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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我在王秀珍所在的工厂里，查阅她的人事档案，见到内中有一份王秀珍1964年所写的自传，对于她如何从一个穷孩子成长为劳动模范，写得颇为真实，亦甚有参考价值。
在〃文化大革命〃中，当王洪文青云直上的时候，曾叫人捉刀，写了一本三四万字的〃大事记〃，详述王洪文造反之初的历史。这份〃大事记〃在王洪文被捕后，他的小兄弟曾打算塞进一段铁管里，两头焊死，埋于黄浦江江堤之中。我得知有这么一份重要档案，追踪寻找，终于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查到。我家在上海西南角，国棉十七厂在上海东北角，我要斜穿整个上海市区，换乘好几辆公共汽车。往往清早六时离家，八时多才能到达国棉十七厂。在这家工厂的人事科，一边阅读，一边抄录，花费了几天时间。这份〃大事记〃成为我写作《王洪文传》很重要的参考材料。尽管这份〃大事记〃吹嘘王洪文的〃光荣史〃，但所载事件的日期基本准确，而且内中提到的事件发生的地点、人名，都成了我作进一步采访弄清真相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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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序（4）
同样，我查到姚文元亲笔填写的履历表，也为我写《姚文元传》提供了很多方便。
有一回，我在某档案室查到一箱重要档案，花了一个星期，天天前去摘抄，虽然抄得非常吃力，但收获颇大，使我非常高兴。
图书馆是我创作的另一〃方面军〃。
张春桥、姚文元、姚蓬子是作家，我必须查阅他们的全部作品。
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时，也写了不少文章，大报、小报关于她的报道多达二百二十一篇，也必须逐一查阅、复印。
去图书馆查阅〃文化大革命〃资料，手续也够麻烦的。幸亏我已经有了与档案部门打交道的经验，何况图书馆终究是文化部门，比之组织部门更能与我接近，终于逐一打开大门，让我查阅、复印。
当年的各种〃文化大革命〃小报、传单，虽然有的不甚准确，有的甚至掺假，但只要加以鉴别，仍不失为重要参考资料。例如，那各种不同版本的《林彪选集》、《江青文选》、《中央首长讲话集》，都有一定参考价值。〃武汉三司革联司令部秘书组编〃的《庐山会议文件集》，内中收入关于庐山会议的文件、讲话，很有参考价值。那本在〃文化大革命〃中用红塑料封皮精装的《两报一刊社论选》，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为我节省了查阅社论的时间。
说来也有趣，当年几乎能一口背诵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我要用时却查不到。为什么呢？自从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按照当时的规定，必须从每一本《毛主席语录》中撕去《再版前言》。我翻了一本又一本〃红宝书〃，都不见《再版前言》。幸亏找到一本〃漏网的〃，上面居然还保存着《再版前言》！
当年的《工人造反报》、《井冈山报》、《新北大》、《红卫战报》、《文艺战报》等等，我都逐一查阅。我偶然发觉，当年上海的《支部生活》杂志，刊载一系列〃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央文件，当即复印。
我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获得当年上海向中央专案组有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上报资料……
后来，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问题研究所，查阅了《新编红卫兵资料》（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共二十大本，内中收入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红卫兵及其他群众组织出版的小报（又称〃文革小报〃）。有《井冈山》、《农奴戟》、《六月天兵》、《北京公社》、《赤卫军》、《民院东方红》、《长缨》、《长江风云》、《常州工人》、《八、八战报》、《安徽八·二七》等等。还有香港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上下卷大画册、《中共〃文革〃运动中的组织与人事问题》等等。他们也收藏上海〃文革〃史料整理小组编辑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一至三卷以及北京国防大学内部出版的三大卷《〃文化大革命〃研究》。
我对他们收藏的台湾《中共研究》杂志社出版的《中共年报》发生浓厚的兴趣。这套书，一年一厚册。我多次到那里，逐年细细查阅。虽然是台湾出版物，带有明显的国民党的政治倾向，但是其中一些文章和资料，还是颇有参考价值。比如，在1969年出版的《中共年报》中，对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了详细介绍。内中关于江青的介绍，大约有五千字，详细记述江青的身世、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影剧活动、进入延安的情况、〃文革〃中的崛起等。内中写及与江青十分熟悉的姚克（电影《清宫秘史》编剧）对江青的评价：〃不结人缘，落落寡言〃，〃为人器量狭小，心狠手辣；得意时高视阔步，睥睨一切〃，〃野心甚大，睚眦必报〃。《中共年报》中关于张春桥的介绍更为详尽，长达万字。文中说：〃张春桥和江青、姚文元等都是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我们可以称他为〃文革派〃。〃台湾在1969年对于正红得发紫的〃文革派〃人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评述，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就在我大量查阅〃文革〃档案、资料之际，曾经深受张春桥迫害的葛正慧老先生的一席话，给了我莫大的启示。葛老先生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多年，首先查明〃狄克〃是张春桥的就是他，为此他被张春桥投入秘密监狱。葛老先生向我指出：《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有很大缺陷，即作者重〃文〃不重〃献〃。〃文〃，即档案，文字材料，是〃死材料〃；〃献〃，指〃活口〃，即当事人，熟悉情况的人。只有〃文〃、〃献〃并重，才能写好纪实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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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序（5）
确实，那些〃死材料〃几十年后以至几百、几千年后，后人仍可查到。他们甚至可以比我更方便地查阅这些〃死材料〃，诚如姚雪垠写《李自成》可以查阅各种明史档案，大可不必持党组织介绍信！可是，后人无法得到〃活材料〃……当事人的口碑。挖掘〃活材料〃以至抢救〃活材料〃，是一项极为重要、刻不容缓的工作。〃文化大革命〃的许多当事人尚在，必须赶紧做好采访工作。
〃死材料〃往往是平面的，只记载某年某月什么事，什么人讲什么话。〃活材料〃却常常是立体的，可以采访到各种细节，使作品变得非常丰满。不过，人的记忆力毕竟有时不甚准确，〃活材料〃又必须用〃死材料〃加以核实、校正。
于是，我着手拟订了一份长长的名单，逐一采访。我以为，进行〃文化大革命〃史的采访，既要广泛访问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受屈者，同时也应访问那些〃文化大革命大员〃。1986年10月9日《社会科学报》发表报道《叶永烈谈要研究〃文化大革命〃》一文，我对该报记者说过：〃现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十年，可是〃文化大革命〃材料分散各处，很多饱经风霜的老同志要请他们留下口碑，那些〃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也应让他们留下史料，这些都有待人们赶着去做。〃
在采访时，我一般尽量争取被采访者的同意，进行录音。这些录音磁带，我作为史料永久保存，并拟在若干年后捐赠给历史学家或者我在1986年曾建议成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所（当时许多报刊刊登了我的关于成立〃文化大革命〃研究所的建议）。因为录音远比笔记准确、详细，而且所作速记往往只有我自己看得懂，后人难以看懂。
这些年来，我走南闯北，走访了众多的〃文化大革命〃受害者，记下中国历史上那苦难的一页。
北京大学原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是〃文革〃的〃重灾户〃。〃文革〃第一炮，打的就是他。他很详细地向我讲述了自己在〃文革〃中的苦难经历。
在北京陆定一家中，我与严慰冰胞妹严昭多次长谈。〃严慰冰案件〃（简称〃严案〃）是〃文化大革命〃大案之一，严昭痛诉林彪、叶群对严慰冰的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她还由〃文化大革命〃回溯到延安时代，谈到那时的严慰冰与叶群的冲突，谈到那时陆定一与严慰冰的恋爱、结婚，谈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戎马生涯等等。
贺绿汀是张春桥、姚文元的〃死对头〃。在〃文化大革命〃中，贺绿汀坚强不屈，人称〃硬骨头〃。我多次访问贺绿汀，请他详细地叙述他与姚文元关于德彪西的论战，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张、姚的斗争。
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之死，是〃文化大革命〃大案之一。为了探明陶勇之死，我一次次访问东海舰队司令部，走访他的几位老秘书、他的家属以及有关当事人，甚至访问了当年解剖陶勇尸体的医生。
秦桂贞是江青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时借住的那家的女佣，深知江青底细，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骗往北京，投入秦城监狱。寻访秦桂贞颇费周折，因为她早已退休，很难寻找。经过友人帮助，这才在一鲜为人知的地方找到了她。然而，她却又不愿接受采访，因为有关部门已对她作了一些规定，务必办妥必要的手续，才予接待。于是，我只得再奔走，办妥手续，秦桂贞给予接待。她一打开话匣子，我才发现，她是一位非常热忱的老人。虽然文化粗浅，但记忆力甚好，叙事也有条有理。说到江青恩将仇报，她咬牙切齿，潸然泪下。她的四小时谈话，为我写江青提供了翔实而丰富的〃活材料〃。此后，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常去看望她。她甚至带我到江青当年在上海的住处。直到她离开人世，我还参加了她的追悼会。
在最高法庭审讯江青时，与秦桂贞同去北京、出庭作证的是郑君里夫人黄晨。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她叫江青〃阿蓝〃，江青叫她〃阿黄〃。买了一块料子，她俩往往同做一色上衣。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对知情甚深的郑君里、黄晨进行残酷迫害。黄晨的回忆，清楚地刻画出当年江青的形象。我庆幸及时采访了黄晨。不久之后，她便病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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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序（6）
毛泽东的儿媳刘松林、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陈云夫人于若木，在〃文革〃中深受江青迫害。我采访了她们。
王观澜夫人徐明清，是江青当年在沪时的团支部书记，江青进入延安又是她介绍的，是极为重要的知情人。我在北京对她进行了多次采访。
在北京，我还采访了原〃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将军，江青前夫黄敬（即俞启威）之胞妹俞瑾；采访了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江青秘传》作者，曾经为毛泽东、江青看病），曾经为毛泽东侍读的芦荻教授，她向我讲述了〃批《水浒》运动〃的来历……
在四川，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将军，接受了我的采访，第一次详细透露了亲手拘捕江青的全过程。
在美国，我采访了红卫兵领袖、当年清华附中学生骆小海。他是红卫兵的倡议者之一，也是所谓红卫兵〃三论〃，即《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起草者。
在上海，《解放日报》原总编王维，《解放日报》原副总编夏其言；《文汇报》原总编陈虞孙，《文汇报》原办公室主任全一毛；原上海出版局局长、著名杂文作家罗竹凤；原上海图书馆参考书目部主任葛正慧；原中共上海市委教卫部部长常溪萍的夫人陈波浪……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揭发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劣迹。
为了弄清姚文元解放前入党的经过，当年他的入党介绍人、支部书记、支委给我诸多帮助。他们和我一起聚会，共同回忆。这样相互启发，你一言，我一语，使回忆变得更为准确、丰富。
老作家楼适夷则向我长谈了他所知道的姚蓬子。他还介绍我去采访了姚蓬子的胞妹，使我对姚家的身世有了第一手的了解。我前往姚文元故乡……浙江诸暨采访，姚公埠的老邻居以及诸暨县档案馆给予热情接待；关于姚蓬子在南京狱中的情况，我访问了当年国民党中将汤静逸先生。很可惜的是，我曾向丁玲谈了我写姚蓬子，当时她太忙，说过些日子约我细谈，不料她竟与世长辞……
当年在〃反右派〃时挨过张、姚之棍的老作家施蛰存，熟知张、姚的底细。十八岁的张春桥刚从山东来到上海滩，便在施蛰存手下干活。张春桥不懂装懂，乱标古书，正是被施蛰存发觉，停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