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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姑娘人都还不错，很客气的借给我枕头和被子，帮我在帘子外一张不到一米宽的沙发上铺了床。但是沙发实在是短，根本伸不直脚，而且不会有人让我先洗澡，我最后一个洗，洗到一半水就冷了，我只好随便冲了一下，心里暗骂林晰那个小气鬼。
因为房间小，暖气又开的很大，几个姑娘就穿着T恤短裤或是吊带睡裙走来走去。
那个住大屋的德国姑娘Laura问我：“林说你是他朋友的女儿，是真的吗？”
我说：“对啊。”
“我们刚才还在猜你是不是他女朋友。”
“要是女朋友肯定住在一起啦。”我说。
Laura笑着说：“林那个地下室暖气坏了，这些天他都带着帽子睡觉。”
四个人一起看了一会儿电视，三个麻豆要睡她们的Beauty sleep，早早的上床了，我躺在沙发上，蜷着身体。半梦半醒时，一些陌生的情感在我心里滋长，好像野花野草在被遗忘处生长起来一样。我曾经那么自由，在偌大的世界上茕茕孑立，而终于有一只手在不知不觉之间将我从过往的生活当中剥离出来，把我带到一个全新的地方，打开一幅画，把生活和未来指给我看，对我说，去吧，我就在你身边。
12）
第二天早上，几个女孩子天没亮就起床，简单的梳洗一下准备出门。我拖拖拉拉的很烦人。林晰也来了，挨个儿和每个人吻了脸颊，轮到我，他坏笑了一下，也两边各亲了一下。出了门，我发现大家都是分头去不同的地方，林晰说：“她们那个行当现在是peak season，主要就是不停的面试，还有给设计师当试衣模特。”因为时装周在秋季和早春，这帮姑娘，以及其他一干人等，就得在夏天和冬天的极端天气里四处奔走。春天的这一次主题是秋冬服装，只不过是早早的为下一个冬季打算。
整个上午，我在林晰工作的广告公司的摄影棚度过。他关照我在一边站着，不要出声，不许动任何东西。有人问就说是跟着他的。自己和另外两个人一起拍摄一组静物照片，他拍照，一个女孩儿测光、举反光板，还有一个穿着red sox运动衫的波士顿男孩子打杂。我探头望望，发现几个人当宝贝一样围着的东西，不过就小型摄影台上放着的类似螺栓的东西。
吃午饭的时候，林晰解释说是给一间公司做产品目录用的，他自己在外面接的活儿比较有趣，也就是他晚上都在忙着的那些事。他在报纸上登分类广告，不时会有需要摄影师的人打来电话，大多是不太出名的设计师，服装、配饰以及珠宝都有，还有拍摄面试用的照片的麻豆，当然有时也会有百无聊赖的女人请他去Lingerie shoot甚至拍裸照。我鄙视的看他。
我们在他公司附近的一个小餐厅吃饭，他说一会儿有个人跟他接头，那人也是要做一本目录，不知道县价钱太贵还是对他有意思，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谈了好几次。自我感觉还真好咧，我心里说，愈加鄙视的看他。
结果来的却是一个理着很短头发的三十几岁的男人，穿着打扮都很正常，近来看到林晰，小小的挥了一下手手，女里女气的，而且说几句话就脸红一下。
“这是Andre，”林晰对我说，然后转向那个男人，指着我说，“My girlfriend Jenny。”
名字是编的，身份也是扯得，我在桌子底下狠狠一脚踢过去，他面不改色，一脚踢回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出现断了那个Andre的某种念头，他们很快谈成了。最后Andre说：“你女朋友能不能来当模特？”
“She’s good； half preppy； half rock ‘n roll。” 他补充道。
那天我穿着一件黑色的Duffle coat，里面是衬衣毛衣和牛仔裤。大衣是校服没错，但是扔在旁边位子上了，而且实在没看出摇滚在哪里。不过我还是很得意的朝林晰吐吐舌头。
“If the price is right。” 林晰回答。
“我最多只能出5块钱一个小时，再多我就破产了，一个晚上拍完。她也不是专业的不是。”
“干吗？”林晰问我。
“行啊。”我托着下巴，懒洋洋的说。
于是，在我想起来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5块5之前，我就把自己给卖了
13）
有媒体把麻豆评为十大垃圾职业之一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当你的小时薪水只有5美元时。
我质问林晰，为什么只有5块钱他也没帮我bargain。他说，你做事只是为了消遣，Andre说他要破产了，是真的，不是随便说说的。
Andre在布鲁克林一个纺织成衣业者聚集的街区有一个工厂间，当天晚上就在那个满是线头零料的地方开始拍照片。林晰对此道早已驾轻就熟，我们没有碰到太大的困难。问题是Andre的衣服，它们太Glamour了，或者说除了Glamour，再没有其他了。那些衣裙诚然很美，软缎、生丝、塔夫绸裁剪缝制得浑然天成，好像从来没有被人手碰过一样。但事实是，尽管流行多变，半上流社会半纨绔痞女的风格始终是这个圈子的最爱。很难想象一个几乎破产的年近40的男人，在这样一个穷街陋巷里，听者Vivaldi的四季协奏曲，制作及尽奢华的衣裙，讽刺的是会爱上这些衣裙的女人仅生活在他的想象里。零晨，我们离开那里的时候，我几乎开始可怜他了，但是区区25块钱的薪水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以客气的，我收下来，第二天买了一瓶指甲油和同住的姑娘们涂脚趾头玩儿，剩下的坐车花了。
照片洗出来之后，林晰把拍摄时用的拨拉片给我作纪念。一列两寸大小的照片上，我看起来居然还不坏。这个Andre自此淹没在这个浮华之都的人流里，我和林晰都再没有见过他。
12月30日一大早，我就开始反复的打周君彦家的电话，想告诉他这里的电话号码，但始终没人接听。晚上，林晰不知从哪里搞到两张Limited screening的电影票，带我去看，那是一部欧洲电影节上获奖的影片，换而言之，是一部诡异的电影。银幕上充满了浓郁的颜色和激烈的情感冲突，当女主角脱的光光的在树林里悲愤的乱跑，我突然意识到此时在上海已经是12月的最后一天。我又在黑暗里默默的坐了片刻，然后对林晰说：“我要回去接个电话。”不等他说什么，就站起来挤出去，跑到街上叫了辆出租车。“Dawor’s school； New Lebanon。”我对司机说。车子发动，我回头看见林晰也出来了，站在电影院外的霓虹灯下朝这里眺望。
一生中就是会有这样的时刻，你不想将来或是过去，甚至根本不能思考，当时周围的一切都失去意义，你一心去做一件事，哪怕到头来觉得自己蠢得可以。几年之后，我在有线电视台重新看到这部电影，名字是Hilary and Jackie，中文名经常被译做《她比烟花寂寞》。
14）
出租车司机把我放在学校门口的时候已经将近12点，我在黑色的铸铁大门外面喊了几声没有人应门，又沿着积雪的细石车道走回公路，步行了一刻钟在遇到的第一个电话亭里打电话给学校值班的大妈，瞎掰说，抱歉哈，飞机晚点了，刚刚到学校门口，麻烦来帮我开开门吧。我放下听筒，又拿起来，拨通林晰的电话，接电话的却是个女生，是Laurra。
“OMG； Ginger，你在哪儿？”她听到我的声音叫起来，（Ginger is the nickname the girls gave to me； referring to my Chinese name Jin瑾）
“我回学校了。”我说。
“林在警察局，他以为你回我们那里了，等到11点钟没有看到你就报警了，他记下了你坐的那辆车的车牌……”
Laura还在不停的说，我打断她说了再见，就拼命的朝宿舍跑，拍林晰再打来电话发现我不在宿舍里。进门的时候，电话铃果然在响。我来不及开灯就接起来，黑暗里，突然发觉自己有点害怕他的反应。
“你回学校了？”他问，声音很平静。
“嗯。”
他轻轻的笑了一声，说：“那早点睡吧。”
他先挂断了电话。我知道他生气了，一秒钟的内疚之后，我也生气了，我跟他说过我回去了，是他自己误解了，怪谁？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周君彦的电话来了。
“上次忘了说是美国时间还是中国时间了。”他笑着说。“上海马上就是新年了，你那里还是早上吧。”
我仰面躺在床上听他说话，眼角湿湿的，我打断他说：“你到底什么时候来啊？”
一个人拖着50斤的行李在LA机场狂奔赶去纽约的飞机；节日里被遗弃在这个鬼地方；凌晨独自在雪地里走，手和脸冻得简直没知觉了，在那些时候没觉得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说的这句话让我回想起所有事情，突然觉得委屈的要命。
他沉默了一下，说：“我已经申请了波士顿大学了。不是很好的学校，肯定可以录取的。”
“真的？怎么不早告诉我。”我高兴起来。
“这个就是保底的。”
“那我放完假也去波士顿看看。”我说，“前几天都打你家电话都没人接，怎么回事啊？”
“没什么，就是亲戚家有点事情。”
“我挺怕你突然说不来了。”
“如果我不来了，你怎么办？”
“当然回来找你算账啊。”我说，“你会不来吗？”
电话里传来焰火和鞭炮的声音，星球的另一面，新年已经来了。
喧闹声的间隙，他说：“不管怎么样，我肯定会来找你的。”
15）
1999年，春天来临之前，发生了几件大事。
先是林晰换了个新工作，开始在一家时尚杂志社上班，不用再拍螺栓螺帽了。农历春节之前，他到学校来看我，给我一个深红色皱纹纸包的盒子，打开来是一部红色的手机。
“干嘛送我东西啊？”我问。
他呵呵呵的冷笑，说：“省得再给警察叔叔找麻烦。”然后拿出一个同款的黑色的，拨了一个号码，我手里那个响了，他拿过去，设了一个speed dial。
“我不喜欢红的。”我说，“你那个挺好看的，我要那个。”
“不行。”
“你做人情就做的地道点，我最不喜欢红颜色了。”我伸手去抢，他不躲，笑着看着我，任由我把他的电话拿过去，红的丢回给他。后来，那对电话我们用了5年时间，始终是彼此的第一个speed dial。
第二件事就是我爸交了个女朋友，更准确地说是，已经交往了一阵的女朋友，终于正式告诉我了。那个女从前是我爸的学生，上学的时候就喜欢上我爸这个中年大叔了。而大叔对人家也有意思，做毕业论文的时候，特别挑了她的选题。该选题说起来也实在劲爆，原文不记得了，主题就是论述法国文学史上的不论之恋。结果那个学期，隔三差五就能在家里看到这个女同学，恭恭敬敬的坐在大叔身边，桌子上一把彩色水笔，一厚叠纸，纸上改的那叫一个五彩斑斓。几个月后论文做成了，大叔带着些许伤感，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助此女到巴黎留洋。不想淑女情长，几年之后，人家又飞回来了。
“爸，其实这样挺好的。”我在电话里说，不是心里真的觉得好，而是没有我反对余地的好。
“你这么说，爸爸很安慰。”大叔还挺能演。
“就这样吧，新年快乐。再见。”我演不下去了。
放下听筒，我一把拔掉电话线，把电话机扔了出去，宿舍门没关，砸在对面的门上，塑料的碎片掉了一地。室友和几个来串门的女孩惊愕的看着我，我平静的说：“My dad told me he's going to marry a twenty something girl。 And they are planning to sell our home and set up a new one without me。 ”
“Oh~”姑娘们与其说是叹息不如说是欢呼，“Wele to Dawor’s Orphans Club。”原来大家都一样啊。
第三件事就是，农历小年夜的早晨，我收到周君彦的email：小雯，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我今年不能去美国了。 你不用回来找我，好好读书，以后我会来找你的。
16）
课间，我打电话过去，响了一下就有人接起来。
“我知道你会打过来的。”正是周君彦。
“你说不能来了什么意思？”我尽力控制自己的声音。
“我家里出了一些事情，你先别打断我，听我说完。”他说，“你不要去打听是什么事，我不想你从别人那里听到，到时候我会给你一个交待。我今年不能去美国了，但是我们肯定不会分开的。”
“我们现在就没有在一起。”
他沉默了一下，说：“你相信我吗？”声音里透着从来没有过的坚决，听上去完全不像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我相信你。”我说。
但是实际上我并没有像他关照的那样不去打听，那怎么可能？！我没有去上剩下的课，给一个从前的同学打了电话。那人很吃惊我会想起来给他打电话，没听完他寒暄。
我直截了当的问他：“周君彦家里最近出了什么事，你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