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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负过几次伤，都不重，有一次却把我吓坏了。
南下时，干部发双水靴，没见过，挺稀罕。宜沙战役期间总下雨，这回派上用场了。那靴子有点小，左小脚趾头磨起个泡，也没在意。那时谁脚上没打过泡呀？谁知泡破了就发炎了，烂糊糊的肿得有大脚趾头粗了。要是布鞋就没这事儿了，那靴子不透气，天热，脚出汗，连闷带沤，那发炎还不快吗？
我对营部医生说，把那烂肉都割掉，再包紧点，反正得让我穿上鞋，能走路就行。实在不行，就把它割掉，不然继续烂下去，这只脚废了，我不就废了吗？他说没麻药了，我说那也得割。他说够呛，我说够呛也得呛，反正你得让我能走路。
打泡不怕，就怕发炎。
烫脚、吃饭、睡觉，到了宿营地三件事，宁肯不吃饭，也得烫好脚。走一天那脚都木了，烫得红红的，血液循环开了，解乏，腿肿了还能消肿。那时烧烫脚水用柴，是正式列入经费开支的，南下时每人每天1斤柴钱，在东北好像是2斤。那脚该烫到什么程度，班长、副班长要一个个检查。烫好了，开始弄泡。用针扎两个眼，把水放出来，再把马尾巴穿过去，这样针眼不会封死。然后用火烤，烤硬实了，老皮厚了，再走就不打泡了。泡少，可用烟火烤。东北战士抽烟用烟袋，用那烟袋锅的火烤。泡多那就慢了。东北冬天家家户户都有个火盆，放在炕上，烤泡最方便了。
老兵脚底都厚厚的、硬硬的一层老茧子，要不怎么叫“铁脚板”呢？在平津休整两个多月，少锻炼，那脚养得有些娇贵了，刚补入的新兵和解放战士，就更不行了。南下行军，有的连打泡的占1/3，有的近一半，那可真是强大的“泡兵”。到了宿营地后烫脚、挑泡、穿马尾巴、烤泡，一个连一个小时也忙活不完。
打仗离不开行军，革命就要走路，走路靠脚，脚靠鞋。
追击敌人，轻装，除了枪支弹药，什么都能扔，就是不能扔鞋。
鞋要跟脚，宁大勿小。鞋小了，把黄豆沾湿了塞进去，黄豆见水膨胀，就把鞋撑大了。休息时穿新鞋，行军时穿旧鞋。那时那鞋大都是布鞋，新鞋鞋底硬，麻线头不平，容易磨起泡。途中休息，整理装具，主要是弄那鞋袜，把鞋里沙子倒净，袜子破了也容易打泡。
刚到东北时，发日本军用大头鞋。鬼子那东西挺结实，就是笨，还不抗冻。后来穿乌拉，那时东北人冬天都穿乌拉。那东西冬天才暖乎呢，零下40度趴雪地里，也能抗一阵子，还轻快，绑上草绳子也不滑，就是穿起来太费事。晚上把乌拉草掏出来，弄蓬松了放炕头烘干，第二天再絮进去。东北人三下两下就弄好了，里面平平展展一个窝，那脚放进去可舒服了。咱们那手就比脚还笨了，开头这儿薄了，那儿厚了，厚了硌脚，薄了冻脚，慢慢的也练出来了。那乌拉草真是好东西，真暖脚啊。
南方总下雨，布鞋吃不开，一双鞋干爽地上能穿一个月，烂泥道两天就完。衡宝战役后，我们47军挺进川东，有的部队光着脚追击。我们营最幸运了，无意中打下一个军需库，里面全是胶鞋。大家乐坏了，背包上，腰带上，有人别了10来双。我们机炮营跑得那么快，那些鞋立功了。
鞠海清老人说：
南方人到东北学穿乌拉，东北人到南方学打草鞋。
先搓麻绳，用麻绳做筋骨，再往上编稻草。那时有空就坐那儿打草鞋，南方兵和团以上干部差不多都会，教我们。开头那草鞋打得松松垮垮的，走上半天就散架子了，慢慢的就行了。纯稻草的能穿个把星期，叫“礼拜鞋”，用布条编的能穿个把月。行军你看吧，谁屁股上都挂着两三双，那路上破草鞋也甩得到处都是。
在东北发种布鞋，鞋底厚厚的，鞋帮上也用针线纳的，前边两个牛鼻子，东北人叫“傻鞋”，又称“踢倒山”，登山爬砬子可结实了。到南方见水就不行了，大脚趾头几下子就跐出来了。草鞋见水更结实，走田埂不滑，沾泥多了，在水里涮涮又轻快了。
江南休整期间，时间比较充裕，有人那草鞋就打出花了。用各种颜色的布条，横一道红，竖一道绿地编起来，有人还在鞋面上弄个小绒球。那时在驳壳枪上拴块红绸子，号兵在号把上也拴一块，军装洗得发白了穿身上，都是一种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美。特别是这种草鞋，瞅着美极了。
李如吉老人说：
炮兵要管好自己的两只脚，更要管好马的4个蹄子。炮兵没马寸步难行，那马才是炮兵的两只脚啊。
到了宿营地，遛马、铡草、喂马，把马侍候完了，才能管自己的脚和肚子。睡得再晚，夜里也得起来喂遍马，“马无夜草不肥”呀。
遛马是最重要的，相当于人的烫脚。走了一天，人困马乏，到宿营地了，是最容易松懈的时候，宁可糊弄自己那脚和肚子，也得把马遛好。
在东北走冰河，马蹄子咔咔地踏得冰碴子直飞。南方那石板路就不行，打滑。又下雨趟河的，马蹄子泡软了，马掌（马蹄铁）挂不住，那是马的鞋呀。“马蹄子，马蹄子，看看马蹄子。”干部经常喊，班长也得喊，还得一个个都看到。马掌子磨秃了，或是掉了，马蹄子磨坏了，马拐了，那马就失去战斗力了。没有备用马，少驮一个部件，一门炮就打不响了。
离休前为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理论训练班副主任的李捷老人，内蒙古赤峰市人，当时是49军144师宣传科干事。
老人说：
行军一天，战斗部队，包括一些机关科股，就是洗脚吃饭睡觉了。宣传科不行，到了宿营地，战斗才刚刚开始。
进屋卸门板，门板不够，就坐在锅台、炕沿、床下，没小凳，就找几块砖头、石头什么的。文印组最好有张桌子，怎么的也得有块门板，得放油印机、刻蜡纸呀。不能这一个、那一个的，那样一人一盏油灯，多费煤油呀。算上文印组，十几个人顶多分4伙，四五个脑袋拱围一盏油灯。第二天再看，一个个脸呀鼻孔呀都是黑的，吐的痰都是黑的。
我分管部队宣传教育。那时首长讲话也不拿稿子，顶多自己列个提纲，也就不用我们写讲话稿。最牵扯精力的是办报。那时军师都有报纸，像我们军是《奋勇报》，我们师是《勇猛报》。写稿、组稿、改稿、编稿、排版、校对、刻钢板，然后油印，你就忙去吧。越打仗越忙，宣传胜利、鼓舞斗志呀。还写传单，出号外，许多重要文章得自己写，再让首长审查。那时许多首长亲自动笔写文章，有的文化不高，净写错别字，写完让你改，那也是学文化呀。营连教导员、指导员，都是当然的通信员，行军打仗，官兵团结，遵纪爱民，什么事儿都写，都是实在事儿，有的写在烟盒背面就给你捎来了。看着报纸一张张印好了，看到战士们看我们的报纸，那才高兴呢。南下过江前轻装，要求那么严，《勇猛报》也每期保留一份，用桐油布包好，走哪背哪。
行军路上，脚下走着，脑子也不能闲着，得琢磨下期报纸怎么办，组些什么稿子，写什么文章，打腹稿。到了宿营地，一熬就是半夜、大半夜。搪瓷缸子盛上饭菜，一手匙，一手笔，趴在那儿连吃带写。困哪，眼皮打架脑袋沉，不知不觉就趴那儿了。活干完了行啊，没干完头发让油灯燎着了也能醒过来，就怕正写着就睡过去了。这事我干过两次，一下子醒来，脑袋都炸了，报纸出不了啦！那时真是死的心都有了，可死了就能完成任务吗？科长就让大家帮着弄。我1946年参军不久就当见习干事，科长田平是东北大学毕业的。南下后科长柴治，上海人，复旦毕业。发津贴费了，科长就掏钱，说怎么改善改善呀。大家就说吃鸡、吃鸡，那时买只鸡炖上，就了不得了。可缺觉，吃多少鸡也不行呀。过江后，那人病的呀，一个个黑瘦黑瘦的。过江前，我们宣传科的人，那脸都蜡黄蜡黄的，比别人差一色，熬夜熬的呀。
那时每天最难受的，就是起床了。推晃不醒，就把你拉起来，昏头涨脑坐那儿，就寻思你给我一枪，永远睡着了多好啊！走出2里地了，那人还没醒似的。
赵兴元老人说：
参军不久，在山东，连队进村了，干部去号房子，我们往路边一坐，文化教员把块小黑板往树上一挂，就开始上课，识字学文化。
“步枪零件多，简单分3个，枪身、枪机和枪托。”
“手榴弹，威力大，二三十米达，杀伤人和马。”
“天荒荒，地荒荒，我不识字是文盲。不怨爹，不怨娘，地主老财是豺狼。”
教员就讲这些顺口溜，容易记，既学文化，又学军事，还搞了政治教育。
上课时，把字写在黑板上，先上后下，先横后竖，先左后右，一笔一画，我们拿根草棍在地上跟着写。行军时，背包上挂块硬纸板，上面写几个字，有空就瞅，默写默念。都记住了，就让过一个人，再学另一个背包上的字。
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我们这些人的文化怎么来的？就是在那行军路上学来的、捡来的。
徐国夫老人说：
刚当指导员时，晚上点名念花名册，我连“徐”字都不认识。红军都有斗笠，我让文书在各自的斗笠上写上姓名，认人识字，不到一个月，重机枪连近200人的姓名就都认识了。
王玉兴老人说：
在湖北秭归，上级布置学习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我把“孙中山”、“孙文”、“孙逸仙”当成了3个人。连长张田丰是伪满国民优级毕业，两个起义过来的技术教员也明白，也能憋住笑。过后阎柏春跟我说，指导员，孙中山名文字逸仙，不是３个人。我脸这个红啊，晚上点名时赶紧纠正过来，解释明白。我从小喜欢读书，父亲说咱家三代睁眼瞎，要饭也要供你念书。念不到两年辍学了，心有余力不足啊。参军后，部队提倡学文化，我劲头可足了。当指导员后，我让文书弄些纸板写上字，走哪挂哪，行军就挂在背包上。那字总在眼前晃，再不爱学习的人也能认一些。到宿营地，我常和阎柏春住一起，他是大学生，还跟他学英文。那时也没想革命胜利后当个什么官，就寻思学文化，长知识，心里充实。我跟战士们讲，在家没钱念书，现在多识些字，打完仗回家记个豆腐账，也省得求人啊。
革命要走路，走路靠双脚，还得有头脑，就得学文化。
行军路上学文化，那时我称之为“泥巴大学”。有人还叫“行军大学”、“背包大学”、“铁脚板大学”。
翟文清老人说：
当干部学会看地图，行军打仗都得看地图。到了宿营地，营里通知来了，明天行军，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赶紧摊开地图，察看这段路况、地形。都是军用地图，一个独立树，一座独立家屋，都标定在上面。就是地方小，一个乡、几个村的，顶多一个县、几个县的。那时那人都知道中国大，“老大了”，究竟有多大就不知道了，也不知道有多少个省。有的记住了打过仗的省市，更多的印象深刻的，是打得最苦、伤亡最大、胜利最大的城镇村庄，那些城镇村庄都在哪个省市，那时也不一定都清楚——没文化呀。
广西战役，打下玉林，缴获张中国行政区地图，大家都围着看。有的找自己的家乡，有的看玉林在地图的什么地方，七嘴八舌的。我也找山东老家淄博，只找到个大概位置，然后找那些打过仗的地方。从山东到东北，又从东北到华北，再到湖北、湖南、广西，边看边用手指画着，这不差不多就是中国的一条对角线吗？中国这么大呀！这是走了多少里路呀？光南满那些路就走了多少个来回呀？算不过来了，反正一步步都是用这双脚量过来的。
离休前为武汉后方基地副政委的李世奎老人，南下时是40军保卫部长。
老人说：
我是湖北省大悟县刘集乡长冲村人，1931年参加红军。头一年在大别山打仗，成天走路，一双铁脚板，到处钻山沟。1932年10月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向陕南川北地区转移，就开始东南西北走中国了。
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青海、陕西，红一方面军长征走了6个省。我们红四方面军没走那么多省，那路可是一点没少走，光草地就过3次，尽走冤枉路了。
走路不怕，就怕负伤，就怕腿脚负伤，可我这两条腿都负过伤。
第一次负伤是过夹金山前，左膝下被子弹打穿了。那时我是11师33团1营1连指导员。团长给我几块银元，让我留下养伤，我不干。砍棵小树，做根拐杖，“三条腿”跟着走。
后来得知，红四方面军离开大别山时留下的伤员，一路长征留下的伤员，有的被白匪杀害了，有的被地主弄死了，活下来的不多。
过夹金山时，4个战士抬着我。陡处不好抬，我就两只手加条腿往上爬，大家帮着往上拖。到山下找到个医院，解开纱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