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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站在这所房子外，人们能看见老北京火车站的塔顶，沈从文肯定不只一次地想搭上一趟回故乡的车，远远地把这个闹哄哄的城市撇在身后。不过，他也知足了，楼前不是有一截明城墙吗？这竟然是北京城现在唯一保留下的一段老城墙，这可真是老天和沈从文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不过，玩的是他，笑的，是远没有终结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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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横空出世的帝王（1）
一
北京出产大白菜、大萝卜、大柿子，也盛产“人中之大”的帝王。
有史料记载，从盘古到宣统，中国出了五百一十九个帝王，其中直接与北京相关的帝王就有五十多位。这十分之一的比重应该说够大了，可这还没把只在皇宫里待了一个多月的李闯王，以及冒牌的“洪宪皇帝”袁大头算在内。
北京的历史很悠长，可以追溯到至今一万八千年前房山周口店的山顶洞人。
北京建都的历史也不短，五代时期兴起于辽宁省西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的契丹人，第一次在北京建立陪都，改幽州城为南京，又称燕京，并以此为基地，进攻北宋，历史上几出有名的好戏—“杨家将”《穆桂英挂帅》就是在此铿锵开锣。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契丹人的屁股没坐热，很快被来自东北松花江畔的女真人所取代。辽代南京自此改姓金，并不再叫燕京，1153年正式改名为中都。北京作为封建王朝统治中心的历史，由此开始。
金人在燕京老城的基础上大肆扩建，建城的民工多达80万人，另外还征调40多万的兵卒助阵。许多建筑所用的材料，是从北宋都城汴梁拆运而来的，中都琼华岛上的太湖石，就直接取自宋徽宗在汴梁城的万岁山。他们要在中都克隆一个原汁原味的“汴梁”，金人“拿来”的大手笔实在够气魄。
然而，好梦不长，1215年，成吉思汗率领的一只骑兵突破南口天险，滚滚尘烟中，万马奔腾直捣金中都。一阵杀掠后，紧接着就是一把大火，一座由女真人苦心经营了近百年的都城，像个杖责过后的七旬老者，被打着旋儿的北风呜呜卷走了，最后只剩下一座卢沟桥和天宁寺佛塔，佛塔因为早已习惯了烟熏火燎而处之泰然，艰难地、半遮半掩地硬撑着“金中都”这个名字应有的架势。
让岳飞想不到的是，雪“靖康耻”的不是那帮北宋的文臣武将，而是从蒙古草原卷着青草和黄土飙过来的游牧民族。
不过，这个时候的北京，说起来还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首都，在这儿称霸的皇帝也只是盘踞北方一隅的“土皇帝”。北京作为全中国国都的尊贵地位，是从元朝忽必烈大帝1267年改金中都为元大都开始的。
二
忽必烈（1215—1294年），是蒙古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孙子。《元史·忽必烈传》记载：“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讳忽必烈，睿宗皇帝第四子。母庄圣太后，怯烈氏。以己亥岁八月乙卯生。及长，仁明英睿，事太后至考，尤善扶下。纳弘吉刺氏为妃。”
当汉、蒙两军在阵地上决战时，汉不敌蒙，而当蒙汉两种文化相撞时，这位来自漠北草原的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则向中原文明无条件地缴械投降。
忽必烈除了在文化上全盘汉化外，他在选择都城时，也听从了汉人谋臣刘秉忠以及霸突鲁先铎元帅的建议，把首都选在了“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其中以受四方朝觐”的幽燕之地。
1260年抱着消灭南宋、统一中国雄心壮志的忽必烈，从他的老家蒙古都城和林，浩浩荡荡开到了燕京，但此时的金中都已变成一片废墟。他站在燕京近郊琼华岛上极目南望，金中都昔日繁华的宫殿、街市都已不复存在，只有莲花池（古称西湖）的湖水还依旧瑟缩在那里，在夕阳照射下眨着冷冰冰的幽光。这时，他终于下定决心，放弃在原都城遗址上再造一座新城的计划，决定在莲花池附近的西马沟小河的对岸，营建一座新城，并把负责建城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宠臣刘秉忠。
刘秉忠走两步，还是能听到墨水在肚子里晃荡两下的声音的。这位祖籍河北邢台，小时候当过和尚，自号藏春散人的汉臣，是一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对经学、律历、法术无所不精、无所不通的天才，难怪忽必烈亲自把他的“刘侃”原名改赐为秉忠，并把建设都城的经国大事交由他总理。
1266年，刘秉忠经过近一年的实地考察、测量，根据《周礼·考工记》中关于帝王之都建设的布局，最后以琼华岛和周围的湖泊（今中海、北海）为中心，把大大小小的宫殿，分别组成三个建筑群，环列在湖泊两岸，东岸迤北是园林绿化地带，由一座木桥使其与琼华岛连成一片。湖泊的西岸，南北两部分各为太后和太子两组宫殿，与大内隔湖相望，形成一个互为联系的城市布局的核心。环绕这个核心，又加筑了一道称作萧墙的城墙，这便是皇城。环绕在皇城外面的才是大城。大城以内，沿着纵横交错的街道，又划分为五十坊。坊是百姓居住单位，这时联结坊内居家交通的胡同便出现了。
忽必烈—横空出世的帝王（2）
刘秉忠根据《周礼》前朝后市、左祖右庙的思想，在皇朝以北（今鼓楼一带）设置了街市，在皇朝以东（今朝阳门一带）设置了太庙，在皇朝以西（今阜城门内）设置了社稷坛。
1267年1月大都城破土动工，经过九年多的建设，于1276年竣工。
为建设大都立下汗马功劳的人除了刘秉忠外，还有负责修筑宫城的顺天府官张柔、张宏略父子，负责修筑大城的千户王庆端，以及曲阳县的石工杨琼和阿拉伯人黑迭儿。
看来，忽必烈当年建都城并不搞种族歧视那一套，只要是人才，不论来自何方，也不管姓汉还是姓蒙，全打收条。
1271年，根据刘秉忠的上奏，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以示天的功能开始，成为创造万物的根源，建国号为“元”。他的年号“至元”，也是根据刘秉忠的奏请，取《易经》“至哉坤元”，以示大地功能的开始、生成万物的根源之意。
《元史》本传记载：“‘至元’四年又命秉忠筑中都城，始建宗庙宫室。八年秉忠奏建国号曰‘大元 ’。而以中都为大都。”
忽必烈是一个拜倒在汉文化脚下的一代帝王。也就是在他完成定国号的那一年，他又下诏定都燕京，称“大都”，就这样，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伟大都城在东方横空出世。
三
忽必烈大帝这时管辖的版图，东邻日本海，西过多瑙河，南接越南，北达北冰洋，这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庞大帝国。他每天威风凛凛地坐在琼华岛上的宫殿里，接见一批批来自遥远国度的使者，并乐此不疲地向全国颁发着一道道雷霆万钧的诏书。
忽必烈大帝周身透着降龙伏虎的霸气，他喜欢雄视四方，君临天下的感觉。他坐的龙椅座北面南，其座位之高，使臣工只能仰望而无法平视。这位满面红光、鼻子高挺、留着两撮山羊胡子的皇帝，习惯在身边放两只豹子，使本来就望而生畏的场面，更添几分戾气。缺少胆量的人，见了忽必烈是不敢正眼相望的，碰上皇帝打个喷嚏，朝觐的大臣不是筛糠般的哆嗦，就是尿湿裤子。
元朝至元十二年（1275年），跟随父亲经过三年多长途跋涉，经两河流域经过中亚一带，从意大利威尼斯远道而来的马可·波罗，有幸看到了忽必烈参加大典的热闹场景：元大帝坐在四头大象拉的龙辇上，十万匹骏马列成一排排杀气腾腾的方阵，五千头大象整齐的排列在队列中央，龇牙咧嘴的虎豹蹲立在忽必烈身边，其身后是穿着朝服的文臣和肩披盔甲、手持宝刀的武将。除了站在大帝两侧的皇后、太子、公主外，手握经书的和尚、提着桃木剑的道士，以及来自西洋拿着圣经的传教士，也被赐请到龙辇两旁。
马可·波罗像一堵厚厚的石灰墙横立在那儿，他的心被一只从黄土里钻出来的手死死揪住，根本没有空气挤进去的胸腔却最大限度地膨胀。这个二十来岁的西方小伙子，在1295年回到他的祖国后，写了一本叫《马可·波罗游记》的书，他把在元大都亲眼看到的宫殿、庙宇、街道、观象台、钟楼、城墙、城门、宅院、桥梁、瓷器，以及帝王将相和普通百姓的生活，全方位地收拢在书中。
自负的欧洲人，终于从马可·波罗的书中知道了这样一个强大的帝国，一个神话般的都城。
航海家哥伦布也正是看了这本游记，才扬帆出海，试图寻找东方的天堂，可上帝偏偏戏弄了他一把，使他偏离航向，驶到了美洲大陆。他的航舵在某一时刻心不在焉，欧洲人便莫名其妙地拿起了书写美洲殖民历史的鹅毛笔，世界发展的走势图陡然间波澜汹涌。
马可·波罗这样描述元大都：“整体呈正方形，周长二十四英里，每边为六英里，有一城墙围绕全城，城墙底宽十步，愈向上愈窄，到墙顶，宽不过三步。城墙上全披上苇草编的草席，成为不镶砖的蓑城。城垛全是白色的，城中各条街道都沿一条直线，直达城墙根。外城有十一个城门，北面有两个，东、西、南各三个。在城里的大道两旁有各色各样的店铺，全城建屋所占的地也都是四方形的，并且彼此在一条直线上，每块地都有充分的空间来建造美丽的住宅、庭院和花园，整个城区布局像一块棋盘那样。整个设计的精巧美丽，非语言所能形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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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横空出世的帝王（3）
马可·波罗的游记，使一些保守的欧洲人难以置信，他们认为，这是马可·波罗杜撰出来的神话，“马可·波罗太不诚实了”。
为了马可·波罗不至于死后下地狱，在他临死之前，神父要他在上帝面前忏悔。马可·波罗听后叹出了最后一口气：“上帝呀！你可以作证，我所写的，连我亲眼看到的还不到一半呀！”
他想，为啥把心掏出来两手捧给他们，这些人不领情就罢了，还愣说是个热地瓜呢？
正是马可·波罗的游记，才使我们的世界完整的留下了元大都—这座只在纸页上热闹浮华的都城！
四
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晚上，在位三十五年，享年八十岁的一代帝王在大都紫檀殿阖然长逝。忽必烈死后，他的子孙们躺在琼华岛广寒殿他用过的“五山珍御榻”上，喝着从“渎山大玉海”里舀出来的陈年美酒，日夜笙歌燕舞。
好日子过得快，就在大都城建都九十二年，元顺帝招集文武百官，提前筹备大都建成百年庆典之时，小和尚出身的朱元璋麾下的一员猛将徐达，正亲率一支虎狼之师朝大都扑来。几个回合下来，元顺帝抵挡不住，匆忙中，扔下了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和背不走的大都城，带上老婆孩子逃回了蒙古茫茫的草原。
这一年是1368年，从此，这座城市不再叫大都，而改叫“北平”。
朱元璋的儿子燕王朱棣登基后，为了显示他抗击匈奴的决心，他特意把都城由南京迁到北平，以实现其“天子守边”的战略构想。
元大都被朱棣当作前朝的不祥遗物，很快被扫荡干净。一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最壮观，与罗马、雅典、开罗、耶路撒冷一样著名的都城，像一场下在仲春的不真实的雪，轻而易举地融进了地平线。这时的大都，不再叫北平，又改称北京。
从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起，北京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民国与北京陷落时除外）。忽必烈和元大都留到今天的，除了北海团城里的那只“渎山大玉海”酒缸外，就只有横趴在蓟门桥一带的一段土墙渣子了。
五
在元大都消失了六百三十九年后的一个冬天，我从明光村学院路元大都城垣遗址的南端开始，踏着厚厚的积雪，一路朝土城东端走去。电影学院对面的“蓟门烟树”，花园路口的“元水关遗址”等元朝遗迹，并没有引起我思古之幽情。盯着矗立在小堰河土城绿化广场上的一组忽必烈巡行的雕塑，就像看着一堆刚刚出土的石俑，此时，再没有一匹蒙古战马的嘶鸣可以战栗这老钝的黄土；再没有一头骆驼驮得动元大都那厚重的历史；再没有一只广寒殿的蝙蝠可以看得懂如血的残阳。
如果元大都和她的大汗忽必烈再从元曲里飞出来，已无处歇脚。
袁崇焕—牵引明清两代（1）
古时的北京，有三个砍头行刑的地方：元朝的柴市口（今东城区交道口），明朝的西市（今西城区西四）和清朝的菜市口。每年过了秋分，朝廷就对犯了死罪的囚犯开刀问斩。
杀人是对犯罪者的惩罚，是对尚且无事可犯的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