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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印度尼西亚记者时再次表示：“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是国际问题，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蒋介石集团的问题则是内政问题，决不能把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此为内政问题，不容他国干涉。中国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和平解放台湾。中国愿意和美国谈判，欢迎其他关心此事的国家出来斡旋。中美间没有战争，不存在停火的问题，更不能以停火为和谈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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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军事行动（9）
无疑这些信息很快传到台湾去了。
英国驻华代办纪维康、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分别专程访华，英国、印度愿意充当中美间的调停人。尽管台湾当局多次发表声明坚决反对中美会谈，美国通过英国与北京商定，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国代表为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
中美两国开始大使级谈判，是中美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它改变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没有政治接触的局面，为中国部分调整对外政策，宣传祖国统一方针提供了合适的背景。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全国人大第一届二次会议上重申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大陆与台湾之间是内政问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陆和沿海岛屿的过程中，不乏和平解放的先例，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商谈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稍后不久，周恩来再次呼吁，“希望台湾当局在其认为适当时机派代表到北京或其他地点，同我们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步骤和条件。”
尽管蒋介石在台北声称：“以打击对打击，台湾绝不与中共谈判，对任何方式的和谈都坚决拒绝。”但台湾的股市由于北京对台湾政策的改变由暴跌猛然回升了！
一次没有成功的国共谈判（1）
1956年春，中共中央对台湾国民党当局发动了建国后第一次巨大的和平攻势，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呼吁。1949年参加过北平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章士钊激动不已。他在北平谈判破裂后，留下来参与新政协工作，新中国成立，他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馆长。这位与国共双方决策人物都能说上话的老人向周恩来总理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一些国民党故旧，去向蒋介石做工作，沟通与台湾的关系，争取实现新一轮国共谈判。毛泽东、周恩来为尽早打通与台湾的关系，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章士钊带到香港，通过关系转交给蒋介石。
中共中央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倡导国共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办法：除了外交统一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
在周恩来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身负重任来到香港，会见了台湾派在香港负责国民党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许孝炎湖南沅陵人，章士钊也是湖南人，是同乡。抗战时期，许孝炎和章士钊同为国民党参政员，交往密切，关系甚好。抗战胜利后，章士钊去上海，许孝炎在南京当立法委员，后又到天津任《民国时报》董事长，解放战争开始后不久去了台湾。他们这次在香港重逢，分外亲热，感叹不已。章士钊便向许孝炎谈了中共以和平方式统一祖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与诚意，并拿出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委托他亲手转交蒋介石。
许孝炎知道事情重大，即从香港飞往台北，直接到蒋介石的“总统”府，亲手将中共中央的信交给了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报告。蒋介石听后，再展开中共中央的信件，反复看了几遍，长时间沉默无语，没作任何表示，许孝炎只好默默退出。
据蒋介石身边的人后来透露，这天夜里蒋介石寝室的灯光，长夜不熄，他失眠了！岂不说他对中共中央信中的内容作何感想，仅就“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这一句话，足使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蒋介石，便对多年来未对祖宗扫过一次墓，未对母亲的坟上铲过一锹土难消愧疚之情。这时蒋介石年已七十。中国的老人，至死难忘的是乡情，多少学有所成的学子，多少功高盖世的将军，多少位居显赫的大吏，多少海外发达的华侨，无不把回家返乡当成晚年的头等大事。也许此时蒋介石的眼前，不断浮现出来的是溪口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也许他清楚地记得，溪口镇的东口，是武岭，山下的路旁有一武山庙。他还在1930年间在此修建了气势不凡，富有民族特色的武岭门作为镇的标志。前门额上的“武岭”二字是前“监察院长”于右任老先生所书，后门额的“武岭”二字是他所写。他喜欢把溪口别名为“武岭”。也许他终身难忘，他是在南京被中共占领不久的4月26日下午，当中共三野七兵团二十二军逼近宁波、奉化一线声称要活捉他的危难时刻，才泣别母墓，带着儿子蒋经国爱孙爱伦匆匆离开故乡到达象山港，原“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扶着他登上早已停候在那里的“泰康号”兵舰。当“泰康号”起航时，他不由来到了后甲板上，望着舰后渐渐远去的家乡群山，心想，今日一别，不知何日再归故里，眼里不由湿润了……也许蒋介石不眠之夜用“魂牵武岭，梦系溪口”这八个字方可表达浓浓的乡愁了！
虽然章士钊成功地把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送到了蒋介石的手中，但台海并未因此风平浪静，5月15日金门、厦门之间又爆发激烈炮战，一直持续到22日。22日之所以国共双方停止炮战，是因为双方要对付南海上的突发事件：菲律宾在当日提出对南沙群岛的主权要求。29日北京、台湾不约而同地发表声明，指出南沙群岛历来是中国领土，抗议菲律宾的无理要求。6月6日国民党海军舰队开始到南沙群岛巡弋。12日，台湾当局宣布派往南沙群岛巡弋的舰队在南沙群岛树碑、升旗。不久又派出了驻守部队。北京对凡是有益于中华民族的事自然是默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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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没有成功的国共谈判（2）
正因为台湾当局还能坚持民族大义，6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三次会议上，深情地再次向台湾呼吁：“尽管这些年来由于美国的武装干涉，我们和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我们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我们相信我们久经忧患的伟大民族一定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商谈……如果他们还有疑问的话，他们可以通过在大陆上的亲友得到解释，或者派人来大陆考察，我们保证他们来去自由……”
三天后，时值7月1日，一位神秘人物风尘仆仆地从香港北上，出现在北京。这位神秘人物就是曹聚仁。
其实，曹聚仁这次北上，是他离开大陆到香港整整6个年头后第一次回来。他这次回来，早在周恩来6�？8讲话前，就作了商量与安排。
几乎与此同时，还有一位神秘人物，比曹聚仁早不了多少日子北上。这位神秘人物归来，导致了9年后的国民党2号人物李宗仁的落叶归根。这位神秘人物就是程思远。
程思远和曹聚仁两人北上之行都很突然，都带有神秘色彩。
曹聚仁当时集作家、教授、记者于一身，名噪海外。他是浙江省浦江县人，是旧中国颇负盛名的文人。他虽说是个做学问的文化人，却与国共两党的高层人物有很深的交情。他是国民党###章太炎的高足，还是鲁迅的朋友，著有《鲁迅评传》、《鲁迅年谱》等书。他在抗战时期担任中央通讯社记者，常到新四军战地采访，成为叶挺的上宾，并与陈毅结成至交。后来在赣南担任《正气日报》主笔、总编辑，与蒋经国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当年蒋经国曾说：“知我者，曹公也。”正是这种特殊的身份，蒋经国派一位姓王的与曹聚仁联系，希望他到北京去一次，使曹聚仁成了国共两党重开谈判的居中调解人。
曹聚仁回到大陆，即受到了中共的热情接待。7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曹聚仁，陈毅、邵力子、张治中出席作陪。一见面，周恩来就热情地说：“我们欢迎曹先生回来看看，我代表党和政府欢迎你。”随后，大家叙旧谈新，气氛十分热烈。
谈话很快进入正题，曹聚仁就中共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询问周恩来：“你许诺的‘和平解放’的票面里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即答道：“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双方完全可以合作……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周恩来的话使曹聚仁深受鼓舞，他当即向周恩来表示：身为炎黄子孙，当为国共重开谈判尽力奔走，多做工作，决不推辞。
2个多月后，即10月3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曹聚仁。这天下午，党和国家好些领导人都要出席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的大会，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大会，而在中南海居仁堂静候曹聚仁，足见毛泽东对国共两党重开谈判的重视。
毛泽东一见曹聚仁，便十分诚恳地问：“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感想？你可以多看看，到处走走，看我们这里还存在什么问题，不要有顾虑，给我们指出来。”
曹聚仁坦率地讲了自己的观点。
随后，毛泽东与曹聚仁便开始了无拘无束的长谈，他们谈古典文学，谈毛泽东的诗词，谈现代文学，谈鲁迅的作品，也谈曹聚仁的著作。后来进入正题，谈国共合作，谈蒋介石、蒋经国。毛泽东听说曹聚仁了解蒋经国的为人，曹聚仁便回忆了蒋经国在赣南的一些旧事，对蒋经国予以肯定，并告诉毛泽东，他在1948年写过一本《蒋经国论》的书，由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对曹聚仁的介绍很感兴趣，要曹回港后，寄一本《蒋经国论》来，他说想看这本书。
一次没有成功的国共谈判（3）
在谈到国共合作，谈到蒋介石的时候，毛泽东认为，对蒋介石在某些历史时期的作用，还是可以肯定的，并表示了他准备再次与蒋介石握手的想法。
毛泽东的一番谈话，使曹聚仁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对国共谈判的态度，他信心百倍，希望尽快促成这一历史性的谈判。曹聚仁回香港后，很快将他在北京和中共领导人接触的情况详细转告台湾方面，并静等台湾的消息。
此时，台湾的政局很不平静。10月31日，以“宣扬民主、自由、###”为宗旨，深受胡适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由当时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雷震为发行人的政治性刊物《自由中国》刊出为蒋介石祝寿专号，发表胡适、蒋匀田、陈启天、陶百川、徐道邻、雷震、夏道天等人的15篇文章和社论，要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要确立“责任内阁制”，不要一切由“总统”决定，劝告蒋介石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三无”元首，并强烈要求保证言论自由，实行民主宪政，改革台湾经济与国防制度，在台湾引起巨大轰动，该期刊物连印9版，发行数月，为台湾历史所少见。胡适等人与美国渊源非同一般，名为蒋介石“祝寿”，实为发难，显然充当着华盛顿“换马”阴谋的急先锋和吹鼓手。蒋介石闻此勃然大怒，亲自下令将雷震开除国民党党籍。而这时，早在1948年2月就提出“###”被现在台湾民进党人尊为“###之父”的台湾人廖文毅与廖文奎在美国与日本政府庇护下，在日本成立了“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其“国旗”竟是一个大太阳旁边附加一弯新月，而年号也不用中国年号，也不用公历，均采用日本昭和纪年，每逢###讲日本话，唱日本歌。他们心目中的“###建国”只不过是把台湾建成一个日本的“卫星国”，妄图重演“满洲国”的历史。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