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家那情绪也嗷嗷叫。
杜博老人说：
我们是10月1日下午，过沉陵不久，在奔辰溪的路上，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月31日在武冈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军民联欢大会”。
会场在城南一个大操场上，部队和老百姓有几万人。军长刘展讲话，师长吴国璋讲话，地方干部、群众代表讲话。师宣传队演出歌剧（刘胡兰），13兵团京剧团表演《打渔杀家》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这个京剧团是国民党100军京剧团的原班人马，半个月前打怀化解放过来的。
东北人民慰问团也来了。在东北打了3年仗，见到东北人那才亲呢。
联欢会第一项议程，是我们炮兵营鸣放礼炮。12门41式山炮一字排开，那炮都擦得捏亮，防盾上贴着八一军徽，还插着小五星红旗，齐放28响。我说怎不放个整数呀？师长说，北京开国大典就是28响，表示中国共产党走过了28年的艰苦历程。
北京那是真的礼炮，我们打的都是实弹，炮弹从武冈城掠过，在对面山上爆炸，老百姓拍着手叫好。
1号国庆，31号才庆祝，没工夫呀。解放武冈前，就跑路、打仗了。
3号在怀化西边，师里命令我们组织个轻便连，赶到前边配合步兵打安江（今黔阳）。90多里路，让8小时赶到，对步兵不算什么，我们再轻便也是炮兵呀。敌人撤退时，把树砍倒横路上，步兵连跳带跨就过去了，我们就得推到路边去，给马开道，再跑。那天又响晴响晴、死热死热的，一些人中暑，累吐血的10多个。
1连长吴德胜说：营长呀，不行了，歇会儿吧。
我说：中暑的架树底下去，吐血的也喘口气儿，别的继续跑。没炮火支援，步兵伤亡大了。再说新中国都成立了，再不快跑就打不上仗了。
刘光涛老人说，衡宝战役，枪炮声中就是一个主题：打胜仗，打大胜仗，向新中国献礼，献厚礼！
也有许多老人讲，他们是10月中旬衡宝战役结束后，才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每年都有个10月1日，他们还不知道1949年的10月1日，在中国历史中的极不寻常的意义，以及这一天与他们的关系。也不知道从这一天开始，中国就采用公历的纪元了，民国的历史走到第38个年头就到头了。可这一天早就揣在怀里了。别说都打过长江了，自吹从未打过败仗的“钢7军”都让咱灭了，辽沈战役后开始进关，就知道这天下铁定是咱们的了。
杜博老人说：
1941年，抗大二分校到冀中招生，准备招千把人，18岁至20岁的。冀中是富庶地区，人口也多，可哪还有人了呀，青壮年都参军打鬼子去了。20多个具只招到6阅多人，近一半是女的，最大的18岁，最小的13岁，我就13岁，娃娃兵。
父亲参军了，哥哥参军了，我也走了。像我们这样没男人的家，多去了。
平津战役后在旧洲休整，离深泽县老家400多里，我回趟家。母亲正在织布，见我进屋，愣了，傻了，抱着我哭，说：儿啊，俺的儿还活着啊！
我们杜家庄百多户人，几乎家家都有牺牲的、残废的。见我回来了，都来打听自己的儿子、丈夫的下落。
和我一块参军的堂兄杜欣，留西北了，打榆林牺牲了，家里就剩个老妈和瞎弟弟。
杜欣家就在隔壁，婶死死抓住我的手，一个劲地问：你回来了，俺儿杜欣呢？
母亲告诉我，你就说杜欣忙，又离家太远，回不来。
政府给每个烈士家500斤小米，我这个婶婶坚决不要，没米下锅也不要。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又回趟老家，还听说她一直没领，说：领了那小米，俺儿就死了。
别的不知道，我们家乡牺牲多少人也说不准，我们营解放战争牺牲200多，打锦州就牺牲88人，抗美援朝埋在朝鲜148个。
我们炮兵伤亡小，步兵伤亡大。在东北，主力师团的连队，有几个没有打得差不多了的经历？有的都几次打得没几个人了。
这新中国是怎么诞生的！
徐国夫老人说：我是1931年参加红军的，1951年从朝鲜回国，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回趟家，见到母亲。她摸着我的脸，看哪看哪，说：你是老大，还是老二呀？
我是安徽六安县陶家湾人，1914年出生，已经民国3年了，我们那儿闭塞、落后，男人脑后还拖着根长辫子。有从外边来的人见了，就说大清朝早亡了，现在是“民国”了，“中华民国”了，男人不兴留辫子了。
对于普通的中国人，“大清”变“民国”，不过是剪了条辫子。对于我母亲而言，新中国给她带来的最大的光明、希望和幸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见到了活下来的一个儿子。
我哥哥比我早两年参加红军，1933年当营长对，在四川宣汉县牺牲了。我们村和我一块参军的十几个人，离共和国诞生还远着哩，就只剩下我一个了。
六安地区，战争年代牺牲30万人，1955年授衔的六安籍将军是108人——人称“一百单八将”。
红军长征艰苦、惨烈吧，最苦、最惨的就是我们红四方面军了。那草地过的呀，那人死的呀，来来回回不见血，骨头白花花的。到了河西走廊，那就是红天血地了。
1937年初，东至凉州，西至高台，我们西路军就在河西走廊这400多里路段上来回冲杀。5军军团长董振堂，就是在高台牺牲的。我们去救援，中了埋伏，师长、政委牺牲了，我们那个团就剩连把人了。那时我是骑兵团长。陈海松政委又在祁连山口被围，我们又去救援。子弹打光了，我有支梭镖，藏民给的，投了出去，就用马刀砍杀。杀出条血路赶到那儿。陈政委已经牺牲了，身中七八弹。他18岁就当军政委，人品又好，是个了不得的人呀！
1989年离休前，我特意去了一趟。下山后，找到当地高泽县委领导，我说能不能给陈政委立个碑呀？哪怕弄块小石头，写上十几、几十个字，在那儿立起来也行呀！
衡宝战役期间，就是打仗，消灭敌人。枪炮声停息了，想到新中国诞生了，那些牺牲的战友就一个个在眼前活了起来，那可真是百感交集呀。
国旗为什么是红的？什么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谈到衡宝战役，老人们没一个人谈到枪炮声中那轮圆圆的月亮。
他们周身的每个细胞，都被战争的呼啸灌满了、燃沸了。
许多老人说，枪炮声中，不断有人在身边倒下，两三米的堑壕、河沟什么的，一步就过去了。打完仗再回来，你怎么寻思、端详，也弄不明白怎么能跨过去，就得跳下去，爬上来。训练场的“杀”声，整齐划一，雄壮有力。战场上，无论你经历了多少次，也难以说得出那“杀”声是个什么调门儿、味道儿。红了眼睛，哑着嗓子，“鬼哭狼嚎”也好，“狼哭鬼嚎”也罢，你死我活，有我没你。开头可能是个咬牙切齿的“杀”字，显现一种使人摄服的威势，后来也说不定喊叫着什么了，那就是在生与死之间的人的生命，爆发出来的一种本能的、绝非正常状态下所能发出来的声音，四模�
当天安门前礼炮轰鸣、礼花绽放时，解放了这座城市的四野将士们，正在江南的红土地上日夜兼程地行军、接敌，实施佯攻的49军在湘西已经打响了。当还沉浸在开国大典的喜悦和激动中的人们，开始欢度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中秋佳节时，衡宝战役开始进入白热化，战场到处是冲锋、搏杀的身影，“妈个巴子”和“丢你老姆”的叫骂声，和在生与死之间的人的生命爆发出来的那种本能的说暮敖猩校交鹩澈炝颂斓兀澈炝四歉鱿裨卤频脑苍驳脑铝痢�
他们脑子里没有“中秋节”的概念，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已经诞生了，不知道新中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永远倒在了血样的红土地上。
************
第八篇 向前！向前！
************
衡宝战役开打，广东战役鸣枪，继而是广西战役。
共产党秋风扫落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
用一些老人的话讲，那仗打得呀，除了粉碎白崇禧的“南线攻势”，桂系算是回光返照了一下子，就是用两只铁脚板打仗了，也真把人累毁了，追上去战斗也就结束了。
第二十一章 国民党没有“主场”
一、国民党暗无天日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为民先锋
夙夜匪懈主义是从
矢勒矢勇必信必忠
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这是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为黄埔军校写的训词，1928年10月3日被国民党定为党歌，1937年6月3日又以党歌作为国歌。
1949年10月1日，以往的这个日子，正是国民党上上下下筹备欢庆“国庆”的时日。这两年战事不利、国将不国了，实在是顾不上了，也就更要强打精神，乘机大唱党歌、“国歌”，宣扬“吾党所宗”的“三民主义”、“黄埔精神”，欺骗国人，为残兵败将鼓劲打气。
这天下午，当年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坐在原黄埔军校校长官邸的藤椅里，收听北京开国大典的实况。
这天清晨，桌上那台电话响过几次，都是空军司令周至柔打来的，蒋介石的答复都是“等等”、“再等等”。周至柔说：校长，再不起飞，我们就不能按时到达了。蒋介石道：任务取消。周至柔大惑不解：校长，请再考虑考虑，我们准备得很充分，保证会完成任务。蒋介石的回答仍是那4个字：任务取消。
原计划，国民党是要空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的。
而通过天安门广场上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飞机，也是带弹受阅的―这在中外阅兵史上，即便不是绝无仅有的，也是极其罕见的。
天安门前万众欢腾，天安门又紧连着故宫，如果国民党真的进行空袭，那将会是一幅什么情景？可即便是天安门广场血迹斑斑，天安门城楼和故宫大火熊熊，国民党就能阻挡共产党人排山倒海般的步伐吗？不过让人想到火烧阿房宫的项羽，火烧回明园的英法联军，发动了这场内战的蒋介石，徒然地再添一份罪孽而已。
蒋介石还算冷静。听着毛泽东那意气风发、豪情万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和向着游行队伍挥手时呼喊的“人民万岁”，蒋介石会作何感想？
黄埔、黄埔，世上还有哪两个字有这等魔力，能使蒋介石激动得热血沸腾？他就是从这里起家，一步步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权力顶峰的。而今，25年过去，一个王朝就这么玩完了？
据台湾著名学者、作家李敖考证，当不当总统都是他说了算的当年的黄埔军校校长，极有可能不会唱党歌兼“国歌”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无论这等事会不会发生在最爱讲“黄埔精神”的蒋介石身上，也无论靠黄埔起家的蒋介石，这辈子经历了多少大风大浪、大悲大难，1949年的10月1日又表现得多么沉静，不失风度，这一天都是他此生中最黑暗、最凄惨、最难过的一天，而且是早已注定了的。
1949年，是国民党的”总统府搬家年”，先从南京搬到广州，又从广州搬到重庆，再从重庆搬到台湾。
俗话说“穷搬家，富挪坟”，国民党则是被共产党追打得穷途末路，找不到块安放总统办公桌的地方了。
在国民党军界号称“鹰犬将军”的宋希濂，上世纪60年代发表的一篇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当能概括当年风雨飘摇的国民党阵营中大小官僚的心境：
1949年，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是有生以来最不幸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死了父亲，死了妻子，打了效仗，弄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虽说这一年我只有四十二岁，但头发已经脱落了不少，两龚也开始花白了。由于一切事情都不如意，感到心力交瘁，意态索然，觉得应该是自己生命的终结了，活下去还有什么意味！
觉得“活下去还有什么意味”的“鹰犬将军”，还是活了下去，同样“凄凄惨惨切切”的国民党元老、蒋介石的私人秘书戴季陶，却继陈布雷之后自杀了。
莫道舞刀弄枪的将军们逃的逃，降的降，摇笔杆子的秀才们倒颇有血性、骨气，且听戴季陶自杀前跟另一位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说了些什么：
右老，我对他（蒋介石）失望到极．点，我已经不愿再见他了。他说我在发神经，其实我看他已经变成狂人，不可救药的狂人！布雷死后，我在他灵前流泪，我说，老陈啊老陈，你走得真快，我也快跟着你来了。你终生替他（蒋介石）拟稿，言不由衷，死不瞑目；我终生为他（蒋介石）着想，出谋划策，落此下场，虽生犹死！
说着，59岁的老同盟会员大哭起来，又苦笑着道：
我过去错误地认为，中共的成功是100年以后的事，我们照样可以安安乐乐地做官，可以及身而免，现在可是两面不讨好，我是免不掉了，我极端反共，但蒋介石已经朝不保夕，连他都这样了，我反共还能反到哪里去呢？
绝望了。
戴季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