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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在北京城里直着脖子昂着头，这个看似骄傲的动作，很好地暴露了我们对于这个城市的过客身份。一个真正的北京应当在视野的水平线以下：那里有排泄不畅的下水道、拥挤破烂的大杂院、佝偻在墙角边晒太阳的无业游民、还没来得及清扫的垃圾……
老舍把小羊圈扛在肩膀头上，背着走了一辈子。他理解这世上苟活着的人，同情那些车夫走卒的鄙俗，就连那些衣着寒酸人的粗语，他也同样宽容和理解。他采集这些被人呵出的热气熏得昏睡过去的词，救下被人群挤搡得变了形的句子，收留被丢弃在街头巷陌的俗语。这些因为反复使用而显得皱巴、畏缩的文字，从市井烟尘的摸爬滚打中挺过来，反而在老舍的笔下具有了某种不容诋毁的尊严，像一群在沙土中匍匐而过的朝圣者，使人亲眼看过之后，感到不可直接逼视的神圣。
老舍笔下的穷人是如此善良而美丽，在那个年代，所有流在下水道里的污水都挤出了井盖，冲破了老百姓的屋门，从名门官邸中穿堂而过，到处臭气熏天、污浊不堪。但是，老舍硬将穷人的善良裹在自己长衫的内兜里，于千般挣扎中留住了一股人性的香味。
老舍很懂当时的中国，庙里的菩萨只能在烂茅草棚里找到自己的活化身，中国有皇族，但中国没有贵族，无论物质与精神。孔孟之道虽由统治者提倡，却单由老百姓负荷这压顶的千斤，老百姓要一辈子做善事，否则，即算辛辛苦苦地挨到死期，也会被牛头马面抓去千刀万剐、上刀山下油锅。
于老舍自己而言，则始终逃不开自身卑贱的骚扰，文字不能当枪使。他自己的良心投射到纸上之后，不过是各式各样的哈哈镜。老舍照在这些心怀叵测的镜子里，便会发现自己一会儿被放大成强壮的神斗士，一会儿又惊恐地缩成了卑微的鼠类。
三
老舍是北京人。北京是金、元、明、清几代王朝古都。老舍是满族人，是第一位纯粹用北京人的口语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
满族政权没落之时，正是满族文化瓜熟蒂落之际。对于一个合格的作家，非得有丰富而饱满的生命及内心体验不可。老舍本人的爱好就达十多种：打拳、唱戏、养花、说相声、藏画、玩骨牌、写字、养猫、旅行、收藏小珍宝、曲艺、戏剧、下小馆、念外文、和小孩子交朋友，等等。
老舍一生共67年，有42年在北京度过，但是在他从事写作的41年里，只有1949年后的17年是真正在北京度过的。1924年，老舍到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在那里，以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开始了正式的文学创作。写在新加坡的《小坡的生日》青岛的《骆驼祥子》、《月牙儿》、《猫城记》等文章，却都是写北京的种种人和事。北京这条长河已经灌进了老舍所待过的每一个地方，他敢放胆地写，“每一探手，就摸上一条活泼的鱼儿来”。
虽然老舍留学国外那么多年，但是，说起对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的透彻程度，就算是一直待在国内的学者，似乎也无法同他相比。老舍在国外教书二十多年之后，最终回归东方。
今天在文化领域，有口号说“要将艺术糅入中国元素”。听了实在让人哭笑不得。第一，我们首先都是中国人，不管我们乐不乐意，在我们血管里来回奔窜的都是中国制造的血细胞。其次，标榜所谓“中国元素”的人，恰恰是将自己对中国的热爱，建立在了对中国文明误读的基础之上。真正的东方文化，不是几句咿咿呀呀的青衣念白、一两张涂满劣质油彩的京剧脸谱、几小撮杂草一样的中草药，或是一尊由塑料泡沫制作而成的长城模型。
老 舍—笔下的老北京（3）
很多人要么在音乐中加几句京剧唱词，要么在白宫后头画条大白龙，或者在意识流里头加上《金瓶梅》选段，他们自信满满地以为如此粗制滥造的东西就可以摆脱他们文化心理上的虚弱。他们对于西方现代强势文化的消化系统，类似于一台跛脚的碎纸机，大量的技术、讯息被塞进去，只能飞出来一团絮絮扬扬的、毫无用处的纸屑。
但老舍，却像一片树叶落进树林那般自然地进入了西方文明世界，他像一个功能强健的胃，分泌出大量传统文化的胃酸，将吃下的西方文明消化为东方文化所急需的营养，从而使中国文明之身更加强大。
老舍从小胡同中的贫民窑走出来，他眼中全是灰蒙蒙的居家小院和一条条麻绳般又细又长的胡同。他借助于原汁原味的京腔京调，给一直被士大夫长期霸占只表现才子佳人、帝王相将的文坛，注入了民间的元素，使人们终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看到了一个与贵族化北京不同的平民主义的北京，是老舍用自己的作品留住了北京城一段历史，使在这座城市生活过的人们，以及他们现在还在这座城市继续生活的子孙们，终于有了精神上可以栖息并永不毁灭的城市家园。
四
1949年，老舍离开美国，回到北京。
这次回国是应周恩来的邀请，所以在房子问题上，老舍便直接向周恩来开了口。得到准许后，老舍请他在美国的出版代理人寄回来五百元的版税，兑换成一百匹白布，买下了位于北京东城区今灯市口西街的丰盛胡同十号。老舍一直很骄傲，“我这所小房子是批准买的，我是作家自己掏钱买私房的头一名！后来好多朋友来过之后羡慕得不得了，连共产党员也跟我学，像赵树理、丁玲”。
南北走向的丰盛胡同，是以明代一位叫“丰盛”的公主命名的，老舍的房子在这条胡同的路西，进了胡同的第一个门就是。这条胡同的南口直通奶子府大街，北口通向东厂胡同，离王府井商业街和隆福寺都很近。在老舍去世前，北京有两个丰盛胡同，另一个在西城，胡同和名气都比老舍住的这一条大。很多邮递员都理直气壮地认为名气大的人，也应该住名气大的胡同，于是，给老舍的信就经常被错投到了那里。老舍去世后，他住过的丰盛胡同改名为“丰富胡同”，门牌也改成了现在的19号。
进了大门，有一座砖砌的影壁和两间小南屋，是守门人住的。影壁后面是个小外院，有两间正房、一个储藏室及一个卫生间。绕过二门的木影壁便是里院，有背房五间，东西房三间，全是起脊椎的瓦房，老舍就住在西房内。他亲自设计了一个大壁橱，请木匠打在墙里，那是他储藏字画和小古董的地方，因他有腰痛病，还特意到旧木器店购置了一张床帮上镶嵌着大理石的老床，这张床成了老舍唯一留下来的旧床。
老舍一生喜欢种花栽草，搬进丰盛胡同后，他所做的头一件事是托朋友到西郊的山野里移植了两棵柿子树，在甬道两边各栽一棵。大姆指般大小的幼苗，在主人的用心伺候下，不到十年工夫便长成碗口大小的柿树了。春华秋实，红红的大柿子被著名画家于非闇写入他的工笔画中，成为大师的代表作之一，被美术馆收藏。夫人胡絜青为她的画室取名“双柿斋”，称小院为“丹柿小院”。老舍去世后，日本作家水上勉以两棵柿树作为篇名连续写了《蟋蟀葫芦和柿子》、《北京的柿子》、《柿子的话》三篇怀念的文章，柿子成了这座故宅的标志。
北屋的正房三间中，有两间用作客厅。书橱、古玩格、条案、大圆桌、靠背椅等家具都是老舍的心头之爱，每天他都把这些家具擦拭一遍。老舍母亲穷得硬朗、穷得像模像样的个性对他影响极大。屋里桌面上很少摆放陈设，但花瓶和果盘从没有歇息过，花瓶里时时都插着新鲜的花朵，果盘里无一刻不躺满壮实的果子。在客厅里，和鲜花、水果一起被时常更换的东西，就是墙上十幅左右的中国画。老舍曾向齐白石以四句诗求画，被印成邮票的《蛙声十里出清泉》便是两组中一组里的一幅，齐白石的这两组四幅画，也成为“舍老太公”钓来源源访客的大诱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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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舍—笔下的老北京（4）
五
在丰盛胡同居住时，老舍常常带着小孩子们去中山公园，到了那里，老舍组织他们排好队，向开放着的花脱帽鞠躬。老舍这么做，应该不光因为满族人在自己的黑水白山老家，把山、石、树奉作神灵，或是想要在孩子们身上复活古时的拜物教。
老舍小的时候，不识字的母亲靠给人洗衣服、做针线活儿和帮佣来养活老舍。老舍除了有几个扣泥饽饽的小模子和涂了红颜色的羊拐之外，最喜欢的玩意儿就是夏日里，由老槐树上吐丝而下的“吊死鬼”（槐虫）。这些不用花钱就能得到的好东西，使老舍对自然万物有了不能舍弃的情谊。
这些天地自然生成的事物，给老舍廉价但真诚的同情，待他懂事、成年之后，他理所当然会给它们热切的回报。只是，他每次对儿童世界的向往和追随，都更像是为自己已经霉烂的童年再洒上一捧祭奠的黄土。而那个不甘于在老舍灵魂深处死去的孩子，仍然不时反复尖叫着刺破他成年后的耳膜，直到把他的汗、泪甚至是血吵嚷出来才罢休。
这根把脸扭得全是褶子和疙瘩的苦瓜，结在旧社会又细又枯的藤蒂上。“走出来，并无可欣喜；想起来，却在悲苦之稍微有一点爱恋”，老舍凭着那一点“爱恋”薄弱的温暖，奋力避免掉到地上一摔两半的厄运。于是他打掉牙齿和血吞，悲痛之至就当喜极而泣。他的笑不是从俗世超脱出来之后的大逍遥和大快活，他的笑不是自欺欺人就是冷嘲热讽。既然不能和死亡的绝望肃杀划清界限，老舍就索性与死亡融为一体。
六
在英文中，作家被称呼为“writer”，老舍将其直译过来以自称“写家”，这个名号使得这位“文艺界的劳动模范”，和满大街跑的车夫、街坊上的木匠具有了平等的身份。他和他们一样，各自小心翼翼地捧着谋生的饭碗，除非病到爬不下床，每日必像上了碾的驴子一般辛勤工作，决不懈怠。
老舍曾生过危及性命的大病，身体一直不好，写《猫城记》的时候，正好赶上济南奇热无比的天气，老舍本应休息，可他非得左手拿着蒲扇右手握着笔，汗水顺着指背往纸上流；写《四世同堂》的时候，打摆子、贫血、头昏，统统找上了老舍，他没钱买补药，每每烦躁难受得狂喊几声都不解恨，可他硬在“我完了”的境地里写了五年，拉着一趟近百万字的大犁走到了新中国。
老舍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北京满大街的老百姓都身穿干部服、列宁装，戴八角帽。而老舍“没钱作新的，只好穿旧的”：身穿一套洋西装，脚蹬一双尖头皮鞋，脸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外人大概觉得他和这个新世界不可融合的，但只有老舍心里最清楚，他和这个新政权是“一伙儿的”，他就是一穷人，现在，他所心疼的、喜爱的、亲如手足的穷人翻身做了当家的主人，他和他的手足也终于有了一个家。
老舍因为“人民艺术家”的奖状、“贫民”的出身和多以“无产阶级”为习作素材的作品，躲过了最初的几次政治风暴和反右派运动，他还自信满满地对巴金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然而，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扫帚高高抡起时，老舍知道自己已是该被清扫掉的东西了。
1966年8月23日，北京戏曲学院的学生觉得自己历年来练过很多旧戏，应当在扫四旧的运动中表现出比旁人高出几倍的积极性来才行，他们将从前披在牛鬼蛇神身上的几十箱精工绣成的“兽皮”堆在文庙的空地上，旁边蹲着、跪着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的“黑帮”们。老舍本来不应该在其中的，不久前，他因为半夜吐血被送入医院抢救，那天是他出院后第一天上班，恰好看见萧军和另外三十多人正被摁进车里。老舍边叫边从人群中挤出去，一位在现场任总指挥的北大女学生马上认出老舍：“这是老舍，是他们的主席，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一帮人被带到了文庙，看着京剧戏装烧起冲天的火光，看着演戏用的刀枪和带铜头的军用皮带一下下扬起来又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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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舍—笔下的老北京（5）
老舍好不容易被救回文联之后，又被抓到文联大门外的水泥花坛上示众，接着又在当地派出所，被主要由女八中组成的中学红卫兵们轮番拷打至深夜。临走前，他们吩咐老舍第二天早晨拿着“现行反革命”的黑牌子，到北京市文联报到。
老舍被他热烈爱着的“家”扫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