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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革命不但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帝制,国家反而陷入军阀混战的恶性痉挛。梁漱溟开始感到由对一个事物过分集中注意力而产生的烦躁和恶心,他整日醉心研探佛典、佛法,仍觉不够超脱,还两次企图跳水自杀。
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梁漱溟这才从自己的精神牢狱里刑满释放。他出佛入儒,将孔子的儒家之道作为一生执著的信仰。
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逝者如斯夫!”儒家的本质精神就是一汪接载了道之灵动的水,梁漱溟跃身而入,沉浮其中。
二
梁漱溟故居原为其父梁济的书斋,早先的门牌号是小铜井胡同1号。小铜井胡同位于西城区北部,东起西海西沿,西至新街口北大街,因在大铜井东面的缘故,这里自清代起被称作“小铜井”,为正黄旗地界。
据《燕京访古录》记载,铜井胡同内原有铜制井圈,外方内圆,上刻“大元至顺辛未秋七月赐雅克特穆尔自用”。在小铜井胡同被拆之后,故居改为西海西沿2号。这座老宅已经在这儿服侍了那段历史九十年。
1952年,总政文工团征地,梁宅的西花园交归总政。作为回报,总政与政协一起将梁宅旧居翻新油饰,并在通往西花园门处增盖了三间西房。现在,除了以前的西花园还是总政文工团的排演场所外,早先的房屋只剩下为人们不知不识的象征性装饰,不知道歇山顶式门楼,是否早已把故人咳血的纸稿扔进了岁月的废纸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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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的(2)
人们可以看到西北岸的小岛“屏山”及山下的积水潭。山上的绿树丛里有面红墙,那红墙是明初时为了将元代北城墙南移将水引出,由德胜桥注入积水潭,并在入口处积土为山,在山上建起法华寺,又称镇水观音庵。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重修,改名为汇通祠。
梁漱溟基本在每天早上八点半到汇通祠前,与老友散步叙情。20世纪60年代,因要修地铁站而拆除了汇通祠,现在重建的“汇通祠”也已并改为郭守敬纪念馆。故人尚在的时候在此处远望,西山和清波都可揽入眼睛,同心流交汇。脚下的土山虽不豪然壮气,却象征着什刹海和北、中、南三海的整个水系都自西山而出,归入瀚海。如今,故人的印迹已随流水蒸发干涸。撇下眼下外表光鲜内里干瘪、靠矿泉水冲刷体内污秽的一堆“珍珠”满大街滚,它们心里永远是一粒脏兮兮的沙子而不是一滴干干净净的水珠。
三
1917年10月,梁漱溟的《究元决疑论》(发表在《东方杂志》第5、6、7月号上),并因此认识了蔡元培。梁漱溟接受了蔡元培让他去北大教书的邀请,但此时的梁漱溟说得明明白白:“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
梁漱溟的学历并不高,“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思想而去实行、实践的人,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但同时“我对学术啊、学者啊,对中国的老学问不行。我对你说过,小时候没有念过‘四书五经’,‘四书五经’的书里面有些个生字我现在还不会认。那么,再一面,现在的学问,科学我也不行,我西文不行,科学一定要学外国文,我的西文不行。所以讲到学问,我只能够歇一歇,我说我不行”。
如今社会,人们像泡温泉一般地对纯粹的学问上了瘾,整日腻在知识里不肯出来,而头脑呢?则五花大绑缠上大红绸花,供奉在书架的角落里任其落灰。对于思想,他们像大冬天冲凉水澡一般,飞快地来回蹦跳,就是不愿意安心地待在水龙头下把全身上下的劣质酸腐气洗个干净。满街上跑着、走着、躺着、游荡着,不是一个个生动的人,而是一摞塌了方的,由各种知识剪贴、拼贴而成的二手百科全书。
梁漱溟不在乎自己没看全孔子的著作却自恃为儒子,也不看重自己虽学问一般却是个纵横捭阖的思想家。他在自述中说:“回想我从读小学起一直到现在,似乎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主动的,无论思想学问作事行为,都不是承受于人的。”(《朝话》)他在中学读书的时候,老师经常要大家抽题目做文章,看大家的文笔如何。班里其他的学生都是抽到一个题目,写一个肯定前人所肯定、否定前人所否定的普通论文。但“我就喜欢标新立异,提到一个古代的什么人物,或者某一件事情,一般都是称赞这个人,我故意表示我不满意他,就是标新立异。我们的教员老师,有个老的先生,看到我这个文章,叫做‘翻案文章’。人家这样说,你偏那样,很不高兴,批语就批得很坏,说你‘好恶拂人之性,灾必及于自身’,你将会有灾祸,一位老先生这样批。”
然而这位姓王的先生当时定不会料到,就是这样一个他认为的“灾人”,幸运地躲过了1957年的“右派”帽子。连“文革”都被他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而且,从1966年9月21日起,梁漱溟还在手边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用写“交代”的笔,用月余时间,偷偷地写完了四万余字的《儒佛异同论》。接着,又写完了《东方学术概观》。
进入北大之后,梁漱溟展开对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1921年暑假,他应山东省教育厅的邀请在济南讲授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连讲了40天,不久即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1929年,此书即已印行八版,并被翻译成12国文字。“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溟对中国发展的见解使得新儒家哲学在中国产生,一种新的治学方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是一条如假包换的地平线,而不是等待将人绊倒的障碍物。且如果没有这种山崩地催的效果,新儒家代表冯友兰又怎会从梁漱溟的学生堆里被震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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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的(3)
但1924年夏,梁漱溟为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而辞去北大教席,之后,他开始剥开了一大把命运塞到他手里的苦果,既是老天给的便无论好歹都丢弃不得,他都得硬着头皮往肚里拾。
四
梁漱溟先跑到山东曹州中学试办高中部,并想以此为基础成立曲阜大学,结果不到一年,就杀回到北京。1927年5月,梁漱溟受友人李济深(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之邀,赴广东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筹办乡治讲习所,并任省立一中校长。在这里,他首次明确地提出并阐述了自己的乡治理论,主张从乡村自治入手,“以农立国”。1930年1月,由他参与筹办的河南村治学院开学。是年暑假,又应邀到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作题为《中国问题之解决》的讲演,阐述他的“村治主义”—“我眼中的乡治,是看作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新方向”,他实已将乡村运动看作是一场文化复兴运动。
1931年,河南村治学院停办。1月,他受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之邀,赴山东筹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以此为中心,三把火烧开了他的“乡村建设实验”。
自1931年至1937年,梁漱溟像个苦行僧,与一批志同道合者在山东邹平度过了2500多个日日夜夜。“他试图通过乡村建设这一带有宗教意味的群众运动,借着创造根本的道德共识和精神凝聚,重整业已崩溃的乡村社区,以达到复兴中国固有的伦理社会结构,挽救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落后状况的目的”。
然而1937年,日本军队的炮火像大口唾沫,正儿八经地吐到了梁漱溟的“乐土”上,什么美好的田园梦都抵不过他心中的羞耻感。梁漱溟一气之下再次钻进了炮火窟。
也是在这个时候,梁漱溟同毛泽东展开了一段为世人瞩目的君子之交。
五
梁漱溟逃过了1958年反右一劫。
“文革”时,他虽然没受多少皮肉之苦,但还是被撵出了小铜井胡同1号,于1968年7月,被赶到鼓楼铸钟厂胡同一所破房子里,一住就是几年。批林批孔时,要他表态,他的态度是“只批林不批孔”,他由此惹火烧身,在以后七个多月的时间里,开了上百场批斗他的大会。梁漱溟在批判间隙,竟然在全国政协礼堂大门口练起了太极拳。当会议主持人让他交代被批判的感想时,他傲然答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1979年,梁漱溟迁入复兴门外大街22号楼。
1980年,梁漱溟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及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从20世纪80年代初,梁漱溟以90高龄担任全国最大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国文化书院主席,并重登讲坛。
胡耀邦对外国友人说道:“梁漱溟过去不为我们说好话,现在开始说了!”
肉眼发现不了的事物并不能同“不存在”直接画上等号。人在幼儿时期常常为侦探类的推理片所吸引,主人公的案情往往喜欢在一个密室中发生,这便使人万分的纠结和恐惧。但主人公在如此一个不明不白的环境中被夺去生命的案件,是必然会遭到侦探破解的,必然会在故事的结局处告诉我们其实完全意义上的“密室”是不存在的,必然有一条诡计多端的道路,在某个暂且不为人知的地方蜿蜒屈曲,主人公的命运正是因为它而遭遇最强大的颠覆。
梁漱溟貌似“密室”的内心一个有一个隐蔽的缺口,使他独立于世外,人们却又看不见他是如何金蝉脱壳的,这个缺口或许是宗教,是他个人的意志力,或许是《论语》,是亡父在天之灵的庇佑。
在美国学者艾恺同梁漱溟的一次谈话中,俩人聊道:
梁:“现代化是什么?”
艾:“现代化是一种使人类失去他们本性的过程。”
梁:“噢哟!”
梁漱溟说自己是个乐天派,什么事都不必悲观,对世界“不必悲观,对前途不必悲观,既然事实发展要如此,你悲观有什么用呢?事实要发展,发展总是好的,我认为发展总是好的”。
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的(4)
作为一个哲学家,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讨厌哲学,自己却讲了哲学;在学校没读过孔子的书,结果讲了孔子的哲学;未曾读过大学,后来教了大学;生于都市,长于都市,一生却致力于乡村工作。
很多人认为人类绝望的直接导致者是不可躲避的政治高压、无处不在的思想禁锢或是某种固有模式的僵化,其实,真正的绝望是生活无从着手改变的惯有,是以逻辑性合理表达的荒谬。如今“希望”遍地开,就连蚂蚁出洞也得失足踩瘪两株。这些“希望”继而长出铁臂将人格式化,人被温柔地束缚在笼子里,栅栏上头开满了廉价欲望的塑料花,殊不知这假花外头已是一片道德和思想的小坟堆。现在的人们,去哪儿收割梁漱溟所谓“希望”的麦穗呢?
梁漱溟咂咂嘴:“这个世界会好的。”摆摆手,于1988年6月23日凌晨往生。
2006年,在梁漱溟去世十八年后,中国的广大农村全部取消农业税,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农村运动正在全国蓬勃兴起,梁漱溟生前天天盼望的农村生活美景终于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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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老马识途(1)
常年泊靠在未名湖湖心小岛上的汉白玉石舫,出自前清大贪官和〉暮蠡ㄔ埃贝笕嗣挥幸蛭呈呛瞳|的遗物,就把它清理了;博雅塔是北大一个用来供水的水塔,他们竟取照通州古燃灯塔样式,做成了一个景点性建筑,耸立在未名湖畔,这是北大的思想特色。
如果恰逢碰上下课时间,北大校园内,汽车、摩托车、自行车挤成一团,彼此较劲儿、肉搏,黑压压的人群拉长脖子看不到边。只刹那,北大变成了东北的乱炖大锅菜。街道、操场、饭堂、湖畔、商店、邮政所、银行,黑色的人影塞满了各个花花绿绿的缝隙。这是北大的视觉特色,是整个中国的特色。
人们应该很难记起这位故去多年的老人,早在四十多年前,这位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的北大校长,就向共和国递交了他的控制人口理论报告,如果当时能采纳他的建议,中国就不会出现一次次生育高峰,就用不着在城市搞劳民伤财的知青上山下乡。
在若干年后,人们终于回过神来: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个亿!
这个被时代刻意拐过的人,就是曾经住在北大燕南园63号的马寅初。
一
燕南园和勺园、淑春园、朗润园、鸣鹤园一样, 也是北大诸多景点中的一景。不过论年纪,她在上述诸园中,只算得上儿孙辈了。尽管这样,燕南园因洪业、翦伯赞、周培源、陈岱孙、冯友兰、汤用彤、冯定、王力、朱光潜、林庚、侯仁之、冰心等人曾在这里居住过,便显得更加不同寻常起来。
1951年6月,北大数千名师生在沙滩红楼广场聚会,欢迎马寅初就任北大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