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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朴初大约是在四岁时，随躲避战乱的父母从安庆回到老家太湖寺前河的。安庆市天台里北巷44号，这座远近闻名的翰林府，才是赵朴初1907年出生的地方。赵朴初祖上出过四代翰林，安庆老宅是他五世祖—赵家第二代翰林赵畇状元在同治三年购置的。这座宅院属典型的南方府邸建筑风格，由七进院子组成，花园、水塘、亭、台、假山一样不缺。
赵朴初的先祖与李鸿章及其家族都有着亲缘关系，陈独秀的先祖陈啸峰既是赵朴初先祖赵文楷的同乡好友，又是赵家请进状元府的第一位私塾先生。赵文楷曾为自己的书屋起名“独秀草堂“，并有《独秀草堂古今文》传世，这便更加印证了先有独秀山，后有陈独秀的说法。一百多年后，赵朴初就是在太平湖前河的状元府接受私塾教育的。
1907年，赵朴初出生刚满一个月，因为是长子，父辈以“混沌初开”的典故，起了“开孙”作乳名。百日时，父亲根据“返璞归真，悟初笃静”的古语，为他取了“朴初”的学名。
赵朴初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像那从尘世的泥塘中捞起来的一把柴火，由于不能完全燃烧，一旦生起火来，便随即冒出一堆刺激性的毒烟和瘴气，使人呛嗓子流眼泪。他的性与情皆美好地完备，自然地生长在天地之间。
赵朴初刚上蒙学不久，他就把“开孙”二字改为“开翁”，说自己就是“翁”。这一称谓一直用到晚年，90岁后，他又多了一枚“开翁九十后书”的书法印章。
1920年赵朴初在家乡读完私塾后，他来到上海，由母亲的挚友关静之照顾，继续读书。关静之随其弟关絅之住在觉园。关絅之是关羽的后代，其父关棠是晚清一代名儒，他是同盟会秘密会员，曾救过孙中山一命，是当时上海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佛教界活跃人物。
赵朴初结束学校生活后，便和关家大姨（关静之），大舅舅（关絅之）一起生活在觉园。觉园是一个美丽的庭园，园内有藏传佛教的金刚道场，有打坐诵经、听讲的香光堂，放生池里放养着无数鱼、龟等水生物，赵朴初就住在香光堂西侧的智照楼里。
1927年暑期，在苏州东吴读大学的赵朴初因患肺病辍学，他在觉园一边养病，一边帮助舅舅关絅之居士代写诗文、信札，帮助净业社收发报纸，起草文件。在关絅之的启发和悉心引领下，赵朴初开始攻读佛书，经过一段系统地学习，加上耳濡目染，21岁的赵朴初在这样一个佛化的氛围里，不知不觉走上了慈善为本，普度众生的道路。
《诗经》的表现方法有“赋、比、兴”，宗教之于人，就应该像这诗经三义中的“兴”。 宗教更加依仗个人的开悟，宗教的各种教义，必然不会如文学等艺术花哨、具体，但宗教却能更切题地直指本心。宗教像开在天地间的花，想通过自身的枯荣开败，来向人间通报一点天地的秘闻。
不久，关絅之参与发起了中国佛教协会，成为九名常委之一。赵朴初在这个汉、南、藏高僧大德齐聚之地，与佛教结下了殊胜因缘。
也是在觉园，赵朴初以佛教徒慈悲大愿，积极加入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又投入到了反对内战，最后登上了佛教界领袖和国家政协副主席的高坛。
赵朴初—竹影扫街尘不动（3）
四
太湖—上海—北京，赵朴初最后的生命停在京都的南小栓。赵朴初在这里恢复了“文革”中被打倒的全国佛教协会，恢复了各地的寺院，并组织和领导了佛牙塔重建，鉴真像归国探亲，香港天坛大佛、无锡灵山大佛的建造，以及1999年9月19日，北京房山云居寺石刻佛经的重新入穴等。
如今，赵朴初离开这里已整整六年，沧桑凸凹垒砌的老墙上，四处弥漫着清澄、寂静、苍凉的清明之气。
佛操纵过千军万马，佛说过千言万语，但是佛在人间的收成毕竟有限。赵朴初生前所做的努力，好似往一个破了洞的口袋里填玉米粒，而这个口袋则像众生的人生一般，永远得不到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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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捍卫传统文化的辫帅（1）
一
清末民初，北京城里有两条椿树胡同，一条在东城，一条在宣武。有文字记载说，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曾住过椿树胡同，于是，这两条胡同在人们心里的印象，便不再如它们本身一通到底的形象那么简单了。
辜鸿铭生在南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卒于民国时期的北平城。历史在这段时期的莫名亢奋，使他在辜鸿铭居住地的问题上哑了嗓子。不过从辜鸿铭在北大红楼曾谋过职这一史实，可以推断他居住在东城椿树胡同的可能性较大，因为这里离沙滩不过几百步路程，辜鸿铭坐洋车上下班十分方便。
旧时东城的椿树胡同，在“文革”前改成了现在的柏树胡同，有关书籍中介绍的辜鸿铭故居的地理位置，已无踪迹可寻，这里的居民及有关文物部门对此更是一问三不知。
黄兴涛教授在《闲话辜鸿铭》一书中写道：“1921年，辜鸿铭住在东城甘雨胡同。”这条胡同旧时叫干鱼胡同，与柏树胡同相隔不远。但黄兴涛并没写辜鸿铭所住院子的门牌号码，现在很难从这一线索上有所发现。
宣武门琉璃厂附近的东椿树胡同18号，是一坐独立的小院。这座民国时期的院落，现在像个捏在抠门的市场小贩手里的塑料袋，又小又不结实的袋子里一兜就是七八户人家。
但即算这一棵曾经枝叶搡挤的大树，以眼下苍枝虬干的形象存活世上，也无人能用热闹的烟呛气将它先天滞留在体内的暗流置换出来。这座院子的建筑主体是西式结构，一个学贯中西并有着中西双重血统的人，照理也该居住在亦中亦西，中西合璧的房子里。
清末民初150多年以来，国学逐渐走向式微，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胡适、王国维、周作人、陈寅恪、顾颉刚、梁漱溟、冯友兰、钱穆等为代表的国学大师当中，唯一流着西方血液的国学大师只有辜鸿铭。
不过，每说起辜鸿铭，人们的眼皮底下就立马沉沉地甩过来一根花白的长辫子。一个大男人扎一根麻花辫，在如今人们会赞叹道：“啊，看！艺术家！”但在民国初期，人们无论何时看见他，都会由此辫子而对这个“死性”不改，所谓作惯“奴隶”的老顽固剜上几眼。
于是有人说，辫子是辜鸿铭的政治旗帜；也有人说，辫子是辜鸿铭的秉性符号；还有人说辫子是他思想的标识。
在民国初期，中国有三条背负沉重名声的大辫子，一条牵引着帝国复辟的噩梦；一条七抹八拐缠地在颐和园的昆明湖上，最终结结实实地系上了个死疙瘩；还有一条则是一根牢实的绳索，牵扯两头的是中国和西方之间碰撞与抗争的民族气力。他们三人在全国乃至宣统皇帝都将发辫“喀嚓”一声了事之后，依旧蓄留发辫，宣称效忠清室。张勋、王国维、辜鸿铭各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尺度，辜鸿铭在之于民族陷入“失语”的困窘之时，拾起颈后凉飕飕、像蛇一般好坏难以分辨的“大辫子”，以此为通话工具，向着茫然无所知的时代喊破喉咙。
二
张勋、王国维是在前清的养生池里长大的地地道道的“土鳖”，他们一根筋走到黑情有可原。但作为从远洋潜上民族浅滩的“海龟”辜鸿铭，竟然死心塌地的与时代过不去，就让人有点生疑了。
于是有人断言，辜鸿铭蓄辫，是他叛逆的个性使然。他喜欢标新立异，以跟众人对立为快。大家藐视的，他拥护；别人接受的，他反对。如果大家现在提倡留辫，那带头剪辫子的不是别人，肯定是辜鸿铭……
还有人认为，辜鸿铭的一系列反常行为，完全是为了寻求“另类”，故意炒作自己，以达到惹人耳目，好使自己出名。无数张乐呵呵地咧到耳朵根上的大嘴，往外喷洒着热乎乎的口水，打湿了历史的真相、模糊了进入历史的关键字眼，原本明朗的花成了一团墨渣子。在张勋和王国维被口口相传地物化为两根朝代祭台上的大猪腿之后，辜鸿铭要么被扣上前朝“遗老”的大帽子，一个妄想用几根国学的豆芽菜炒出一桌让外国人瞠目结舌的满汉全席的衰老头；要么就是一个哗众取宠的庸俗之辈，辜鸿铭的名声只能在这两极之间做弹跳运动。人们总能轻易地对人下定义，用句型“他她是一个……的人”将人无限丰富和矛盾的生命性框死，这极大程度上地造成了人们心目中“人”的缺失，只有大写的符号、空洞的表述、幼稚且一相情愿的判断，对“人”的思考的能力还在蹒跚学步。“历史凝聚而延传下来，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心理指向，积淀为主体在生活、实践中非自觉、非理性的精神现象或行为过程和状态”，国人大都有着一颗“关心”他人的热心肠，对各色人等品头论足的风气在魏晋时期就勃然大旺，但是，如果所有对“人”的意义的讨论和读解仅仅是像电子词典一般，输上个人名就弹出来一堆言简意赅、不容置疑的“大话”，那么人们将永远够不着“人”的那两道撇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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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捍卫传统文化的辫帅（2）
真正了解辜鸿铭及那段历史的人知道，辜鸿铭不仅是因为耷拉在他后背上的那条辫子才让西方人记住的。辜鸿铭在西方文化地位的奠定，绝不是靠当文化汉奸。相反，正是他那条不合时宜的发辫，使他在国人面前失去了他本应该得到的名声。这位把中国文化不遗余力传播到西方的文化大师，正是因为辫子，使他在生前和死后一直被世人误解，被由他人单向书写的历史错怪。
辜鸿铭是一个艺高人胆大的江湖客，他一手握住西方文化思想的盾牌捍卫自己，一手又操着西方文化思想的利剑朝自己发动攻击，自己的矛想捅穿自己的盾；自己的盾想打折自己的矛。
列夫·托尔斯泰一生同###人通过信，其中一个便是辜鸿铭。
美国著名学者，当代汉学家艾恺这样评价：“在战时和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圣贤者的，是辜鸿铭，而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
辜鸿铭精通英语等近十多门外语，偏要固执地称赞汉语是世界第一优秀语言，而钱玄同这位国语大师，却力挺“废灭汉字”。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辜鸿铭不但要同西方文化列强厮杀，而且还要与坚持全盘西化的假洋鬼子斗争。他精神负荷之重，身体处境之艰难，和阿拉法特确有一拼。这两个人一位用头巾、一位用辫子作为精神图腾，“强聒而力持”本民族的传统和尊严。
辜鸿铭应该像阿拉法特那般获得本民族和人民的铭记。
三
辜鸿铭，本明汤生，字行世，1857年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岛。父亲是南洋华侨，母亲是葡萄牙人。祖辈是福建同安的华侨世家，台湾名门辜显荣、辜振甫与辜鸿铭同出一宗，他们的先祖就是这座岛上的头人—辜礼欢。
1870年，在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的第三十个年头，13岁的辜鸿铭带着父亲“不剪辫，不进教堂”的嘱咐，随义父布朗前往英国留学。布朗是辜鸿铭父亲辜紫云的老板加好友，他十分喜爱这个留着小辫又天真活泼的孩子。
辜鸿铭是中国自费留学欧洲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出洋留学最小的人。三年后，由容闳率领的首批官费赴美留学幼童，才刚刚从中国的海港起程。
20岁那年，辜鸿铭获得了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经过从头到脚的西学打造和西方风扑浪捣的辜鸿铭，最后却爬上了以批判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抨击西方拜物教而风行一时的“浪漫主义”文学的海岛上。
把辜鸿铭引向这条道路的是一代大师卡莱尔。
“‘现金的王国’是人民贫困的根源”；
“如今的西方是‘混乱加上一条枪’”。
卡莱尔欣赏中国的科举制，讥讽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他认为像中国那样筛选最聪明的人来统治、管理国家，是全人类最可宝贵的尝试。
爱默生，这个美国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对资本主义异化人的批判，更是一挂堵在辜鸿铭的耳朵眼上“噼里啪啦”的大鞭炮。
“神甫蜕化成一个空架子，律师蜕变成一部法典，机匠蜕变成一台机器，总之，人蜕变成物件，各式各样的物件。”看着卡莱尔、爱默生、阿诺德扬起明晃晃的大刀朝西方社会劈下去，伏尔泰、莱布尼茨、歌德向东方文明静默地跪下叩首，辜鸿铭也在丝毫不敢懈怠地反复掂量。
1880年前后，辜鸿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