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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因为读者反响热烈，十几天后，陈先生一鼓作气，又写了《“头头”与“本本”》一文，同样不足一千五百字。
这篇文章开头就说，由“还我头来”联想到“头头”，由“头头”又联想到“本本”。因为“古往今来，不少爬上‘头头’宝座的人，往往是靠‘本本’起家发迹的。”不过，这“本本”却不是一般的“本本”，而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天书”。天书有五大特点：一是必得之于天；二是一定只有个把人能得到，并非人人得而有之；三是一定只有那个得此天书的人，才能看得懂，即便凡人得到也看不到上面有什么字；四是书上说的，一定大到安邦定国，小到包医百病；五是“得此天书者一定是个天生圣人，是个天生的头头，谁不服他，就是违天，就要遭到雷劈火焚，万劫不复。”根本原因，就在于利用千百万善良百姓的迷信。“迷信具有两个特点：一曰信；二曰怕。”当然，现代的“本本”决不会完全采用过去天书的形式。“但是，天书的原理却不能违反。”“只有有朝一日善良的老百姓彻底地破除了迷信，什么七十二变化，也骗不了谁，吓不倒谁。那时候，那种想靠‘天书’招摇撞骗起家发迹的人便施展不出神通了。”所以，“怎样不受骗、不被骗、不被吓，还得彻底地破除迷信，真正发挥自己脑袋的用场。管你三皇五帝、三坟五典，都不在话下。不信神，不怕鬼。用自己的脑袋，独立思考，只服从经过千百万老百姓的革命实践检验的真理。”<；<；<；<；<；今昔人物两篇文章如此之短、如此之尖锐犀利酣畅淋漓，却放得开收得住，拿捏得恰如其分毫不逾矩，颇得鲁迅杂文精髓。方寸之间大显身手，固得益于学识，更得益于丰厚的人生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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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还我头来”陈虞孙（2）
陈先生1904年出生，是江苏江阴人，上世纪20年代就读于金陵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在厦门、天津、上海等地教书。在那个动荡的“大时代”，青年知识分子很容易左倾，陈先生由左倾而参加革命，于1938年参加共产党，可谓标准的“三八式”干部。他一直从事地下党的宣传和统战工作，1946年，进入《文汇报》任副总主笔，不久又参与地下党领导的《评论报》、《文萃》等杂志的工作。后又参与组建中共地下上海市委宣传委员会，不久就任中共地下上海市委文委书记。
1949年5月解放军攻克上海后，他担任上海市军管会文管会秘书长，以后，曾先后担任《解放日报》副社长、上海市文教委员会秘书长、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
1957年夏，最高领导人震怒之中发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的号令，《文汇报》自然成为反右的重点单位，领导层大改组，总编辑徐铸成被撤。“老革命”陈虞孙就在此时被任命为报社总编辑，任务当然是使《文汇报》回到“正确方向”。从此时到“文革”初被打倒，这十年间他一直是报社总编辑。这十年，路线、方针、政策曾发生过非常大的变化，报纸处于风口浪尖，因此“犯错误”者颇不乏人，但种种复杂情况，陈先生如履薄冰，终未出大事。对此，他的“部下”、老报人唐振常先生回忆说：“在《文汇报》工作数年，我有时佩服他，有时不以为然。”“当阶级斗争弛的时候，他办报真是游刃有余，得心应手，提出一套又一套的方案，把报纸办得生龙活虎一般。”“当阶级斗争张的时候，他表面上亦可不动声色，一样可以跟着‘左’的做法去贯彻在报纸上，也可以把报纸办得似乎很有声势，其实是杀气满纸。这就是我所谓不以为然之处。但我忽略了他作为报纸总编辑不能不跟之苦，不了解他内心深处的想法。在当时情况下，他自然不易表露真实的想法，更何况是对于在他领导下的干部？但偶然也冒出一句两句牢骚语，比如一次我和他去剧协开会，人问他看不看一个叫《沸腾的一九五八年》的戏。他气呼呼地脱口而出：‘不看。沸腾个屁！’问者吃惊。”
作为党报主编，当然不能不跟形势。但在关键时刻，他却自有定见。1965年11月，陈先生奉命在《文汇报》刊出了江青与张春桥、姚文元策划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拉开十年“文革”大幕的文章。有此“良机”，陈先生本可与一些人一样，乘机而上，权倾一时。但他不为所动，并不积极表现主动靠拢，所以，在1966年夏即被“打倒”，关入“牛棚”，受了十年磨难。“文革”结束，陈氏复出，担任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社长。
痛定思痛，陈先生痛感这场巨大灾难的最主要原因是人们失去了自主的思想，结果是“人而亡头”、“失去了脑袋的十年”。三十年前开始提倡的思想解放，就是要破除“现代迷信”，所以他才提醒人们要“真正发挥自己脑袋的用场”，疾呼“还我头来”。三十年后，可还记得他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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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不采蘋花即自由”的意义（1）
“不采蘋花即自由”的意义
1953年岁末，陈寅恪先生拒绝了有关方面要他北上担任中国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的邀请，并写短诗《答北客》表明自己态度。“不采蘋花即自由”，为此诗的最后一句。此句典出柳宗元流放广西时所做《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末句，柳诗云：“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柳在“万死投荒”的流放中，本想采蘋花送经此地的故人曹某以表友情，然而，在谪居的险恶处境中，他不能不感叹连采花赠友的自由都没有。
在新旧交替之时的陈寅恪，将“欲采蘋花不自由”改为“不采蘋花即自由”，以为只要退为“不采蘋花”、甚至连“采蘋花”之“欲”都没有，便不难保持一个寻常读书人的独立、自由身份，最多，是与政治、时事所涉无多，“落后于时代”的“旧朝遗民”。不过以后的事实证明，他对此想得过于简单了，或者说，此时他对这一“新旧交替”之意义的认识和理解，还远远不够。
这次“新旧交替”与往常的任何一次都不一样，意义可谓非同小可。因为这并不仅仅是一次简简单单的政权更迭，而是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彻底的“革命”。按照当时的新式逻辑，一定的社会基础一定要有相应的“上层建筑”与之配套，一个“全新”的社会必须要有“全新”的上层建筑。所以就有了随之而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拔白旗，插红旗”、“批判白专道路”、“兴无灭资”等一系列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所有知识分子，因为当时所有读书人都是“旧学校”培养出来的——的运动。“文革”中，进一步认为连解放后十七年新学校培养出来也基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没完没了的改造运动最后一直发展到“要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不仅触及“灵魂”而且触及“皮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个严密的逻辑中，不承认任何学术乃至自然科学的独立性（当时的主导观点是“科学也有阶级性”），认为从金文甲古、词章考据到遗传学、相对论等等都具有政治性，是分为“无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教师、学者、作家、工程师、医生等各种独立的“专业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却又统统被重新定义为高于一般“群众”的“干部”，必然要受到比“群众”更为严格的要求和改造，在这种“全能主义”社会结构中，根本不许有“不采蘋花”的自由。这样，作为集旧学——即所谓“封”“资”——之大成的一代宗师陈寅恪，与决意要“破旧立新”的新时代之间，注定要有一场“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
有关陈先生的道德文章、学问人品和遭遇，学界可谓尽人皆知，无需笔者在此置喙。仅想指出的是，从陈寅恪在50年代初期提出的担任中科院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的“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这两个条件开始，到“文革”中虽被抄家，但并未受皮肉之苦而病逝为止，相对而言，他的遭际其实还算幸运。以陈氏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思想言行，只被定为“中右”而未被打成“右派”，虽被“批斗”，但未受红卫兵和“专政组”的酷刑，实属万幸。这种万幸，是多种偶然因素造成的。如他晚年的双目失明和足不能行，是躲避政治的最佳理由；周恩来的有关讲话对他起了保护作用，胡乔木等一些中共高级“秀才”对他的造访也使人对他不敢轻举妄动；有“南天王”之称的陶铸的开明，在“文革”前顶住种种压力对他进行了最基本的保护和特别关照。这些，使寅恪先生经受的压力和苦难，比其他“普通知识分子”少得多。然而，尽管有这种种偶然因素，他还是长期被批判、被迫自我检查、交代思想。他被认为是“中山大学最大的一面白旗”，因“历史唯心主义”、“保留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受到猛烈批判。“文革”中，几次被抄家，大量文稿与家中物品被抄走；被勒令交代个人历史和社会关系，一次次写“思想和体会”，甚至在病榻上仍不能免……事实是，“不采蘋花”也没有自由。
正是在这种即便“不采蘋花”也没有自由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何以会有“陈寅恪热”。局外人的确很难理解，像陈寅恪先生这种一生只做专论、可谓“教授中的教授”、纯象牙塔中人，如何会成为一种热门的公众人物。实际上，当一种“泛政治”无孔不入地侵入、渗透到一切领域时，一切学术都被政治化，都会成为“热点”。谁想得到，“红楼梦考证”这种原本与政治无涉的学术会有那样大的“政治意义”，以至于由此引发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这样重要、严厉的政治运动！在这种背景下，坚持“考据”就是默默的反抗，放弃“考据”就是默默的顺从，二者都无法摆脱政治。学术就这样无可避免地被编织进政治的符码之中，这是“纯学术”“纯学者”的尴尬，更是学术和学者的不幸。当任何学术都成为政治的工具时，学术自然难以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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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不采蘋花即自由”的意义（2）
所以，为了学术的进步、知识的积累和文化的繁荣，必须承认“最低限度”的学术独立性，使学术在这个范围内能自由发展。更进一步说，也就是必须承认当代英国思想家以赛亚·柏林（IsaiahBerlin）关于“消极自由”（negativeliberty）概念的引入和阐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所谓“消极自由”针对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限度内，一个或一群人可以而且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角色，并不受他人的干涉阻碍。这一概念涉及的是人类最低限度基本自由的范围问题。与此相对的是“积极自由”（positiveliberty）的概念，这一概念针对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干涉，并有权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不应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积极自由”关涉的是个人与社会体制间的相互关系。
要言之，正如柏林所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积极自由”的观念，即是对于“谁是主人”这个问题的回答；而“消极自由”的观念，则是对于“我是主人的范围有多大”这个问题的回答；两者并不一样。也就是说，“消极自由”更关注的是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积极自由”关注的主要是由谁统治的问题。柏林强调，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里，我们不但对社会的法律与行为应该积极要求发言权；而且应该有一个范围，如果必要，这个范围甚至应以人为之力划分出来，每个人都在这个范围内当自己的主人。这是一个“消极”的范围，但却十分重要。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个“消极范围”，不仅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都会枯萎，而且个人将丧失最基本的尊严。
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结构渐渐发生重要变化，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虽然几经波折，“不采蘋花”的“消极自由”毕竟从无到有、由少渐多。尽管人们现在对“积极自由”状况容或非常不满，然却不能否认“消极自由”产生与扩展的意义，毕竟这是更为根本、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