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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笔者插句题外话：战争这个东西，除了反抗侵略是正义的外，其他很难说什么正义可言。中国有句古话，“一将成名万骨枯”，一个英雄的后面，往往是千万孤儿寡母的万千泪水，但凡内战，遭殃的总是那些无辜的老百姓。
譬如太平天国起义，往往是太平军攻杀在前，官军掳掠在后。太平军一贯挟裹平民，离开武昌时就征发了上万民船，那可是数十万船民的身家性命，那些失去了家中男人和主要财产的船民老小，又该怎样面对剩下的凄惨人生？
古代没有战争法的约束，但凡战斗激烈的攻城战，城破后多半会发生屠城和烧杀抢掠的悲惨事件。发生这种不幸事情的原因，多半是获胜的一方死伤惨重，这些获胜者看到战友一个个的死去，心中的愤懑和悲伤要发泄，而主帅为了抚慰这些人，往往默许甚至纵容部下滥杀无辜，大肆抢劫，甚至奸淫妇女，胡作非为。
有的军队为了震慑对方，往往也故意制造屠城事件，其中特别以元朝的蒙古人最为恶劣与凶残。平民被屠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如五胡乱华时的各族互屠、蒙古人灭金和南宋时攻城逢抵抗即屠、张献忠屠四川、满人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还有日本人制造的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直杀得中原大地遍地是血，所有的这些，都是国人难以磨灭的伤痕哪！
林凤翔等在沧州的屠杀引起了北方人的反感。本来直隶、山东等省的老百姓不满于清朝统治，聚众抗命的起义团体如捻军、白莲教、天地会、回教等此伏彼起，在太平军来到的时候，纷纷附和助战，但太平军所到之处，就焚庙毁佛，强迫他人信仰“天父天兄”，又在沧州大肆焚杀，等于把这些人逼到了清军阵营。民心不再，北伐军越往北走就越艰难了。
沧州被屠后，一些归附的义军纷纷散去，北伐军的实力大不如前。尽管天王在小天堂遥加封赏，林凤翔、李开芳等五人同时被封为侯，但这些封赏对那些在北方拼命的老战士不过是画饼充饥，毫无用处，特别是当这些人听说留在天京的同伴们在小天堂里锦衣玉食，吃香的喝辣的，心理如何能平衡？譬如那些没有渡过黄河的那一小半人，到底真是受到清军截击而被迫南撤，还是乘机开溜，还很难说。
更为要命的是，攻下沧州已是十月底，北方开始进入寒冷的冬季，这些南国来的广西老战士，能不能经受得了北方苦寒的考验，是个极为严重的问题。想当年，拿破仑意气风发，一心北进，直取莫斯科，但最后却在漫天风雪里狼狈逃回，而二战中希特勒的铁甲兵团，也是重蹈覆辙。兵书上说，宁可南行千里，不愿北上一天。北方苦寒贫穷，南方却富裕温暖，这些北伐军将士本就大都来自南方，北伐的难度可想而知。
很多人以为北伐军攻下沧州，进占静海、独流、杨柳青，迫近天津后，胜利在望，并时常引用“京城大恐，居民外逃，咸丰帝都做好避难热河”的说法，为北伐军顿足叹息，以为是时运不济，以至于功亏一篑………如果再往前拱一拱，不就把满清皇帝给拱下来了吗？
其实不然！北伐军迫近天津，用“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来形容可能更恰切。要知道，当时的北伐军孤军深入，已陷于严寒风沙之中，能量已经发挥到了极限，所谓物极必反，攻防转换，北伐军已经接近了死亡的边缘。
从地势上来说，北伐军虽然占据津郊三镇，但在华北平原上，无险可守，无隙可钻，面对清将胜保的追兵和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率领的生力军蒙古铁骑，已经疲惫不堪的北伐军很快被团团围住，此时莫说攻打北京，能够安全突围已经是胜利了！
在据守相持中，北方的天气已经到了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北伐军粮草严重缺乏，只好放弃杨柳青，由林凤翔、李开芳分别退守独流镇和静海两个据点。当时正好漳水暴涨，运河水泛滥，清军和北伐军便互相掘堤灌淹对方，你来我往，打成胶着状态。
但是，北方毕竟是清军的大本营，粮饷充足，而僧王的蒙古铁骑又刚参战，战马来去如飞，对付这万余人的北伐残军还是绰绰有余的。最后，弹尽粮绝的北伐军被迫在次年（1854年）南逃，但是，两条腿的广西老战士怎可能跑过四条腿的蒙古骑兵？在南撤的路上，光酷寒的天气就冻死冻伤了上千人，有的人脚指头被冻得青黑发烂，而因冻伤落单的人又往往被追兵所杀。
二月初，华北平原突起大雾，林凤翔率北伐残军乘雾南撤，破献县，随后占领阜城，但就在当天，僧格林沁和胜保的追兵接踵而至，又将阜城团团围住，无奈之下，林凤翔等只好在此固守待援。
此时的天京闻讯后，派出曾立昌、许宗杨等人率兵八千北上救援，但这支北伐援军虽然在前期进展极为顺利，但在临清城（距离林凤翔等据守的阜城大概只有两三天路程）被阻，和清军和地方团练混战三月后被打败南逃，主将曾立昌最后连人带马跃入黄河水中不知所终，副将许宗杨则带领少量残兵败将逃回天京，被东王杨秀清严加惩处。许宗杨由此怀恨在心，后来他跟随北王韦昌辉杀进东王府，手刃杨秀清的据说就是此人。
林凤翔见援军无望，只能再次冒死突围逃至连镇，但前脚刚到，后脚就又被清军追上，林凤翔只得让李开芳再次突围，自己据守西连镇。连镇城小，城内粮食很快吃尽，最后树皮也被剥光吃掉，甚至死去同伴身上的人肉也被割下来做干粮。北伐残军人心惶惶，饥饿难忍，不断有人向清军投降。
终于在坚守了半年之后（1855年3月），连城被攻陷，被困的北伐军几乎被清军杀光殆尽。但在清军在翻查尸体的时候，却没有发现林凤翔的踪迹，僧格林沁命令手下全力查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就是把连城翻三个盖，也要林凤翔的尸体找到。
后来终于在一个废弃的帐篷下，清兵找到一条极为隐蔽的地道。翻开盖板进入地道后，竟然发现洞里宽阔无比，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林凤翔和剩余的将领正躲在洞中，里面的粮食居然足以维持一个月有余。
当时的林凤翔已经身受重伤，被僧王下令立刻押往北京，最后在菜市口被凌迟处死。据说林凤翔在受刑时未吭一声，并一直盯着刽子手行刑，时人有所记载，惨不忍睹，不忍再录。
冒死突出连镇寻找援军的李开芳残军再度冲入山东，掠过德州、平原县后，进入高唐州。直到此时，他才知道援军已经失败南奔。而此时清军如鬼影相随，李开芳没有办法，只好再次死守高唐据点，撑住一天是一天。
林凤翔被擒杀后，僧格林沁又率兵赶来，李开芳自知死守无用，于是自率五百骑连夜冲出高唐。这批最后的北伐军战士被逼到山东荏平县冯官屯，被清军围得水泄不通。
1855年5月底，李开芳率百余人出降，时人记载，李开芳戴黄绸绣花帽，穿月白绸短袄，灯裤红鞋，身后跟随着两个十六、七岁的娈童，穿大红绣花衣裤，红鞋，美如女子，左右挥扇，随李开芳直入帐中。李开芳仅向僧王和各大人屈一膝，随后便盘腿坐地上。僧王手下持刀环立，怒目而视。李开芳和两童仰面四视，毫无惧色，称如能宽贷，愿意说服金陵伙党来降，并求赐饭。饭到后，李开芳开怀大嚼，谈笑如常。（《李开芳在冯官屯被擒始末》，载《太平天国丛书13种》第一缉）
冯官屯剩下的北伐军战士被俘后，被清军一一处决，李开芳的两名娈童被当众剖腹割心，而李开芳和林凤翔一样，被押送到北京后凌迟处死，同样是惨不可言。
十年后，僧王没有想到的是，他的骑兵被捻军打得全军覆没，老僧王仓惶躲进麦田中，被捻军的小鬼张皮鲠给撞上，当下就给一刀砍成了两段！
一代名将，居然死在一个十几岁的小鬼手里！僧王死的地方是山东曹州高楼寨，离荏平县冯官屯不远。19世纪末华北平原大闹义和团的时候，发源地就在这一带。
也难怪，这里本就是出草莽英雄的地方，水泊梁山可不就在这里吗。
2．5、湘军突起，谁说儒将不风流？
几乎在北伐的同时，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人在杨秀清派遣下，于1853年5月沿长江开始西征。
从战略上说，西征是太平天国的中策，以控制安徽的安庆庐州、江西的南昌九江和湖北的武昌等城市为主要目标，如此一来，两江（江西、江苏和安徽）、湖广（湖南、湖北）都在太平天国的控制之下，而两广、闽浙、四川、云贵，也可顺势得之，由此占有南方各省，形成南北割据政权。如果西征目标顺利实现，太平天国就进可攻，退可守，据有了半壁江山。
1853年6月，西征军轻车熟路，重新占领了安庆，随后又搠江而上，攻打南昌。但这里，西征军遇到了江忠源“楚勇”的顽强抵抗。
江忠源就是当年指挥衰衣渡之战的湖南将领，南王冯云山就死在他的手中。江忠源虽然是一介书生，但胆识过人，在他的指挥下，太平军围攻南昌三个多月，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杨秀清大怒，将赖汉英革职问罪，这位 “国舅爷”（他老妹是洪秀全老婆）又气又怒，给投江自尽了。
太平军见南昌是块硬骨头，于是改变计划，将西征军一分为二，一路由胡以晃率领，杀往庐州（今合肥）。由于江忠源的卓越表现，清廷火速任命其为安徽巡抚，命他火速赶往庐州救援。
但在赶往庐州的途中，江忠源却染上重病，无奈之下，只能用担架抬着赶往庐州前线。尽管江忠源拼尽全力，但城内守军远少于太平军的攻城部队，庐州终于被围一个多月后，于1854年1月中旬被轰开水西门，江忠源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跳水自杀。安徽以北，由此尽入太平军之手。
另一路西征军由韦志俊（北王韦昌辉之弟）率领，直奔武昌而去。1854年2月，这路西征军在黄州城外的堵城外大败湖广总督吴文镕的部队，逼得曾国藩的这位座师最后投湖自尽。太平军随后攻破武昌，转而进入湖南。太平军本以为只是借道湖南，挺进两广，谁知道，在湖南他们却遇到了最强大的对手湘军。
说起湘军，就不得不提到曾国藩。传说曾国藩在出生的时候，他的曾祖父梦见一条虬龙从空中蜿蜒而下，降于中庭，头着梁，尾攀柱，黄色鳞甲闪耀着光芒，让人睁不开眼。这时，家人来报说曾孙已经出世了。老人非常惊讶，预感到这刚出生的曾孙一定不是凡人，于是他把孙子（也就是曾国藩的父亲）郑重的叫到跟前，要他好好培养，以光大曾家门庭！
关于虬龙之说，恐怕是和曾国藩天生患有皮癣有关，这个病困扰了曾国藩很多年。江西饶州知府善于看相，有一次给曾国藩相面后说，曾国藩是只癞龙，其坐相和捋须都有龙状。于是曾国藩“癞龙转世”之说也就不胫而走，连咸丰都有所风闻。
曾国藩可谓是传统文人的楷模。他曾经在给弟弟们的信中说到：“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断不甘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曾国藩：《曾国藩家书》）
正因为“有志、有识、有恒”，曾国藩既成为了世代少有的儒学大师，同时又成为兵马倥戎的军事统帅和乱世复生的中兴之臣。儒家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曾国藩的身上可谓发挥到了极致，他的书信集《曾国藩家书》和奏稿文集，都是后人汲取传统文化和道德修养的极好教材。
曾国藩编练的湘军和八旗绿营大不一样。湘军选兵时，尽量多选湖南人，并只要那些朴实憨厚、体格健壮的青年农民，那些油腔滑调、有市井流氓气的城市游民一律不要。另外，凡是编练入伍的湘军将士，都要将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儿登记在案，以便控制。
从组织上来说，湘军有点类似于南宋的岳家军和戚继光的戚家军，私人性很强，非常讲究血缘关系和地缘圈子。湘军的各级统领，从营官到哨长甚至什长的大小头目，大都是亲戚故旧、同乡好友或者师生门徒，如果没有一定关系，在湘军中很难有出头之日。
太平军以天国理想为号召，湘军内部也同样重视思想教育。湘军首领如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左宗棠以及后来的淮军领袖李鸿章等人，这些人大都是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