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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被他热烈爱着的“家”扫地出门了，他那颗好不容易被填满的心又被人洗劫一空。老舍的儿子舒乙讲过一个老舍的故事，说：老舍很恋家，自己很少出远门，即便是出去了，也老是待不多会儿就急忙往家赶。有一次，老舍的夫人应朋友的邀请，单独去赴宴，等她回来之后，却发现老舍晚饭也没吃就上床睡了。夫人乐了：“生气啦？人家又没说要带你去。”老舍悻悻地回答说：“回到家，看不见人，无依无靠似的，没着落”。只是这一回，他不能赌气不吃饭，早早地爬上床睡觉，他的“家人”们像鬣狗一样紧看着他。死亡这位饿得两眼绿幽幽的野兽，在闻到这个时代零星的血腥气之后，连滚带爬地扑过来，绝对不会放过眼前任何一块可以入嘴的食料。
1944年，日本军队想要从贵州独山方向包围和偷袭重庆，得到消息后，重庆市顿时烧成了一锅糊粥，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撤退问题，认为应当再往西边的西康方向逃几步。老舍的朋友萧伯青问他：“您怎么办？”老舍脱口而出：“背面就是涛涛的嘉陵江，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
老舍无论在做人还是做事方面，都是个计划性很强的人，他总是比其他人更早地打算好事情的结果，在孔庙前挨打的前一个星期天，老舍就对儿子舒乙说：“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顺便说了说在先前的政治运动中，两位文化界人士到什刹海投湖自尽的事。老舍站在人生的观景台边上，像一碗被太阳晒热的糖水，当那清白而烈性的太阳脚底一滑，扑到地平面以下，他便也跟着迅速地凉了。
七
太平湖是城外一个不大有名气的野湖，离小羊圈胡同大约半站路，有渔民长年在那儿养鱼、捕鱼（现在此湖已被高楼大厦所取代）。30年代的时候，老舍靠写小说挣了些稿费，就在太平湖西南边的葡萄院给老母亲买了几间小屋。从老舍投湖的位置上往对面西南看，就是老母亲过世时住着的房子；往西北看，就是蓟门故里，老舍那每月三两饷银、天天拎着一个大片儿刀晃悠，身上还带着一腰牌，上头写着“面黄无须”的父亲就埋葬在那儿。
1966年8月24日，“和爷爷说再见”。这天一大早，老舍和三岁的孙女道了别。
舒乙曾这样说过：“对一个有明确生死观的人来说，生与死的转化竟是如此迅速，如此没有障碍，令所有善良的人们都不寒而栗”。
时代的主体建筑由专供祭祀使用的天坛，转而变为一张冰冷的试验台。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就是放置在台面上的一支试管。当新时代研制出来的原料掺入试管内原有的液体当中，要么没有任何反应地沉淀了，要么发生微妙的化学变化，而老舍的试管，则在两种物质的热烈拥抱中炸成一摊玻璃碴子。
“武死战，文死谏”，在10年浩劫中，老舍是中国著名作家为时代祸患敢于命谏的第一人。他的投湖自沉，使人想起2200多年前的屈原投江自尽。对老舍来讲，北京的太平湖就是屈原的汨罗江，士可杀而不可辱，他要用他的血肉之躯同那个发疯了的年代抗争。从一定意义上讲，屈原投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老舍投湖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末端，随着老舍在太平湖的纵身一跃，北京最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满族文人便在这座古城中永远的消逝了。
八
如今，看得见、摸得着的老北平早已成了形单影只的孤砖片瓦。好在还有老舍的书，像个和气的老伙计，热情地张罗着大伙儿到老京城里随处逛荡，老舍笔下盖起来的北京城，与真正的老北平已难辨虚实真假。
有人统计过，北京的真实地名在老舍的著作里一共出现过二百四十多处，不用担心什么人口膨胀，有再多卷起铺盖迁徙至此的人也可以盛装。而老舍自己已是一枚失去了货币价值标示能力的金币，不能再在人世的交易市场流通。
欧阳予倩—一局没走完的棋（1）
一
“不过是一个伶人，一个很平淡的伶人。”
“我对于演剧自问颇忠实，作一个伶人大约可以无愧。”
在黯淡的灰尘中，我听出了黄昏朝向我的一声叫喊。也许，是一声叫喊的悲凉的回声。
来到张自忠路5号欧阳予倩故居的时候，天刚下过很大的雨。从宅院大门外头朝里看去，一座欧洲教堂似的小洋楼，刚刚被雨浇得湿透了，像是刚抹上去的水泥还没有干。走进去左转，才看见后院内一排合瓦清水脊顶的中式房子。不是我刚才进门时想象的那样，欧阳予倩住在这座说不出味儿来的西洋哥特式的建筑里。
他住过的房子像一只遗漏在岁月角落里的破袜子，时间正使它的线头一点一点脱落下来。
而房子又不像蘑菇，下阵大雨就往外长新的。
是不是被历史捉弄了，欧阳予倩曾经住过的这条街，原叫铁狮子胡同，抗战胜利后，为纪念为国捐躯的抗日名将张自忠，改为今天的名字。清朝和敬公主，多罗贝勒的府邸隐没在路边的荫蔽里；孙中山逝世时住过的地方在路的西头；5号院内的一号楼是1912年袁世凯的总统府，后来又成了段祺瑞执政府，门口曾发生“三一八”惨案；当年侵华日军的华北司令部也在这条街上。
一条街竟然累积了这么多粗糙的历史原始素材，确实需要一位戏剧家利用敏感的触觉，为它整理出一条明晰的线索，好好编排出一出富有意味的戏来。
二
欧阳予倩，1889年生，湖南浏阳人，原名立袁，号南杰，艺名莲笙、兰客、桃花不疑庵。父亲欧阳中鹄是著名学者，谭嗣同和唐才常都是其门生。
科举废除后，14岁的欧阳予倩随祖父到北京念书，虽然只停留了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却在这段日子里迷上了京剧，过了半年，15岁的欧阳予倩到日本留学。那时的他，和处于民族危亡时期的众多年轻人一样，怀着高涨的爱国激情，一门心思地要学习“经世致用”之学，也许连他也无法料想到自己竟然不但没有成为一名将军或工程师，反而戏剧性地干起了在当时挨千刀的“戏子”行当。
1907年春，在日本留学时的一次赈灾游艺会上，欧阳予倩看到了李叔同等人演出的《茶花女》，那是中国人第一次演话剧，把他从前对京剧着迷的情绪重新拉了回来，“戏剧原来有这样一种表现方法。”他好奇又惊喜，很快便加入了“春柳社”，并且参演了《黑奴吁天录》等剧目。
1912年，回国之后，欧阳予倩决心终身从事戏剧事业，投身到“三教九流”之中。他先后在长沙和上海组织“文明戏”团，“半路出家”的欧阳予倩在1916年，正式成为京剧青衣演员。
这个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名门之后，竟然学起了戏，这使很多人家的餐桌上有了话语的生气。有好事的人甚至嘲讽说：“欧阳家从此完了”。迫于亲友等各方压力，夫人刘韵秋写信劝他回家，欧阳予倩回信说：“醉心戏剧挨一百个炸弹也不灰心。”
欧阳予倩的确是中了戏剧的“蛊”—如果有人在自己身上继续培养他的父辈或祖先努力发挥的才干，而不彻底地另起炉灶，这是合理的。要不然，他就使自己失去了在某一个行业中成就完满的可能性。所以哲人说：你该走哪条街？—你祖先的街。如果欧阳予倩不从家族已经奠定好的起点站起来向外走，可以走多远的路程，会遭遇什么？实在惹人胡乱猜想。然而，他就这么轻率又郑重地为自己掷出了骰子。欧阳予倩靠着对戏剧痴恋到七魂八魄都乱了方寸的感情，赌出了人生的完满。
经过13年的实践，社会上有了“南欧北梅”的赞誉。这是对在舞台上的欧阳予倩至高的肯定和追捧，可是，他似乎已经在打算着别的事情。
1919年，欧阳予倩应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邀请，在南通创办了南通伶工学社，在那里，他与梅兰芳共同演出了《游园惊梦》、《思凡》。在新式剧院—更俗剧院的楼上有一个房间，张謇题名为梅欧阁。新派戏剧的领军人物和古典戏剧的伶界大王在梅欧阁共商中国戏剧改革的大计，随后，他又赴广州筹建广东戏剧研究所。这时，欧阳予倩事业的重心已经逐渐地发生了转移，脱下流光华彩的戏服，卸下浓墨重彩的容妆，他从曾经心驰神往的舞台移步到了幕后，从对表演艺术的钻研转而埋头于学术和教育的研究，这样一来，欧阳予倩从人们的大视野中淡出，人们已经只记得梅大王，而想不起欧阳予倩了。
欧阳予倩—一局没走完的棋（2）
眼下这座房子的六神无主，大概就被他那时的决定所决定了。
1926年，电影在中国兴起，欧阳予倩又参加了电影公司，编导了《玉洁冰清》、《天涯歌女》等在中国电影史上占相当分量的影片。影星赵丹、谢添都靠他编导的影片发迹。
欧阳予倩似乎并不是要获得一笔可靠的缓慢增长的财富，而是持续挥霍手头上一切可利用的变动价值，不歇脚地制造使世人咋舌的契机。
抗战时，欧阳予倩因为在上海租界上演《梁红玉》、《桃花扇》等借古讽今的京剧，得罪了汪伪政权，遭到暗杀威胁，不得不去香港避难。
人活在世上的意义大都含糊不清而又执拗不变。一生的光景中，只有最罕见、最个别的时刻的记忆，在我们周围游荡，余下的时间不过是数不胜数的间歇性空白。欧阳予倩霸道地占有了很多次的发言机会，他这一辈子很少为一个休止符打断过。可是好像也正因为这样，历史患了选择性失忆症，对欧阳予倩的印象变得模糊起来。似乎于欧阳予倩而言，多一样才干倒不如少一样才干来得安全和保险，这又不是三轮车，多一个轮子就比自行车来得稳当。
历史是先知先觉的人的一本传记。浑噩的人群中会在每个特定的时期，有人醒来。也许他的清醒与当时睡着的人群，并没有什么起因和结果的故事要发生，但是，他的出现却是为了遵循更为遥远或更为广阔的准则所打下的基础。面对这样的人，当时甚至以后的几个时代，都会感到很为难，它们并不是对他心怀敌意，而是不知道该怎么界定他、给予他公正的评价，只好采取临时观望的态度。
三
现在，欧阳予倩被关在我的手并不认识的一扇门后头，这座房子不但把他身后的名声扣留了，还把关于他在世时的细碎和琐屑放逐了。太多有关欧阳予倩的记忆，像贵重的金属一般，被历史上这位高明的化学家点着了，刺刺啦啦地燃烧一气，化成一阵不轻松的烟。
据欧阳予倩的女儿回忆：1949年春，毛泽东和周恩来邀请欧阳予倩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筹备委员会。欧阳予倩立即决定放弃在香港筹办电影公司的计划，离开了他的电影界同仁和学生，放弃了舒适的依山傍海的寓所，满腔热情地奔赴北京。
欧阳予倩患有较严重的关节炎和心脏病，但他还是积极参加各种会议和社会活动。1949年7月，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决定成立中国文联和文联各协会，并决定成立音乐、美术、戏剧等高等院校。1950年4月2日，中央戏剧学院成立。同年11月，担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的欧阳予倩上书毛泽东索求墨宝，毛泽东欣然为中央戏剧学院题写了校名。
刚来北京时，他暂时住在东华门南河沿翠明招待所，后来在筹建中央戏剧学院的同时，学院以数批白布置下了张自忠路5号（原铁狮子胡同3号的宿舍）。1949年初春，全家搬来，在此，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13年，直到1962年逝世。在这座房子里，欧阳予倩除了主持学院工作外，还撰写了《我怎样学会了唱京戏》、《电影半路出家记》和中国第一部舞蹈断代史—《唐代舞蹈》。
建院后，欧阳予倩兼任学院台词课教研组组长。他邀请语言学教授罗常培和老舍及几位台词教员来商谈台词课教学方针。他们共同确定以北京语言音系作为舞台语言。老舍说：“台词很重要，不能让话剧变成了‘话锯’锯观众的耳朵。”欧阳予倩还请语言大师侯宝林到学院讲课。他重视北京的民间、民族语言，将民谣、绕口令等都吸收到台词教学之中。还总结出中国话剧表演的两条基本经验：台词和动作是话剧表演的两根柱子；剧本是话剧的灵魂。
欧阳予倩终于刻出了一枚“中国制造”的印章。
四
20世纪50年代的张自忠路5号院非常热闹，曹禺、沙可夫和欧阳予倩是邻居，老舍、田汉、梅兰芳、郭沫若和世界各地戏剧文化名人，都曾在这里进进出出，中戏的副院长李伯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