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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国的卖国使臣、临战不力的贪鄙将帅、守御无备的大小疆吏通通给予相应的严惩；三下“求才之诏”，请求光绪皇帝悬赏求贤，破格提拔那些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参与决策国家大事，明令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大力举荐人才。
二是“迁都定天下之本”。迁都的想法，并不是康有为所独有的，朝野上下有这样意愿的人不在少数。但迁都之事，非同寻常，而且，迁往哪里、如何迁法都存在着巨大的争议，当时有人支持西狩，有人支持南巡，众说纷纭。康有为的建议是，将国都迅速迁往西安，这样与日本和议不成，战争再起时，可以放弃海滨险地，扼守潼关、函谷关，与之长期作战。康有为认为，这才是迅速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方法。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戊戌政变两年后的庚子国难中（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逃亡的目的地，正是康有为所建议的西安，这是后话。
三是“练兵强天下之势”。大清帝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很复杂，但是将衰兵弱、武器落后是不争的事实。有鉴于此，康有为建议选将之道，“贵新不贵陈，用贱不用贵”。就是说，在军队系统里进行大换血，以新人代替老人，并向西方先进国家购买最先进的武器，希望由里而外，一次性地解决中国军事落后的大问题。虽然这些想法不免有些幼稚，且在洋务运动中已经证明无事于补，但堂堂的大清帝国惨败给自己一向看不起的小日本后，康有为等人头脑一时发热，也可以理解。如果今天我们不能体验康有为的心情，看看现在中国足球迷的心态，即可以小见大，略知一二，这种“怒其不争”的急迫心情，情有可原。
四是“变法成天下之治”。前面三点，在康有为看来，还只是“权宜应敌之谋”；惟有最后的“变法”一计，才是立国自强之根本，也是康有为近几年来思考的中心。他认为清朝的法度沿袭前朝，至今已有数百年之久，而中国现在面临的情况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这好比时令已经到了炎热的盛夏，却还穿着冬天的羽绒服不肯脱下来，不生病才怪。而前期的洋务运动虽然有益改革，但过于浅薄，过于小心，过于腐败，小剂量的药法无法治疗垂死的危重病人。
在总结了中西各国经验的基础上，康有为提出了富国之法、养民之法、教民之法的三项主张。所谓富国之法，即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六法；养民之法，即务农、劝工、惠商、恤穷；教民四法，即普及教育、改革科举、开设报馆、设立道学。不过，康有为自以为很先进的主张，除了设立道学具有一些独创性之外，其他各法似乎都是先前十几年间洋务派曾经提出但又来不及实行的方案。有意思的是，康有为提出设立道学，以提倡孔子主张的伦理道德为武器，挽救近日风俗人心之坏，倒有点后来宣传部门的味道，只不过康有为所提倡的孔子不同于旧说，而是自己在《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中所创造的“新孔子”，而我们的康老师，就是“新孔子”代表的不二人选。
此外，康有为还创造性的提出了“议郎”制，他主张在继承中国传统官吏选拔的举荐体制基础上，赋予议郎们“上驳诏书，下达民词”的权力。所谓“上驳诏书”，指的是可以不遵圣旨，“下达民词”则指的是议郎的民意来源，这与西方近代国家已经普遍实行的代议制暗中契合，也初步显露了康有为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倾向。
康有为和各省举子们希望在中日换约之前，将他们的意见上达给皇帝，以避免马关和约的确认。但是，举子们搞的公车联章激起了主和者的恐慌，对此，坚持议和的军机大臣兼兵部尚书孙毓汶就密派心腹，前往各省举人聚居的会馆造谣恐吓，以阻扰举人们联名上书。不仅如此，孙毓汶还与李莲英勾结，给慈禧太后耳朵边不断吹风，借慈禧之手给光绪皇帝施压，促其尽快批准和约。
光绪皇帝本对战败心有不甘，在师傅翁同龢等人的支持下，也想有意拖延对《马关条约》的用宝，以观其变，但慈禧一发令，胳膊拧不过大腿，最终还是如期换约。大宝既然印下，事无转机，各省举人内部也开始人心涣散，有的还要力争，有的则觉得大局已定，何必再做蛇足；还有的人则早就被权臣们之前制造的恐怖气氛所吓跑。
眼看抗议无效，举子们忿懑之余，没考上的也只得收拾行囊，无可奈何的打道回府，该干吗的还干吗去；考上的则喜笑颜开，早把这事忘到九霄云外！
人虽散尽，但人心思变，余波未平，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只是后来更为激烈的变法前奏。
5．2、天降狂生，万木草堂
要了解戊戌变法，必要先了解康有为。
康有为，后来又有人称之为“康圣人”，初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人，故又名“南海先生”。康有为的先祖是广东名族，高祖康辉曾任广西布政使，曾祖康健昌曾任福建按察使，祖父康赞修是道光举人，做过广州府的教育官员，是一位知名的儒家学者，康有为的父亲也曾做过江西的知县。出身于这样一个诗书官宦之家，康有为早期接受了较好的儒家文化熏陶，理所当然地承接了程朱一派的理学思想。
康有为幼年好读书，家中书籍众多，因而知识面广，从小就“异于群儿”，但也养成了孤傲不群的坏脾气。从康有为的《自编年谱》中看，康有为一贯自高自大，对自己大加神化。从这些掺满水分的记述中，我们倒也能看出康有为是如何定位和评价自己的。
康有为自夸说，他六岁时因“鱼化龙”妙对“柳成絮”，获得祖辈“此子非池中物”的称赞；八岁时，什么“书经奥言”，看几遍就能背诵；十二岁时，面对“州中诸生”，已经“大有霸视之气！”十四岁时，已经“纵观说部集部杂史”，也就是说饱览“中学”；十七岁时“知万国之故”，又是博览西学。通过这些无所不能的刻画，康有为给自己描述的“天才少年”形象，跃然纸上。
但在科举考试中，康有为的表现不要说优异，简直就是一团糟。比如考秀才，康有为考了三次，十六岁才搞到秀才头衔；考举人对他来说更是一种残忍的折磨，总共考了七次耗费二十年的光阴。相比而言，康有为三十六岁中举，而他的得意门生梁启超，十七岁就中举了。不过，那次中举之后，康有为时来运转，在公车上书时的那次考试中，高中进士，这也让他的信心大为爆棚。
康有为早年的师傅朱九江是道光年间的进士，此人学术造诣精深博大，对岭南学术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尽管当时的学风主要由乾嘉汉学所主导，但朱九江很早看到了这条学术理路的内在不足和问题，其主张以程朱理学为主，兼采陆王心学，融合汉宋之长，探源于孔子之学。
康有为受到了老师的影响，逐渐抛弃了原先故纸堆里面的考据之学，转而开始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静坐养心。但康有为孤傲的性格决定了他和谁都不可能长期相处下去，在朱九江门下求学三年后，就因为种种学术问题上的分歧和老师分道扬镳。
随后，康有为突然对佛道之学大感兴趣。1878年冬，康有为只身一人来到了山水幽胜的西樵山，在山上一个叫做白云洞的洞穴住下，开始专门学习深奥的宗教理论。这段时间，恐怕是康有为繁闹一生中最为浪漫、也是最为自得的日子。据说，我们的康老师在山上经常披头散发，不修边幅，累了就躺在石窟瀑布泉水之间，醒来就或在芳草茵茵中、或在清清流水边，徜徉徘徊，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都是亲身尝试一般。
但是，佛学和道学的思想，并不能满足康有为那颗狂野饥渴的心。就在这时，京城翰林院编修张鼎华携几个友人来到西樵山游玩，途中遇见康有为。康有为向前和他论学，但没辩多久，因为意见不合，康有为便破口大骂，拂袖而去。涵养深厚的张鼎华，大为吃惊，回到广州后见人便说：“来西樵见一土山，惟见一异人。”
康有为后来被张鼎华的雅量所打动，于是给他写了封信说自己如何仰慕他。而张氏也被康有为的文笔所吸引，于是两人在省城重新会晤。后来，广东的士人便对“异人”康有为有些注意。从张氏这里，康有为接触到了一些西方近代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当时正在酝酿的改良主义思潮。这无意间的交往，给迷茫中的康有为指出了一条明路。
恰在此时，康有为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去了香港一游。当时的香港，在英国殖民统辖下已近半个世纪，西方的新天地已初具雏形。在香港的游历给了康有为很大的震撼，“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
1882年，康有为第一次进京，途中经过上海的时候，上海租界的繁华景象再一次让康有为感到印象深刻。回来后，康有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搜集了不少的西学书籍，开始大加研读，并逐渐对西方世界产生了朦胧的憧憬和好感。
在当时的读书人圈里，对儒学的研修、佛道的参悟和西学的先读，使康有为俨然已是鹤立鸡群，并养成了他自许“圣人”的心态。康有为将自身的使命自述为：“其来世也，专为而已，故不居天堂而故入地狱，不投净土而故来浊世，不为帝王而故为士人，不肯自洁，不肯独乐，不愿自尊，而以与众生亲。为易于救援，故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舍身命而为之。以诸天不能尽也，无小无大，就是所生之地，所遇之人，所亲之众，而悲哀振救之，日号于众，望众从之，以是为道术，以是为行己。”
好一个“救众生”的圣人！康有为“圣人”心态，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入世的“教主”意识，这也决定了他今后的命运，甚至一度影响到中国发展的方向！
康有为在不断吸收西学的同时，也开始营造自己的思想体系。1885年，康有为根据自己掌握的西学知识，写了第一本普及性的小册子《人类公理》。在书中，康有为以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论，猛烈抨击中国传统社会落后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并首先提出了“人的解放”这一口号，绘制了自己理想世界的蓝图。
在随后的一年内，康老师大发神威，一口气写下了《康子内外篇》、《教学通议》、《韵学卮言》等小册子，一时间声誉鹊起。康有为在反思近世中国的沦落时，认为其根源是中国人现在没有学习到古人的精华，反是尽学些糟粕。由此可以看出，康有为面对西方挑战时，还是返向中国的传统思想寻找对抗武器。
1888年5月，康有为第二次进京参加北闱乡试，是年6月，慈禧太后颁发懿旨说光绪皇帝已满十八岁，已经能够处理军国大事，所以宣布次年正月光绪成婚后，即由皇帝亲政。清廷最高权力的这次交接，在朝野内外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人们都感觉到清朝要经历一个新的权力转换时期，成年的皇帝将取代慈禧成为大清帝国的新掌门人。
康有为于是认定，他大展拳脚的时机到了。就在当年12月，康有为首次上书光绪皇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三项主张，建议皇上采取自己的办法进行改革。但是，按照朝廷的政治体制，科道及四品以上的京堂才有权力向皇上专折奏事，其他官员的奏折，都要经过所在衙门的高阶官员代为禀奏，民间上书则需都察院转呈，而康有为当时是一个没有任何功名的布衣，根本无权上书皇帝。
于是，康有为到处托人，最终找到了国子监祭酒盛昱，盛昱转而将这份万言书呈给了当时的户部尚书、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翁同龢读后觉得此人一介草民，但从其用词言语中有太多讦直，所以并不同意代为禀奏圣上。后来，这封上书被转交给都察院左都御史祁世长，但祁也是一个老狐狸，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满口答应收下，却根本没有去做。康有为随后又给徐桐写信，但徐桐是个顽固守旧派，根本不予理会。
康有为的第一次上书参政就这样无果而终了。后来几个月里，本来兴奋的康有为陷入了郁闷当中，百无聊赖之际，康有为在京师玩起了金石书法以作消遣，并写下了《广艺舟双楫》一书。待了没多久，康有为便一路游山玩水，重新回到了广州并任教于长兴学舍，开始广收门徒。
1890年4月间，广州学海堂的高材生陈千秋慕名拜访了康有为。交谈一阵后，陈千秋立即被康有为的奇谈妙论所折服，7月份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