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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凶手，按大清律要捉拿水手中的一人来偿命。但义律只同意赔偿死者家属并惩办所有参与此事的水手，而拒绝交出一人来杀头顶罪。这时，大清律与英国法律发生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冲突，中国人认为杀人偿命是理所当然，而英国人却无法认同自己的同胞受到他们认为的“野蛮肉刑”。这种冲突后来也导致了租界内治外法权的由来。
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林则徐在8月15日下令禁止一切贸易，并封锁了外国在广州的全部外贸企业。义律见势不妙，赶紧命令英国商人及家属登船上海。林则徐则进一步采取措施，严禁村民供应英船日用物品，并派战船封锁英船，如果发现上岸的外国人，一律就地正法。无奈之下，义律在9月5日派特使要求林则徐解除封锁，恢复正常贸易关系。林则徐未达到目的，拒绝了义律的要求。当天下午，英国军舰向封锁他们的中国战船开炮。
大英帝国终于露出了它狰狞和强权的一面！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只能导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即使现在的国际社会相对文明，但这个法则显然同样适用。英国在忍耐了近半个世纪后，终于决定要采用炮舰政策把中国纳入到其利益范围了。
此时的伦敦，听到中国焚烧鸦片的消息后，从事东方贸易的院外活动集团立刻动员起来了。这些利益集团向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政府采取坚决行动。十九世纪大英帝国的政治巨头帕默斯顿甚至叫嚷着说：“给中国一顿痛打，然后我们再解释！”
但发动对中国战争的议案也不是一边倒。 帕默斯顿同时期的政治对手格莱斯顿，严厉谴责说：“在人类历史中，我从未见过因如此不正义，并故意要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高傲地飘扬在广州城头的英国国旗，只是为保护一桩可耻的交易而升起的。”
很可惜，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道德在大多数时候都要败于利益脚下。
1840年4月7日，托马斯&；#8226；斯当东爵士，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小斯当东，他来到下议院阐述了他的论点。他说，“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
他的话很起作用，议案通过了。
虽然在最后表决中，议案仅以二百七十一票对二百六十二票的微弱多数得到通过，但这并不足以安慰地球另一边的中国人。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书里，英国人一直是以侵略者、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出现，虽然有很多中国年轻人喜欢上了英超，但对这个顶级赛事的喜爱也不足以抹去这个令人不快的记忆。
林则徐和英国议会显然没有在同一平面上思考问题。林则徐认为他的问题是进行一场反毒品的斗争；而英国却认为这是涉及贸易自由这一神圣权利的问题。英国议会辨论的时候，把政府的战争议案说成是发动一场“鸦片战争”……据说是“鸦片战争”的第一个出处。
林则徐算是当时最了解英国情况的朝廷命官了，他配有四个翻译，终日为他翻译英文书报，整理成册，加以参考。想必林则徐已经知道了英国的地理环境、人口、军队等实力情况。但从简单的数字来看，英国显然不如天朝。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仍旧是世界首位，甚至超过西欧的总数。但正如张文木先生指出的，“在大国兴衰史上，被打败并由此衰败的，多是富国！”（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
林则徐断定英国不可能会为了鸦片而与天朝开战，理由很简单，英国路途遥远，补给困难，怎有实力冒犯天朝？何况中英贸易近200年，茶叶生丝等贸易利益重大，断不可能为了一些鸦片走私商人而大动干戈。而道光帝更是对这些纠缠不清的夷务早已厌烦不已，在虎门销烟后，他干脆宣布“英逆”罪行，永久禁绝通商，并下令将英国舰船驱逐干净。
鸦片只是一个导火线。关键问题其实还是马戛尔尼半个世纪前的老问题：打开天朝的大门，开放通商贸易。此时的大英帝国，已经比马戛尔尼时期突飞猛进多了，工业革命的已取得了重大突破，大量廉价的工业品正在世界氛围内四处寻找市场，而英国的蒸汽战舰和长枪大炮，已经足以敲开天朝的大门。
战争，最能彻底暴露天朝的无知和衰落。
林则徐怎么可能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加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闭关锁国早已被扫出了历史舞台，在这样一个时代，早加入这个全球化进程早受益，但历史的惯性已超越了林则徐们的思考范围，后人也只能发些“事后诸葛亮”的议论罢了！
话说回来，从现代反毒品走私的经验来看，即使在如今各国政府都已经建立毒品危害社会的共识，并在通力合作的情况下毒品尚不能禁绝，在当时清政府朝纲不振、官员营私舞弊的情况下，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根本不会取得最终胜利。连林则徐本人在被罢官之后，也无可奈何的承认了这一点。道光帝罢免林则徐的时候也说，“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虎门销烟没有销毁中国巨大的鸦片市场，更没有销毁鸦片商们对暴利的渴望。
1．5、战争、谎言与真相（上）
林则徐对英国人采取断然措施，可能受到当时律劳卑事件的影响。（律劳卑的英文名为Napier，但不知为何当时翻译成律劳卑劳苦卑鄙？）
律劳卑是1833年英国政府废除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营权后，派往广州的第一任英国政府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大概毫不了解当年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失败的原因，他到达广州后，竟然以平等的口气向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坤发出了一封平行公函！
天朝当时显然还没有接受近代平等外交关系观念的迹象。对于律劳卑竟然想和天朝平起平坐的大胆口气，卢坤大为愤怒，立刻拒绝了这封公函，并命令律劳卑立即返回澳门。律劳卑拒不返回，仍旧呆在广州，于是卢坤下令封闭商馆、停止供应、中断贸易。律劳卑退出广州，并擅自指挥两艘军舰打入珠江，卢坤则集合了六十八只战船应战，而此时的律劳卑失去了英国商人的支持，他本人也得了虐疾，只得黯然回到澳门，后于当年十月病死在那里。
律劳卑的失败让大清官员相信，只要大胆封锁外国人的商馆，就不怕他们不屈服。而从继任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表现来看，他们似乎达到了目的。后来的商务监督们不想再去招惹麻烦，他们在任期间几乎都呆在风雨飘摇的伶仃洋上，成天无所事事，只盼着任期结束后早点回国。
但第四任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来广州后，大概是出于个人的进取精神，开始执行一种积极的政策。他甚至违背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的训令，向清政府递上了毕恭毕敬的“禀贴”，这让当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很满意，义律才得以重返广州。
1839年林则徐采取断然措施后，当年11月英国军舰与中国水师在穿鼻洋海面有过几次小规模的武装冲突，算是鸦片战争的前奏。这几次冲突双方各有胜负，但对后来的战局并无大的影响。林则徐上报说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胜果，道光帝闻讯大喜，于是在12月下令禁止广东口岸的全部对外贸易，以为这事就此了结。
但短暂的平静很快被打破了。
1840年6月，一支由20艘战舰和28艘运兵船组成、兵力约7千人的英国远征军到达广州口外海面。英军随后按照其预定方案，封锁了珠江口，并于6月底北上，准备占领舟山后封锁长江口和黄河口。英国人以为经济封锁会产生效果，但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帝国并不害怕经济封锁，他们最担心的，是国土的沦丧！
舟山是中国第四大岛，为苏浙闽海面之锁喉，岛上设有定海县城。康熙帝年间，宁波曾设为对外通商口岸，定海县城曾设有“红毛馆”并接待过英国商船，但到乾隆帝年间，宁波海关被关闭，英国商船也就被禁止入内……除了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使团曾经在这里作过短暂的停留。
英国本有意占领舟山作为其贸易和扩展势力范围的前沿地，但阴错阳差的是，这个计划被香港和上海取而代之。英国舰队来到舟山后，当地人似乎还依稀记得当年外国商船，以为是洋人们来此卸货贸易，正当这些人为可能的获利而欢欣鼓舞的时候，他们的知县却收到一封他从来没有见识过的“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英国人限令他们半个时辰内投降！
当地守军显然被英国猛烈的炮火吓坏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作战方式。英国人大概只用了不到十分钟就击毁了当地脆弱的海岸防御体系，参战的一千五百名士兵，死亡和受伤各13人，其他的都逃跑了。在失败面前，知县姚怀祥只能选择了投水自尽，以死报国，表现了一个儒生应有的气节。
而在攻陷定海之前，英国第二批北上的舰队来到厦门，因为投书问题，双方进行了一场炮战。中国官员拒绝接受这样不恭敬的文书，因为上报朝廷，很有可能会被罢官甚至杀头。一直到8月，道光出于战局的担忧，才下令将洋人的投禀，“无论汉字夷文，一律原禀进呈。”而在此之前，浙江巡抚乌尔恭额被问罪，罪名正是“拒收夷书！”
天朝的礼仪可真让不少人吃了苦头。
英国舰队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北上，这下可把道光帝和满朝文武吓坏了，他们以为这些蛮夷可能会进攻京城。很不幸的是，这个担心在后来的1860年和1900年都成为了现实。
1840年8月30日，当英国舰队抵达天津大沽口并试图强行通过的时候，内阁大学士兼署直隶总督琦善被派去和洋人谈判。在英国舰队的恫吓下，朝廷政策很快由剿改抚了。
琦善本是坚定的主剿派，但在英国人的坚船利炮面前，很快变成了坚定的主抚派，而这也是大部分清朝大员对待夷人的态度。琦善的当务之急就是想方设法把洋人哄骗回去，他得想尽一切办法在道光帝和洋人之间周旋，既不能让道光帝感到失了天朝威仪，也不能轻易得罪这些可恶的洋人。
幸运的是，外交文件的翻译帮了琦善的大忙。当道光帝看到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的照会时，总算感到心理平衡了不少。这份照会的中译本是这样写的：“兹因官宪（林则徐）扰害本国住在中国之民人，并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是以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
最为可笑的是最后一句，“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原文却是“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直译过来应该是“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天朝语言的幽默性，莫过于此。（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既然洋人是来伸冤昭雪的，道光帝当然可以大度一点。于是他给英国人发了这样一道谕旨：“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人代申冤抑。该统帅懿律等，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
道光帝居然给洋人下起了命令！
这下林则徐触霉头了。道光帝本来说要严禁鸦片的，但如今洋人兵临天津，林则徐只能充当一回替罪羊给撤职查办了。据清人笔记《庸闲斋笔记》里记载，林则徐遣戍新疆后，仍旧心怀国家命运，常常自诵“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二句话以自励。后来太平军起事后，林则徐再次被启用前往镇压，但不幸在路上病死。不过林则徐死的还算时候，不然后来的教科书上就要被扣上镇压农民起义的罪名，那就不好说了。
再说英国人。在道光帝的谕旨发下后，还真听话南返了。道光帝也很是对自己的抚策洋洋自得了一阵…皇帝出马，就是两样！接着，他还怪罪起那些接办夷务的大臣了，要是他们早点把洋人的冤屈报上来，不就早没事了吗？！
只可惜事实未必如此。英国舰队可能是考虑到当时在天津没有基地，贸然进攻北京没有胜算；而且季风很快过去，北方气候变冷后，海洋可能结冰，对舰队行动非常不利，既然道光帝说派钦差大臣到广东再议，于是他们也决定南下再说。
也许很多人会问，倘若真的开战又会怎么样呢？
早在英国远征军到来之前，林则徐其实已经和义律交过手，双方有过几次小规模的武装冲突，但林则徐当时上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