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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应是知识分子的通灵宝玉，知识分子不管做人还是做事，丢了这东西，就丢了魂啊！”（陈寅恪）
很多人一旦搅进政治，就像一头撞到蜘蛛网上的飞蛾，前途和命运马上由不得自己支配了。而章士钊供奉在头脑里的菩萨，却是照着他自己的模样刻出来的。
是棵孤独的梧桐，就不是攀附他物的藤萝；是只不被驯服的老虎，就不是等人喂食的家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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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济—欲栽大木柱长天（1）
北京旧城有一条长达16里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如同一根野心勃勃的竹棒，把正阳门、天安门、午门、神武门、地安门等皇城内的主要建筑串成一根宫廷御制糖葫芦。信风水的人把它看作北京的龙脉，在这条龙脉的两侧，对称排列着天坛、先农坛、太庙和社稷坛。
在棋盘似的内城，街巷胡同有条不紊地画出棋路，中轴线劈开一条楚汉河界，四合院恪守棋子的职责，紧紧地拱卫紫禁城。
作为“紫禁后护”的钟鼓楼，“司晓晨，节出入，丽壮观，播远听”，吼出了龙族魂牵梦绕的韵脚。
杨昌济故居就坐落在钟鼓楼东边不远处的豆腐池胡同9号（今15号）。
一
豆腐池胡同，原名豆腐陈胡同。相传，这条胡同里有位姓陈的师傅，开了一间有名的豆腐作坊，胡同因此而得名。这条胡同西接钟鼓楼，东邻那彦图的亲王府，身后是绵延七百多年的繁华与动荡。早在元朝时期，豆腐池胡同一带就因积水潭开设了码头而兴盛起来。这里不仅有米市、面市，还形成了缎子市、皮毛市、铁市等街市，甚至一度出现过买卖人口的人市。
1918年6月，杨昌济应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的聘请，任北京大学的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到北京后就住进了豆腐池胡同9号。
这是一座坐北朝南，不太规则的两进院落，如意大门的上方，挂着“板仓杨寓”的匾额，一块小小的木牌把长沙板仓冲与北京豆腐池胡同铆在了一起。
前院有侧房三间，北房三间，东厢房三间，杨昌济就住在前院的北房。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住进了东厢房。后院有后罩房四间，住着杨昌济家的亲属和佣人。当时宅院里，栽种着枣树、柿子等北京常见的果树。“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院中高高的梧桐，为主人静默地守候一只飞栖的凤凰。
杨昌济，名怀中，字华生，1871年出生在湖南长沙县板仓冲一个耕读人家。1898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1903年考取官费留日资格，东渡日本攻读教育。1909年，由日本赴英国攻读哲学、伦理学，后到德国考察教育。
1913年，杨昌济结束长达九年的留学生涯，学成回国，先后在湖南第四、第一师范教授哲学、伦理学。
他先后翻译和编辑了《西洋伦理学史》、《论语类抄》、《教育学讲义》等书，并著有《达化斋日记》、《杨昌济文集》。
二
历史信手涂抹的几笔重彩，没有被时间看在眼里。杨昌济故居里的廊柱、窗扇的颜色退得越来越淡，还原为原木本色。房屋已老，构架仍在，杨昌济的思想、操守都已浸润、依附在了老宅的构件之中。
杨昌济生逢乱世，此时，大清王朝接近尾声，北洋政权也已行将就木。他穷其一生，探寻救国之路。早在岳麓书院读书时，他不顾书院山长的阻挠，毅然加入谭嗣同创办的南学会，积极宣传变法维新思想，为新学、新政奔走呼喊。
戊戌变法失败后，杨昌济避居家乡，研究经世之学，为###志，写下“强避桃源作太古，欲载大木柱长天”的联句。
在日本留学时，杨昌济虽身处异邦，仍不忘祖国，改名怀中，并且积极参加“拒俄运动”。
杨昌济回国后，设法营救被袁世凯迫害的杨德麟；规劝杨度不要逆潮流为袁世凯恢复帝制鼓吹；还为《新青年》撰写论文，推荐文章，支持新文化运动，为创建湖南大学奔走呼号。
杨昌济到北京后，积极为赴法勤工俭学筹措经费，号召湖南有志青年出国学习救国之术。他写信给蔡和森、毛泽东，商讨如何让湖南学子到西方勤工俭学拯救中国。
1918年8月19日，为了新民学会成员出国留学的事宜，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住进了豆腐池胡同杨昌济家中靠近大门的一间屋子里。
三
时光像遗失在人们柔软的心坎上的一颗种子，长出历史的擎天大树，所有的激情、混乱、动荡、名声都被迫缩写在一片薄薄的叶片上，被人们苛刻的观念噬咬、被政治的气候拷问，退去了初始鲜亮的面貌，不定什么时候，突然恍然大悟似的，脱落了。
杨昌济—欲栽大木柱长天（2）
初到北京，毛泽东尝到了在小池塘中为“大鱼”，而放入江海作“小鱼”的痛苦：没有工作，身无分文。
杨昌济注重发现、爱护和培养人才，此乃“悠悠万事，惟此为大”。珍惜人才的杨昌济，为毛泽东在北京大学介绍了一份图书助理员的工作。不过，在北京大学的红楼里，毛泽东的心境并没有因为这份工作变得亮堂起来。在这里，毛泽东不再是三湘才子，而只是一个整理书刊、登记阅览者姓名的小职员，他曾试图与前来图书馆阅览的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聊聊，可这些人根本不理他这个茬儿。一次，毛泽东在北大听一个讲座，他向站在讲台上的胡适提了一个问题。当胡适知道提问题的是一个没有注册的旁听生时，竟拒绝回答。
“北方是官僚传统的沃土，同时是达官贵人的世界。在权贵眼中，满头大汗的苦力是不会有脑子的，他们根本不能理解一个曾在韶山种过田的人的想法。”在1918年至1919年间，毛泽东活动范围狭小，像一艘帆上打满补丁的小船，只能在浅滩附近摇晃打转，无法靠近时代翻腾起的焦躁浪潮。
在北京，能够坐下来听毛泽东说话，而且能听懂他一脑子的卓思悬想的，恐怕只有杨昌济一个人了。豆腐池胡同没有对这个乡下来的年轻人，板起冰冷的脸孔，“板仓杨寓”不仅是毛泽东的藏身之所，更是他精神上的栖息之地，北京是地狱，也是天堂。在毛泽东一生中，除了马克思之外，对他影响最大的导师就是杨昌济。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杨昌济的哲学理念、道德思想，就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也深为杨昌济所欣赏，他的一篇名为《心之力》的作文，满分100，而杨昌济给了毛泽东105分。杨昌济长年坚持洗冷水浴，受杨昌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影响，毛泽东读书时在风雨大作的夜晚露宿于岳麓山，到湘江击水，并一生坚持到江海中游泳，以此磨炼意志。
杨昌济认为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国情；而善应宇宙之大势”。杨昌济反对全盘西化：
“国家为有机体，犹人身之为有机体也，非如机械然，可以拆卸之，日更可装置也。”
在杨昌济看来，中国当时的国情好比一个得了怪病的人，没有病例可供参考，也没有任何现成的药物可以药到病除，研究和学习西方思想，是把此作为医治病入膏肓的中国的一味药，要想治愈则要靠国人遍尝百草的胆量和韧性。
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毛泽东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决定留在国内，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寻找救国的药石。毛泽东在当时对孔孟文化的一片喊打声中，一个猛子扎进了传统文化的深海中，遍游北京的名胜古迹，登临泰山、拜谒孔墓、游历孟子故里，在被时代砸烂了灯盏、一片漆黑的历史长夜中，窸窣的翻找、查阅，向历史与河山问路。
四
为了工作便利，毛泽东搬出杨宅，与蔡和森、罗章龙等八人一起，在距北大红楼不远处吉安所左巷8号院租了一间房子。
吉安所左巷是一条狭窄的胡同，明清时期，宫中冤死的太监、宫女，其灵柩大部分就停放在这里。为了镇邪、驱赶晦气，人们就给小巷起了个“吉安”的吉利名字。毛泽东租住在院内正房西侧的一间十多平米的屋子里，晚上，八个小伙子挤在一个土炕上，几个人同盖一床棉被，每逢翻身，都要先与两边的人打招呼。
毛泽东为留法学生筹措经费、为开设留法预备班而四处奔走。但每逢星期天，他和邓中夏等人都会去豆腐池胡同，与杨昌济分析时事、探讨国内外大事，李大钊有时也来参加。杨开慧经常在一边旁听，渐渐地，毛泽东与杨开慧产生了恋情。
当杨昌济这些人还急急地穿行于窄小的胡同里时，时光的缰绳被他们稳当地拽在手里，当他们隐没在胡同外的世界中时，时光便脱滑出缰绳，在胡同里狂奔踩蹋，把原有规则撂倒在地，如此往复，一棵棵树木，一幢幢宅院，就像花儿一样开了又败，败了再开。
杨昌济—欲栽大木柱长天（3）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在北京豆腐池胡同家中病逝，年仅49岁。去世后归葬于长沙县板仓冲。
临终前，杨昌济写信给留日时的好友章士钊，向其推荐毛泽东与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重二子。”
杨昌济没有看错毛泽东、蔡和森，毛泽东与蔡和森也没有辜负杨昌济。蔡和森成为建党初期的领袖，毛泽东则成为改天换地的伟大人物。
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的（1）
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刚要出门，碰巧遇上他，父子二人说起关于“欧战”的一则新闻：
“世界会好吗？”梁济问。
梁漱溟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
三天之后，梁济在净业湖投水自尽。
梁济认为一个朝代灭亡，没有人为其殉死，是这个社会道德沦丧的标志！
一
梁漱溟，清光绪十九年九月九日（1893年10月18日）生于北京一个世宦之家，祖籍广西桂林，名焕鼎，始字寿铭，后又字肖吾、漱溟，并以漱溟为世人所熟知。远祖曾是元朝宗室，姓“也先铁木耳”，旅居河南汝阳，明朝建立后，因所居为战国时梁地，故改汉姓梁。父亲梁济，字巨川，曾任清内阁侍读，官至四品。梁济身处国家风云激荡的年代，眼见外侮日益激烈，国势日益衰微，因而大力主张事功之学。认为一切学问都要以富国强邦为任，否则就是无用之学。基于这种思想，他痛斥八股、科举之弊，而极力推崇维新派之变革主张。
也是因为父亲这种不同寻常的远见，梁漱溟的早年教育便注定与同时代的读书人走上不同的路。别家的孩子进私塾大背四书五经时，梁漱溟却在北京第一家中西小学堂里学习ABC和《地球韵言》之类的科目，手头上常翻的课外读物则是《启蒙画报》和《京话日报》。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京顺天中学堂，开始了长达五年半的中学生活，现代著名学者张申府、汤用彤都是他这时的同学。除了上国文课外，还学习英文和数、理、化各科。
1911年，梁漱溟中学毕业，辛亥革命也赶在此时爆发，梁漱溟抛下升学机会，到他早先便已加入的同盟会京津支部的机关报《民国报》当记者。梁漱溟开始驾着独木舟朝国家的遇难地点出发，他整日出入总统府、国务院、学校、团体与街头巷尾。
社会不是演出高级剧目的戏园子，各位看客们，并非皆可以穿着光鲜打扮时髦，二郎腿一跷小白眼一翻。这是一个汹涌澎湃的交易场所，时刻会有大量的鲜血和墨汁泼撒于此。无论账目现已亏空多少都得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就像拿破仑在火光冲天的莫斯科，眼看着周围都是狼群一般的铁甲部队，还有比荆条犀利的西伯利亚冷空气，但仍然能高声发布最为雄壮的挑战书，将自身的风度和姿态做到使人毛骨悚然。而作为一个读书人，梁漱溟似乎并不适合承受颠来覆去的无常世事。
1958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梁漱溟与国民党政见不合，离开了报社。梁漱溟一开始随父亲倾向于立宪派，不久即投身革命派。但是，辛亥革命不但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帝制，国家反而陷入军阀混战的恶性痉挛。梁漱溟开始感到由对一个事物过分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