到的景象，恐怕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广泛冒犯旧贵族的问题。
当然以上是猜测，部分比较有说服力，部分就比较牵强附会了。
《圣经》挪亚与中国女娲
根据目前暂时掌握的情况判断，中国“夏商周”的起源主要来自中东红海两岸。家谱可以参考我的《向东》一书，与今天中东国家的对应则基本如下：夏朝发源地在沙特阿拉伯，周朝的发源地与红海南段的“萨巴王国”或“所罗门王朝”有关。商朝可能与以上两者都有一定的关联，但我更倾向于它同时是一个与“商业”有着特殊联系的王朝，“商”这个称谓可能并没有其他的高深来源，仅只因为“商业”。①
以上区域由于当时在古埃及帝国的边缘，深受古埃及文明影响，从语言文字到政治宗教，皆可参照古埃及的历史进行中国“三代”研究。舍博就约，中华文明假如主要指“夏商周”开创的文明，基本上可以说中国文明属于“埃及文明板块”。但由于阿拉伯半岛夹在“两河流域”和埃及之间，所以来自红海的中国文明实际上兼具以上两大文明的特点，但埃及文明为多，因为埃及直接面临红海。中国文明整体有明显的红海特点。
夏商周应该是一个善水民族，所以确定中国地区的“西来”陆路成立之外，东部的海路也是重要的通道，尤其是商朝来自沿海山东更说明了这一点。
从民族构成看，“夏朝”可以描述为希伯来人后代，也属于一般所谓的早期阿拉伯人，具体为夏甲与亚伯拉罕之后。“商朝”与“夏朝”有所不同，其父系依然为亚伯拉罕，但母系可考虑为《圣经》中以撒后代。该王朝与阿拉伯南部地区的“麦因王国”有关，其成分除了以撒后代之外，还有挪亚支系的“盖哈坦”人。以上两朝全部为挪亚之后闪族人，与今天的以色列人共祖但不同族。中国“周朝”主要建立者为3000年前曼德海峡两边的也门人与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估计人种上多有黑人。
综合看，中华文明为挪亚子孙所建。中国地区的部分神话传说应该来自中东。所谓中国人为“女娲”后代可能为一讹传，“女娲”（Nüwa②）实为“挪亚”（Noah）；换句话说“女娲”不是个女人，是个男性祖先。并且中国这一传说应该是捏合了亚当与挪亚的事迹最后合二为一。其中的“七崇拜”痕迹明显提示了西方《圣经》的根系。
我曾经推论的“远古战争中长期杀男留女的混血结果”使今天的人们更接近于中国“三代”之前的土著，后来中国人无论是什么种族实际上都会很快湮没于最古老的居民之中，因为他们数量最大。我最近还找到一个人类学的支持。台湾学者李光周先生是李济先生的公子，他曾经研究恳丁遗址的网坠与纺锤，结论是，男人打渔专用的网坠变化很大，而女人专用的纺锤却相对稳定没有变。“他推测男人可能是从各地来的，女人是本地生长的”①。并且，在欧洲也有类似的习惯与例证。比如在爱琴海附近的征战中，希罗多德说，“那些先驱者不带女眷，他们杀光了当地的男人，然后娶那里的女人做妻子。他说，这场大屠杀解释了为什么长期以来，米利都的部分妇女不和她们的丈夫一起吃饭，也不称呼他们的名字。”②
附：中国女娲的传说
女娲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位女神，与伏羲为兄妹，人首蛇身，相传曾炼五色石以补天，并抟土造人，制嫁娶之礼，延续人类生命。她神通广大，化生万物，每天至少能创造出70样东西。
《太平御览》：女娲正月初一创造鸡，初二造狗，初三造羊，初四造猪，初六造马，初七用黄土和水，仿照自己的模样造出了一个个小泥人，后来觉得太慢，于是用一根藤条，沾上泥浆，挥舞起来，泥浆洒在地上，就变成了人。
《独异志》：女娲与伏羲为兄妹。宇宙初开，天地之间只有兄妹二人，昆仑山下，天下未有其它人民。相议想为夫妻，又自觉羞耻。兄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同意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请您将天上的云都合起来一团，要不就把云散了吧。”以是天上的云立即合起来，他们俩就成了夫妻，中华民族都是他们俩的子孙后代。
《淮南子》：洪荒时代，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大打出手； 最后祝融打败了共工，水神共工因羞愤朝西方的不周山撞去。不周山是撑天的柱子，不周山崩裂了，撑支天地之间的大柱断折了，天倒下了半边，出现了一个大窟窿，地也陷成一道道大裂纹，山林起火，洪水喷涌，龙蛇猛兽吞食人民。人类面临着空前大灾难。 女娲目睹人类遭到如此奇祸，感到无比痛苦，于是决心补天。她选用各种各样五色石子，架火将它们熔化成浆，用石浆将残缺的天窟填好；随后又斩下一只大龟的四脚，当作四根柱子把倒塌的半边天支起。女娲还擒杀了残害人民的黑龙，刹住了龙蛇的嚣张气焰。最后为了堵住洪水不再漫流，女娲还收集了大量芦草，把它们烧成灰，埋塞向四处铺开的洪流。
寻找“乐土”（1）
“乐土”对于中国人也是一个神话。尽管这个词汇让中国人总是沉痛地想到70年前日本人在中国提出的“王道乐土”。因为日本与中国实际上文明大致同源，“乐土”在中国与日本有同样的美好文化内涵，偶尔一些美好的字眼被用在罪恶的地方，这很遗憾。其实日本最初的古语恰好是“西方乐土”，它向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美丽的乐土在“西方”。我们还有一个更熟悉的佛教常用语：“西方极乐世界”。这些东方国家不约而同地颂扬“西方”绝非偶然。西方，不仅是他们的家乡，他们的精神寄托，而且是古代文明世界。一些因为这样或那样原因离开了西方的人们会长久地思念那个地方。“西方”最终成为一种神话。
“乐土”这个词汇最早出现在哪里目前还不清楚，但《诗经》里就已提及。日本的“西方乐土”也应当来自中国才合逻辑。所以这个“乐土”的概念应该产生很早。
对于中国典籍我所知甚少，但由于《硕鼠》的关系我通读了《诗经》，《山海经》也大致浏览过一遍。并且我了解到，中国先秦的一些文体大多可以在红海两岸找到相同根源。中国的《诗经》无论在以色列文学作品中还是在古埃及文学都能找到类似作品，在埃及叫“歌谣”，在以色列有“雅歌”。即便是《论语》在古埃及也可以归于一种“教喻体”对话形式，地中海东北部的古希腊也盛行这一文体，都可能为同源。
《诗经》中的《硕鼠》很隐晦，是主动的隐晦还是被迫的隐晦不好判断，是被故意误解还是今人的愚钝导致误解也不好说。或许它根本就不隐晦，只是我们从来没有往那方面想过而已。当初在中学时学习这首诗歌时，它是以揭露阶级剥削与反剥削的面目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