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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近年刚刚冒尖的后生仔。他们小门小户更“胸无大志”，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结交一批回头客，他们就心满意足。难怪前不久，我遇到北京一家非常重要的饮食大户的老板，他这样跟我说：“您大概这一两年没怎么往这当中的深处钻了。我可以这样告诉您，如今北京在这些方面深不可测，几乎什么都有了，也几乎什么都达到了极致……”这位老总是我的深交，他的话我信。总之，如今北京真是吃多元了。不管你有名没名，如果我偶然遇到了你（指特定的饭馆与你的特定菜肴），头一口的口感特别好了，我就一定不会轻易而去。我会为你扬名，你也因此获得一个小范围的固定名声。你或许不像全聚德那样，一定要经营成龙头老大，你只要觉得生活、经营在一定区域，有些小名声也有些利润更有些稳固朋友，不也就行了吗？你自己的心态特别好，你经营的店铺环境特别好，你由于这个店又结识了一帮朋友，如此这般，不也“就够了”么？
北京人如此好（读仄声，喜欢、嗜好之意）吃，当然有正负两个方面。“正”是积极的，通过吃去交朋友，通过吃去了解其中的奥秘，许多大艺术家和大学问家，都非常喜欢吃，他们并因吃促发了自己正业上的提升。“负”是消极的，那就是北京人太看中吃里头的滋味，仅仅是口感好就行，很不注意营养成分，甚至很不重视饮食端上桌之前的过程，那往往是很不卫生的，对人（尤其是成年、老年之人）的健康是有害的。这里不妨再深入探讨一下滋味这个难以仔细触摸的“东西”。它不是物质的，也没有办法给予科学的评判，往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审定标准。它过于感性，就个体而言，不同的时间段的滋味，甚至能够很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中国的诸种古典艺术，也具有这一特点。所谓特点者，往往就是优点与不足的结合物。中国饮食上，有一种要通过吃饭达到环境和谐的目标。不能是个人单独进餐，至少是要对酌，重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的交流，甚至吃到什么都是第二位的。试问什么是第一位的？那就是“高兴”。再问什么是“高兴”呢？那就又包括许多具体的“吃”之外的东西，比如下饭馆吃饭，就包括吃院落、吃屋宇、吃器皿、吃“菜”的刀工与火候，在吃（伙计伺候）的态度上。最后的最后，要吃的还是滋味——这里，已经不再单独是菜的本身，而是从离开家门那一刻算起，到吃完饭回到家为止（甚至要延续到吃过饭后很长时间的回味的过程）——在以上漫长的时间内，预期与回想共同构成了滋味形成与发展的全部。中国人饮食上的追求，大约也就在于此了。
京戏京剧不一般（1）
“国自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其中的“儿”字，应该读成“泥”的音。
这是清末民初北京市民咏叹京戏的一首七绝中的后两句，其中的“叫天儿”，是指京戏的伶界大王谭鑫培，他的艺名叫做“谭叫天”。其中的这个“城”，却仅仅指的是外城，因为清朝的开国皇帝顺治颁布法令，不允许内城开办戏园子，所以陆续兴旺起来的戏园子都在外城。截止到1937年时，外城共有戏园子十个，京戏的基本观众云集在那里，而内城的两三个戏园子，一方面是20世纪30年代之初才建设起来的，而观众也基本局限在知识阶层，用今天的话说，大体等于“白领”，但年纪却又偏大偏老了。所以，但凡是好的京戏，都要从外城逐渐演起，在那十个戏园子当中先大致“转”一个遍，让其产生影响，让内城的特等戏迷越过城墙来到外城观看演出，随后又因时间过晚、城门关闭而留宿外城一宿，然后再把超级好的口碑传达进内城。这时，戏班再把这出京戏送进内城，经其有文化的观众作有文化的品评，于是该戏的表演也就获得了韵致。用今天的话说，终于上了一个“台阶”。这个“台阶”又是什么意思呢？直言之，一方面保持其通俗的群众性，同时在其“古典”性上更增加了稳定性。所谓“韵致”，是比饮食上的“滋味”更高的一种存在，京城不能没“滋味”，更不能没“韵致”，没有后者它就不能称为京城，在这一点上，京戏给当时的故国，可增加了不小的色彩和厚度。
举例说，1937年上海的著名花脸金少山自己挑班进京，就是由外城的两个戏园子各唱两场全都客满开始的。这个“起笔”为什么好？首先是戏码“对路”，才使他连续获得四个满堂。这让他多少有些忘乎所以，于是在挺进内城的第一场，派了《法门寺》这样一出至少是不适合他金少山演唱的戏。结果呢，预先卖票只卖出去四五十张。金看到这情形，才知道内城的戏“不容易唱”，只好回戏了。的确，外城看戏者多随意，商人多，晚上吃饭请客的多，吃完了饭，没其他事，就看戏吧！至于看什么戏，对大多数人无所谓。这个戏园子满座了，就换一个，看谁与看什么剧目都行。只要演员卖力气，就知足了。内城看戏的多是文人，幕僚阶层的也多，对什么戏有什么看点，观众是一清二楚的。至于他金少山在外城的成绩，内城人是了如指掌的——他是个好铜锤，而不是好架子花，同时海派作风还相当严重。根据这些特点，他居然还敢贴出《法门寺》这样的戏码来戏耍我们北京人！就在预售出的这三四十张票的观众中，有不少人就是憋着一股气来找麻烦的。北京人什么戏什么角没见过，要是不对劲儿的话，什么样的倒好——我们也都敢叫！等知道了这些情况，金少山更知道内城如果预售情况不佳，现场可没有那么多人临时会进入戏园子的。鉴于这种情况，他明智地回戏了。而且这出《法门寺》，他在此后的大半辈子也再没唱过。
说起戏园子，年轻读者或许还不明白它与今天的剧场有什么区别。在1937年之前的北京外城，那十个演出场所都属于戏园子。这里打算对其中的广和楼“这一个”戏园子，作广义与狭义的两种解释。说“广义”，是指当时的观众并不是单纯就戏论戏，他们进戏园子之前，很可能就玩了很一阵子呢，可以先到前门吃饭、购物、洗澡等，看完戏或许还不肯回家，继续在前门这个超级的销金窟中“潇洒”。广和楼的地理位置很好，就在前门外东侧的肉市，门口有许多卖小吃的摊贩在兜揽生意，叫卖声和小吃的香味混合在一起。在戏园子的右侧，有一个非常大的尿池子，无论观众还是演员，一旦感到“内急”，都立刻跑向那里，撩开裤子就向其中“直射水龙”。袁世海向我讲过，吴祖光1936年写过一篇《广和楼的捧角家》的文章，其中也仔细描述过：许多没多少钱的戏迷，是从小吃摊上点了一两样东西，叫小贩送进后台，直接送给自己喜欢的那个演员。有钱的戏迷则在认识了演员之后，一方面在演出过程中高声喊好，还在演出结束后请演员到饭馆吃饭，广和楼前门就有全聚德等一大批馆子，到哪儿去都方便。再说“狭义”，广和楼的舞台是三面突出来的，演员一登台，就要照顾三面的观众。观众进入戏园子，也不是全神贯注看的，他可以与邻座聊天，可以吃花生嗑瓜子，甚至还可以大声说话。只有当台上主演做主要的演唱时，台下才暂时静下来听唱。唱好了，可以打雷般喝彩；唱得不如意，可以喊倒彩把演员轰下台。作为喊倒彩，也是当时观众的一种正常的发泄。当时，在广和楼演出的主要是“富连成”科班，他们多是小演员，住在虎坊桥，每天定时穿着统一服装，排队走路进入前外大街，在路人的注视和指指点点中进入戏园子。有不少他们的同龄人熟识和景仰他们，这些看戏的人也进入了广和楼，经常是在既定位置上一坐多年。演员成长了，台下的观众也成长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京戏京剧不一般（2）
谭鑫培在1917年去世，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尽管最有名的两位男旦梅兰芳与程砚秋先后离开北京的舞台，但京戏在北京的气势仍然不减，杨小楼、余叔岩、尚小云、荀慧生等仍在那里全力支撑，仍然使得京城戏迷如醉如痴。 章诒和在《伶人往事》中说：“张伯驹最为得意的，就是名伶傍他唱戏的事了。……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王凤卿饰赵云，程继先饰马岱，陈香云饰司马懿，钱宝森饰张郃，他饰诸葛亮的《空城计》。这出戏是张伯驹四十寿辰，余叔岩倡议为河南旱灾募捐的义演。前面的戏码依次是：郭春山《回营打围》，程继先《临江会》，魏莲芳（因梅兰芳在沪改由魏演）《女起解》，王凤卿《鱼肠剑》，杨小楼、钱宝森《英雄会》，小翠花、王福山《丑荣归》。我说：‘你和这些人同台演戏，一定很轰动吧？’‘报纸登出戏码来，便轰动了。演出可谓极一时之盛。’张伯驹那张不易呈现喜怒哀乐的脸，流露出兴奋之色。时隔数十载的一场戏，说起来有如品嚼刚刚上市的时新小菜一样，鲜美无比。演出后，章士钊特做打油诗云：‘坐在头排看空城，不知守城是何人。’这两句玩笑诗连同那晚演出的盛况，令张伯驹陶醉了一辈子。他自己亦做诗为记：羽扇纶巾饰卧龙，帐前四将镇威风，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尺五峰。”偏巧就在1937年正月，北京一位相当有名的票友张伯驹，刚好要过四十岁生日。张是北京最大的票友之一，平时经常向余叔岩请教，并与其他诸多名伶全都“有交情”。再者，他在文化和文物上均属“多面手”，个人财力也相当雄厚。此外还有一桩传说，传说此前他曾去南京求见蒋介石，希望能够同意由他张伯驹牵头来做抢救全国文物的工作。不料，他在南京等了许久，但蒋就是托词不见。这样，让他感到很没面子，于是就想借助办生日的堂会来“哄一下”，让蒋看看自己在故国故都与故文化方面有多大的影响。于是，他曾以朋友身份当面请余叔岩支持自己办堂会，准备唱一出全本的《空城计》，自己在其中扮演主角诸葛亮，请余委屈一下，担任配角王平。余内心本不乐意，但面子上不能不答应，但又以进为退，反倒建议张把杨小楼也网罗进来，担当马谡一角。张伯驹很高兴，以为这事如果办成，就能成就梨园一桩还没有过的盛举。但私下里有人告诉张，说这是余故意“使坏”，因为如果杨不答应，他余叔岩也就“顺坡下”了。张并不动怒，反而让有能力的人到杨那里“说项”，因为知道杨有唱文戏的瘾，于是就从这里开刀，说了许多让杨很上瘾的话。结果，杨被张这里的人顺利“拿下”，于是余那里再没有托词说不演了。张这里再接再厉，又请到几位前辈的名家为自己担任配演。唯一的遗恨，就是没能说动金少山来担任戏中的司马懿。这样的大合作戏，终于如期上演，杨小楼与余叔岩全都用力演出，配角大大超过了主角。演出时还拍摄了电影，这是难得的京戏史料。只可惜后来几经转手，这段影片的下落不明了。
1938年2月，杨小楼以六十一岁的年纪在北京逝世。这对梨园有很大影响，梅兰芳远在上海，程砚秋躲在西郊的青龙桥种地，梨园中人物虽然不少，但真有梅、程那样大的“气候”的人则不多。杨小楼的丧事办得很大，首先是张伯驹很帮忙。上次演完《空城计》，张就送了杨一部汽车，这次人去世了，先送了三千元的赙仪赙仪，按许慎《说文解字》的说法，是帮助的意思。南朝时期的顾野王，在他的《玉篇》中，更加明确地解释为“以财助丧也”。任凤霞所著《一代名士张伯驹》中写到：这一年，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杨小楼病逝。杨的女婿刘砚芳请伯驹为其岳父题主。旧时丧礼，最重题主一事，请到科甲为鸿题官，那也是很荣耀的。襄题也须请科甲中翰林、进士、举人担任。赞礼请秀才就可以了。题主仪式是在停灵期间择吉日进行。成主要先期备好一个“神主匣”，请文人秀才写就“内函”、“外函”。同时写上应有的官衔，如“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赐进士出身某府君之神主”。只“主”字空一点，写成“王”字，留待点主官点主。……张伯驹素看重友谊，他答应了刘砚芳的请求。伯驹请傅增湘为鸿题，傅是翰林，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又请会元陆彤士、进士陈宗蕃为襄题。旧京出殡扬纸钱的风俗，始自晚清。《旧都文物略》：《杂事备》载：“舁殡出门，预上秫秸扎架，广方数尺，遍黏纸钱，临起杠时，举火焚架，绷弓一断，喷出无数纸钱，借风空冲云际，谓之‘买路钱’。 后来为了预防火灾，改为专人手持大叠纸钱，沿途扔之，其高骞数丈，散若蝴蝶，蹁跹回旋，纷然徐下。”，还特别礼聘，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