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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嫣是天启皇帝朱由校的皇后，是朱由检的皇寡嫂。这是明朝有名的贤后。她知书达理，对小叔子很好，曾经帮助朱由检度过了继位之初的困难时日。朱由检特别敬重自己的这位嫂子。然而，她反对南迁，认为这将损害皇帝小叔子的形象。朱由检听说后，马上怒气冲冲地前去质问张皇后，听谁说自己要南迁？张皇后知道事关人命，坚决不肯说出人名。崇祯皇帝再三逼问，最后，张皇后表示，如果皇帝一定不依不饶地逼问是谁说的话，自己可以自杀谢罪。朱由检这才悻悻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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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霾（8）
由此，给人造成了一个强烈的错觉，就是皇帝是坚决反对南迁的。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
实际上，崇祯皇帝心里可能极度矛盾。一方面，他应该很清醒地知道，南京作为留都，有一套完整的政府机构，且有重兵驻守。在那里是有可能再图振作的。为此，他秘密命令在天津海边准备了两百艘海船和一千名精兵卫队，随时准备扬帆南行。另一方面，他特别害怕臣民认为自己怯懦，害怕丢面子。其中，可能也有害怕动摇民心的意思。为此，他犹豫不决，首鼠两端。
随着李自成大军日益逼近北京，李明睿再也无法沉默，他公开上书皇帝，建议立即南迁。崇祯皇帝犹豫不决。
几天后，相当于今天中纪委书记的左都御史李邦华建议，皇帝自己留在北京，让太子到南京监国。崇祯皇帝继续犹豫不决。
见此情景，李邦华再退一步，请皇帝将两位皇子分封到太平、宁国二府，以便拱卫南北两京。崇祯皇帝还是犹豫不决。史书记载，皇帝“拿着奏疏，绕殿徘徊，一边读一边叹气”——仍然是犹豫不决。
刑部尚书徐石麒提醒大家：“倘若观望狐疑，导致想走也走不了的话，后果就不忍说了。”（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卷六，徐宝摩小纪。）
恰在此时，出现了一位观点极端忠君爱国、特别慷慨激昂的官员，此人名叫光时亨。他上书皇帝，激烈弹劾李明睿。这一来，皇帝又犹豫了，在朝堂上，他一反私下的主张，慷慨激奋地宣布：“国君死社稷，正也，我下定决心了。”
李明睿不理那一套，再次上书，请求一天都不要耽搁，立即南迁。光时亨也更加激烈，指出“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许多大臣觉得皇帝好像也反对南迁，于是纷纷附议，请杀明睿以安天下。皇帝的表现则是在殿堂上，当着群臣的面，又一次说了许多颇动感情的、同样大义凛然、慷慨激昂的话。退朝后，他却极度郁闷，懊恼透顶，对身边的近侍说：“光时亨真该死，我姑且饶他这一次。”这位总是在颠三倒四中杀伐决断的皇帝，偏偏在最需要决断的时候，变得毫无决断。而经过他十七年的杀伐荼毒，如今，他的身边遍布贪渎庸懦、投机取容之辈，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够帮助他挽狂澜于既倒了。
时机就这样悄悄地滑走了。皇帝再也不会有下一次了。
李自成进北京后，李邦华等主张南迁的大臣或逃走，或自杀，坚不投降。偏偏是那位光时亨，几乎是在第一时间便投降了李自成。翻检史书，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场，似乎特别适宜这种官员繁衍生息。每到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这种人便会层出不穷。从来没有人在文化与制度的层面上探究一下，这个非常聪明、数千年以忠孝仁信、礼义廉耻为号召的民族，何以竟会如此？
史料显示，李自成包围北京之后，那位刑部尚书徐石麒所预言的情形出现了，崇祯皇帝朱由检曾经多次试图脱出危城，逃往南方，然“欲迁不得”，均没有如愿。最后，他只能在一个太监的陪伴下，走向景山下的那棵树，走向那令他的臣子所“不忍言”的结局。
这种情形虽然令人扼腕，然而，知道了上面的故事之后，大约没有人会反对，景山，真的是崇祯皇帝朱由检最应该去的地方。
在此前后发生的事情就很简单了。从西安到北京，约两千多华里。李自成在他进军北京的路上，几乎是如入无人之境。然而，在山西代州西面的宁武关，他遭遇到了极其顽强的抵抗。代州守将周遇吉杀掉前来劝降的使者，一面加强城防，一面出兵奇袭，在城内弹尽粮绝，城外绝无援兵的情势下，他退守宁武关，居然率兵连连重创李自成大军，李自成有四员骁将战死在这里，士兵阵亡者达一万多人，伤者无计其数。有史书记载说，后来，李自成率军开进北京时，队伍中有大量伤残者，据说，都是在代州—宁武关战役中负伤的。
最后，李自成凭借压倒优势的兵力，经过真正的殊死战，才终于打通了这座关口。周遇吉战死，他的家人全部殉国。这使李自成十分震惊。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到了这个时刻，大明朝居然还有如此坚强的捍卫者和忠诚无畏的战士。为此，他产生了返回陕西去的念头。因为，与这里比起来，前方许多险关要塞如大同、阳和、宣化、居庸，都是著名的军事重镇，全部都有重兵防守，若是这样打下去，恐怕就剩不下多少人了。
大风霾（9）
正当李自成已经准备退兵回西安时，镇守大同和镇守宣化的大明帝国最高军事长官先后送来了请求投降的书信，李自成大喜过望。随后，阳和、居庸守军也开城投降。就这样，他真的如入无人之境地开到了北京城下。到北京城下之后，李自成感慨万千地说了一句话：“要是再有一个周遇吉，我就到不了这儿了。”
三月十六日，崇祯皇帝为了稳定人心，召见了三十三位考选官。皇帝询问他们“安人心、剿寇、生财足用”之计。史书记载说，召见中，皇帝忽而斟茶，忽而磨墨，忽而无缘无故地发笑，有些令人莫名其妙。中途，一个太监匆匆走来呈给皇帝一封密信。皇帝看后，脸色大变，随即起身离去。那封密信中报告说，昌平已经失守。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来到北京城下。早朝时，大臣们谁都不敢说话，有人站在那里只是默默流泪。崇祯皇帝显得有些神经质，时不时伏案写几个字，让边上的人看一眼，随即抹去，别的人谁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有一种说法，说他反复写的是“臣皆亡国之臣”，“文臣个个可杀”，此时此刻，他显然忘记了一个事实，这些臣子都是在他十七年执政岁月中，被他培养、训练成这副模样的。
三月十八日早朝，只有三个官员前来朝见皇帝。大约，众人已经知道皇帝在案子上写的字了，所以，大家谁也不敢来触皇帝的霉头。当日深夜，皇帝召来太子兄弟三人，亲手为三个儿子换上了破旧的衣服，为他们依次系紧衣带，叮嘱他们：“今天你们还是皇子，明天就是平民了。天亮以后，你们要忘掉自己的身份，隐藏好，不要告诉别人你们的姓名。见到老者要叫爷爷，见到年轻的叫叔叔。万一能活下来，要为父母报仇，别忘了今天的告诫。”史书记载说，在场者泪如雨下。
随后，皇帝将周皇后等妃嫔召来。周皇后说：“我侍奉皇帝十八年，你从来不肯听人一句话，才会有今天。”朱由检默然无语。周皇后搂着三个儿子哭成一团，随后，命人将三个孩子送到外祖父家去，自己自缢而死。朱由检将十五岁的女儿长平公主叫来，喊道：“你为什么要生在帝王家？”随即以左手掩面，用右手挥剑，砍下了公主的左臂。据说，这位公主平素极为活泼可爱，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此时昏倒在地。朱由检手中的剑掉在地上，公主算是捡回了一条性命。
十九日凌晨时分，朱由检在多方企图逃出城受阻后，来到景山寿皇亭旁，在一棵老槐树上自缢而死，陪伴他的只有一位名叫王承恩的司礼太监。据说，朱由检在自己的前衣襟上写下了如下遗言：
“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有一种说法，说是衣襟上另外还写了一行字：“百官俱赴东宫行在。”让大臣们前去拥戴辅佐太子。但是，太子已经不可能有东宫了。史书记载说，太子兄弟三人被送出皇宫后，来到周皇后父亲家。据说，这位外祖父不敢收留自己的三个外孙，将他们拒之门外。最后，三人全部落入李自成手中。
公元1644年即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中午，李自成从德胜门进入北京。
立国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朝，就此走进历史。
一片石（1）
一片石是个景色优美的地方。位于山海关和辽宁省绥中县交界处不远的地方，南面几公里外就是大海，北面则是逶迤远去的燕山山脉。这里，差不多已经接近辽西走廊最为险峻的出入口处。很有意思的九门口水下长城，现今是一处文化遗产公园，招徕了众多游人看客。风景区里有一个景观，名字叫藏兵洞，据说是当年吴三桂先是防御清兵、后是对抗李自成的军事设施。如今看去，仍然透出一派阴森诡异。
这些快乐的看客中，应该有人知道，三百五十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一次尸横遍野的大会战。是次大战发生在李自成、吴三桂、多尔衮之间。在其当时，这三个人分别代表了中国大地上最重要的三支政治力量。在一片石，这三种力量第一次交织缠绵在一起，搏杀演变，最后，令中国的面目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人类发展史一再证明，任何战争的最后胜利，都不是仅仅依靠军事力量就能够取得的。两千多年前诞生的《孙子兵法》，至今被认为是中国军事理论的经典之作，并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这部伟大著作的作者认为，有五大要素决定战争胜负：“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大体上，第一条指的是天理人心，第二、三两条指的是天时地利，第四条指的是将领素质，第五条指的是谁更法令严明。他认为，只要看清楚这五条，就可以知道胜利属于谁。孙子认为，通过七个方面的计较，可以知道上述五大要素的具体情形：双方元首谁更有道？双方将领谁更有才干？双方谁更占据天时地利？双方谁更法制严明？双方兵众谁更强健？双方部队谁的训练更好？双方谁更赏罚严明？
在这“五事七计”中，“道”——交战双方谁更合乎天理人心，也就是民心向背——最为重要，永远是第一位的。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亦即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谓也。实际上，讲的就是政治清明与否的问题（参见李零《兵以诈立》第三讲）。事实上，这一条根本就是灵魂。因为，它可以决定双方将领的优劣，决定法令是否严明，决定兵众与部队的训练，当然也直接决定赏罚是否公正。
应用这种理念，可能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李自成、吴三桂、多尔衮为代表的三种力量在一片石及其后来博弈的结果——
历史气象研究证明，晚明时期全球进入了一个小冰河期，导致世界范围内气候大面积、高强度的反常。在此期间，中国自然灾害发生频率极高。陕西、山西、河南等省份连续七年大旱，历史文献记载，当地人民吃光草根树皮之后，争食雁粪，甚至吃观音土、青叶石充饥。据说，这些矿物质用水煮之后，呈糊状，吃下去可以充饥。但几日后，便在肠胃里凝结成块，导致死亡。而真正意义上的人吃人现象，也在南北方大量出现。翻检当日史料，很难找到政府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减免赋税、赈济灾民的努力。而催征各种苛捐杂税的记录则比比皆是。甚至崇祯皇帝死前一个月，还发出过一道诏书，命令各地官员加紧征收赋税。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在皇宫大内搜检出三千七百万两白银，旧藏黄金四十余窖，约一百五十万两。在崇祯皇帝身边担任检讨的杨士聪著有《甲申核真略》一书，他记录并感叹说：“呜呼！三千七百万！拿出一个零头就抵得上两年加派了。”他很悲伤，无论如何也不明白圣明的皇帝究竟在想什么。
帝国官场的景象也令人很难乐观。当时，北京城里有“饷不出京”一说。据说，发往各地的军饷有一半以上要留在京城。其中，20％到30％是给各级财政主管官员的回扣，另外20％到30％是打点各部门官员，以便朝中有人好升官。各种文献中，对帝国官场几乎无官不贪的情形有极多的记载，称得上数不胜数。有两句经典的设问，道出了当日的实情：“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六，韩一良。）于是，官因为钱而升，升了官自然加倍搜刮地皮以补偿。人们普遍通过一个反问句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