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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的。那尽有吹牛，逼得人家同意，不要说现在不记得，当时都没注意。文件中只有实际行动那一些，那是焕先出的主意。你们写：有些文件形势写得很多，实际工作谈得并不多。这是看破了这一点。文字要重新审查一下，不能多引用。
（记录整理：石青野）一、对省委评价有大缺点。个人看，这一条如不大修改，就拿不出。总的说，你们几乎好几个地方，不是一切地方，把省委实行的路线和三〃左〃路线几乎可以相等，使人看了似乎一样，这是个莫大缺点。优点说得不够，缺点说得太大，这是总的印象。省委和三〃左〃有共同点，但说得太大了；两者也有很大的不同点。三〃左〃中央的领导，到反五次〃围剿〃时，已经失去了几个满大的苏区，但还不能转变，反五次〃围剿〃还继续犯错误。而鄂豫皖省委虽然犯错误，但如你们所写的，一年以后就有大转变，而且是自动地大转变了。三〃左〃中央转变是在遵义会议，那时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根据地损失几乎百分之百，而且会议中还经过斗争，才转变。这不同点多大！鄂豫皖、湘鄂西先失掉，中央还稳坐钓鱼台，省委告张国焘一状，中央只是骂一顿，三〃左〃中央未感到它的路线有何影响。省委的转变是个思想发展问题。七里坪下来，没有一个省委委员不说搞错了。焕先到皖西北会师，给部队讲话说我吴焕先错了，使革命受了损失，现在活着的同志当时就是级别再低，总有人记得。这两个东西怎么比得？就领导人分析，是革命改造的知识分子，我也在内。我虽不懂军事，打七里坪是坚决拥护的。我们这些人年轻幼稚，单凭热情干事，思想上夹杂。革命知识分子，四十岁以前思想不夹杂的很少。所说夹杂，就是有主观主义，马列主义有一点。这在任何环境下会犯些错误。就最后的结果说，和这样的论点不相符，人家不信服。前面乱七八糟是吴焕先、徐海东，长征后节节胜利也是吴焕先、徐海东，逻辑上统一不起来。原因是前头优点不足，错误写大了。所以有这个缺点，是我们这些老人未作报告。
00、陈先瑞介绍红七十四师在陕南的斗争情况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九日）
今天凭我的记忆，向同志们提供红七十四师的产生发展和坚持陕南斗争活动的基本情况。
一、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五年七月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底，我在唐家河九甲湾接受吴焕先、徐海东、徐宝珊、戴季英命令，要我带二二三团七连（六十余人）下米，在山阳、郧西、镇安、柞水地区打游击，开辟根据地。当时对我讲：你们部队的名称为鄂陕游击师。你任师长（政委、参谋长、主任都没有）。下去之后，1、先熟悉这一带的地形、社会情况、人民生活和遭受压迫情况及地方反动势力情况；2、广泛发动 群众，宣传红军主张，组织动员群众抗捐、抗税、抗粮、抗丁、抗债（简称“五抗”）；3、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搞你们，要千方百计消灭地方反动势力，提高部队和群众斗争情绪；4、你们活动情况和敌人主要行动、动向、要常向军部报告。
我们下去之后，按省委和军首长指示活动。先熟悉地形、社情，每到一地召开小型座谈会，了解情况；开群众大会宣传我军主张，说明红军不走了，要同你们一起干革命，一起实行“五抗”，建立苏维埃政权，人民要自己当 家作主；积极消灭地方反动团队，打击反动气焰，打土豪，分浮财，组织贫协小组，提高群众和我军的斗争士气，扩大了红军。个把月。我们把一些乡、镇保甲的反动武装几乎都扫光了。
一九三五年二月，成立鄂陕特委，书记是郭述申。一个月之后，郭述申调回，改为戴季英。六月，郑位三接戴季英的书记。同时，部队改为鄂陕游击总司令部。当时组织很简单，除司令、特委书记外，身边只有两个参谋、两个政工干部。七连扩建为总部特务营。我们同营部在一起吃饭。鄂陕特委和游击总司令部领导各路游击师，开辟根据地，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和游击队，配合主力作战，负责掩护红二十五军伤病员。总部的主要工作，是到各路游击队解情况和帮助工作，配合当地游击队打开局面，输送干部，加强各路游击队。
这一时期各路游击师发展情况：三路游击师：师长汪世才，政委李志英，约二百余人，由工农群众组成。活动地区为红岩寺、牛槽、曹家坪、蔡玉窑、九间房、凤凰嘴。四路游击师：师长阮英臣（大刀会首领），政委夏云亭＇2＇，号称六百至一千人。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时，将四路游击师带走，留下吴振挺带的百余人的游击队他们活动地区为袁家沟口、小河口，黑山、药王坪、马家山等地。五路游击师：师长最初是毛易彬＇3＇（红枪会首领），后为孙守山（孙光），政委白文进＇4＇，是红枪会自发组织起来的，约一百五十余人。活动地区为店垭子、米粮川、两河等地。六路游击师：师长叶忠让，叶牺牲后为肖大喜，约百余人，是由工农群众组织起来的。活动地区为湖北郧西一、二、三天门。七路游击师：师长余德心，政委张祖祥，约百余人。活动地区为大小心川、西河。九路游击师：师长阮开科（红枪会首领），号称一千多人，我们只派几个干部去。活动地区为唐家河。华阳游击队，当时主力派下去多少人，后来发展多少人，队长、指导员是谁，活动地区和活动多长时间，我不清楚，因他们和总部无联系。这些游击师的组成，有的是军部直接组建的，如三、四、六路游击师；有的是我们负责组建的，如五、七、九路游击师。其中有大刀会、红枪会改的，我们只下个委任令，派少数干部去改造。有的是以工农群众为基础组成的。各路游击师，成份新、复杂，战斗骨干少，每一路只有几名干部，枪支弹药少，又未经战争环境考验，经不起风吹草动。但他们成立以后，除九路游击师外，三、四、五、六、七路游击师活动比较积极，消灭了一些地方反动团队，在配合主力作战、担任侦察警戒、组织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安置和掩护伤病员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在豫陕方面：一九三五年三月，由方升普、李隆贵带二二五团八连组成豫陕游击师（八连后来军部又收回去了），师长方升普，政委曾焜，特委书记李隆贵。下辖：
第一游击大队：队长张海波，政委袁崇安。第二游击大队：队长刘传根，政委李传彬。 第三游击大队：队长李振远，政委张培真。第四游击大队：队长李思明，政委胡从真。四个大队约四五百人，是由工农群众组成，逐渐发展起来的。他们主要活动地区为峦庄、庾家河、留仙坪、杨村、古城、三要司、高耀等地。他们成立之后，主要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消灭地方反动武装，为开辟根据地打开局面。
红二十五军进入鄂豫陕地区半年多时间，粉碎了敌人几次“围剿”，消灭敌人几个旅，为建立鄂豫陕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先后成立了鄂陕、豫陕两 个特委、游击总司令部，组建发展了一些地方武装，建立了一些区、乡政权和党的组织，初步形成了根据地的发展规模和对敌斗争的新局面。
二、一九三五年七月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一九三五年七月，省委在沣峪口召开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到陕北，迎接主力红军北上。省委这个决定，没有向两个特委打招呼，事先我们不知道。后来在北京听徐海东讲，当时他们决定北上，给我们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说他们离开后，要我们留在陕南继续坚持斗争，两个特委合并，成立鄂豫陕特委，两个游击师合并组成主力团等。可惜这封信我们未收到。此信是交给三路游击师政委李志英带回交我们，而三路游击师内部出了叛徒赵九海，把师政委打死，带着信和部队叛变了。由于我们不知道军主力离开陕南到陕北，一切工作安排和各路游击师的活动仍按军主力在时那样活动。敌获悉我军主力北上，便调集大批兵力对我各路游击帅进行分割包围，企图各个歼灭。在敌重兵“围剿”下，我年轻的各路游击师在没有充分思想准备之 下，受到很大损失。有的叛变了，如九路，把我们派去的几个人杀了，他们投敌了。有的受到很大损失，如三路、六路、五路、七路。
在这种情况下，鄂陕特委决定，要千方百计很快查明军主力行动动向，以便决定我们的行动方计。九月，我们游击总司令部行至大小米粮川以西两河口时，截获一份《西京日报》。从敌人报上看到军主力已到甘肃两当、泾川，并得知政委吴焕先已牺牲。据此我们分析，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到陕北去了。当时特委开会决定：1、很快将各路游击师集中行动，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2、集中之后向东行动，找豫陕特委，商讨今后行动方针，商讨集中领导和部队整编问题。特委这几条决定是正确的，合乎当时的斗争情况，事后知道和省委的指示精神是一致的。如果不果断地作出这样的决定，我各路游击师有被敌人全部吃掉的危险。我们根据特委的决定， 游击总司令部由西到东，到店垭子、二天门找到六路游击帅，五、七路游击 师未找到。然后向北，到红岩寺找三路游击师，他们跑到西边去了，也未能会合。然后再向东南，到袁家沟口，找到西区游击大队约四十人。我们会合 这些部队以后，即向东，在山阳、郧西交界的碾子坪同豫陕游击师会合了。 他们在敌重兵“清剿”下，也得知军主力离开陕南北上，主动将各路游击大队集中起来，向西找我们。这样，两个特委和部队于十月十九日胜利会合了。会合之后，两个特委即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军主力走后我们怎么办，一致同意要讨论今后部队集中统一行动的方针、两个特委和部队合并问题。这个会议从总的方面来说开得是好的。首先分析了红二十五军走后的不利形势 和坚持斗争的有利条件。大家认为，主力北上后，敌我力量悬殊，敌人一定会组织全部力量对我留下的部队进行大规模连续不断的“清剿”，斗争将是残酷的，困难是很多的，加之部队新，枪支弹药少，军主力离开陕南，我们能否继续坚持斗争，部分同志缺乏信心，部队思想混乱，情绪较低。但陕南群众条件好，地形对我们有利，地方反动势力弱，三省交界有矛盾可利用，有几百老同志作骨干，又有半年多坚持陕南斗争的经验，对地形、社会情况 有了基本了解，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不但可以生存，而且会得到发展。随后，讨论了两特委和部队合并问题，一致同意两个特委合并为陕南特委，部队合编为红七十四师。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当时特委讨论制定了新的斗争策略和行动方针，决定：1、继续会合三、五、七路游击师，并收容失散人员；2、采取同敌人兜大圈子的方法，摆脱敌人重围，离开老区，到镇安、柞水、佛坪一带活动，开辟新的游 击根据地；3、不同强敌正面接触，避免打硬仗，集中兵力，打击分散、弱小、孤立之敌和反动团队，补充枪支弹药，提高部队和广大群众的斗争士气；4、 紧紧依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扩大红军；5、要求军队内部上下团结一致，下定决心，坚持斗争，大家死在一起，活在一块。在讨论谁当特委书记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隆贵提出自己当书记，理由是：一是职务高，是省委常委、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二是工农出身，会打仗，并说位三一贯右倾，老犯错误，在鄂豫陕是个右倾机会主义，职务比他低，是省委候补委员、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副主任，知识分子出身，不能指挥打仗。位三同志很谦虚，说自己身体不好，犯过错误、同意让李隆贵当书记。我和其他同志坚决不同意李隆贵当书记，认为他虽然是工农出身，但没有文化，没有社会知识，没有地方工作经验。缺乏组织全面工作能力，简单粗暴，动不动就打人骂人，军阀主义，严重脱离群众，团结不了同志，不论在哪方面都不如位三同志。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大家一致同意郑位三为特委书记＇6＇，我任师长，李隆贵任政委，方升普为参谋长＇7＇，曾焜为政治部主任。部队组成一、二营和手枪团、特务连、警卫排，共约七百人。当时一营营长张海波、政委袁祟安，二营营长肖大喜、政委刘建挺。红七十四师的成立，是红二十五军北上后取得有重要意义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妄图将我各个击破的阴谋，挽救了危局，保存了力量，使陕南革命斗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