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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多年里,进士及第人数共一千多名,每年平均录取的人数是贞观年间的两倍多。
武则以为科录取的人数太少,不是官用,尤其不足以打破士族把持官位的现状,她便于科举制度之外,采取各种方法搜罗人才,让广大寒族知识分子得进官职的机会。她采取自荐、自举、“延思”等方法,不拘一格、不论出身地位,都可以自荐,特别是有才者更受她的欢迎。
她曾派遣央官员到地方监察民员的行为作风,又令派到地方的“十道”官负责在地方选人,使天下的各种有用之才都有任官、任职机会。那些因正科名额限制落榜的、乡村教师、各种自学人士皆被搜扬。这些人不再正式考试,就可直接被授官职。为此,武则天还增加实用的官位,如评事、拾遗、被阙等,由这些未经考试者充任。这样一来,吏部铨选的官员人数大大增加,武则天即位之前,全年选官千人以上,而垂拱以后,每年被选用的在小官员增加到五万人。
为防选人太滥,无真才实学者混入被选队,武则天于长寿元年(69年)创“试官”制度,即把选上来的知识分子暂时授给官职,进行试用,不合格者淘汰不用,合格者继任,好的人才根据个人素质特长和成绩升任。这年一月,武则天亲自召见全国“十道”存抚使选拔的人,“无论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税舍人、给事,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于是引起现任官员和贵族的不满,有人以打油诗讥讽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把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有人又加了一句:“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尤其后一句,是讽刺推荐抚使是被浆糊糊住了心窍,而武则天女皇被灰土迷住了眼睛。他们用的老子“播糠眯目”的典故,说的是政治不英明净做昏乱的事。因此管理肃风的御史使便去调查,抓住了写后两句的儒生沈全,说他诽谤朝政,要在朝堂上施以杖刑,再交给刑部处罚。武则天笑着说:“但使卿辈不滥,何恤人言,宜释其罪。”'《资治通鉴》,卷o5,长寿元年一月。'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读唐书,看到这个记述后,拍案叫绝,批十个字:“胜高宗十倍,宗万倍矣
武则天还增加许多“制科”。制科又名制举、特科。由皇帝临时定立科目,下令考选,因皇帝的命令称“制”而得名。根据王应麟(宋代人)所著《玉海》开车,制科出现于汉朝,但其科目有限,唐朝武则天时有过五十九科之多,并且认为统计不全,不止此数。较为重要有的“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辞清丽科”,“博学通艺科”、“武足安边科”,还有“词标苑科”、“擅词场科”、“殉节宁邦科”、“长才度科广”、“群拔类科”、“不求闻达科”等等,难据其数。总之,尽是让选人程序简单、多样,让那些出身寒微而有才识者进入仕途,使朝廷不断增加新鲜血液。据史书记载,武则天坐殿以“制科”选贤,一天就选出一百三十多人充实朝廷和地方。
她还多次下诏求贤。诏书要求地方官把那些“其才广度,沈迹下僚,据德以仁韬声幽闭,怀辅佐之器”的人才全推举上来。还下《搜访贤人诏》,极其殷切地让大臣和地方官把城内的奇人异士搜访出世,千万别让姜太公那样的人遗漏在草泽。那些“英谋冠代,雄略过人”、“冒白刃其如归,恉苍璧而不顾”、“捷若迅雷,走若追风,弯弓则七札洞开,奔阵则重困自溃”的大智、大勇、誓死如归等人才也全都请出来。
她还生怕官员们不肯尽心,应付差事,因此告诫他们说:“十室之邑,忠信尚存;三人同行,必有吾师。卿等访求,务应用心,万不可随意言无”。正是她殷切的期望,才出现了武则天年代科举制、荐举制、自荐制等人才渠道的产生,出现了选拔人才不拘一格的盛举。
由于选出的人数多,武则天又创造了则天女皇年代特有的考核黜迁制度。通过特有的黜迁制度,尽快地把不合格者淘汰,而把能力强的尽快升迁。以往的考核定死在三年一考,武则是随地考核,而且采取逐级考核、推荐。就是让高级官考核级官、级官考核下级官,这样很快就产生了结果。如娄师德经考核认为狄仁杰是可用之材,便推荐他、为他打保票,而又经狄仁杰考核、推荐了姚元之,姚元之又推荐了王柬之。最后她自己再经考核,如果才堪大用,她一下子就会把他选入国家枢或疆臣大员行列,不会让优秀人才慢慢熬,半生升不到位子上的。
她的气魄很大,创造了“同书门下平章事”这个奇怪的官名,这是由四品官员直升宰相的制度。由于四品官员人数多,四旋余地大,因为众多老臣反对她,她也不断地把这些思想保守的顽固派拉下座位,她就通过这“同平章事”的头衔,不断起用低级官员,一旦现他们合格,立即把“同”字去掉,变成正式之职,否则便立即改任他职。在她做皇帝的o我年里,有许多宰相是由该职提为正式宰相的。
她驾驭百官的能力也不是一般皇帝能达到的。她不仅有一套措施来考核、升赏、黜贬各级官员,还有一套教育官员的理论体系。她主持编写的《臣轨》和《百僚新诫》便体现了她的理论体系。《百僚新诫》不知何年已失佚了,《臣轨》还能让人见到。这本书共有十章,包括君臣同体、至忠、守道、公正、匡谏、诚信、慎密、廉洁、良将、利人。涉及了规范、教育官员的方方面面,是教育国家官员的好教材,至今仍有较高的借鉴意义。例如说何为公正之官?她指出,只是阿谀君主,让君主心里高兴,这是很坏的官,只能让君主昏暗,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君主有了错误,臣下必须“谏诤”,敢于谏诤、为国家社稷而谏诤的官,才是公正之官。她用最根本的一条要求官员,就是要官员的实绩,而不是口头。例如州县官是面对农业和农田的,你所管辖的地区“田畴垦辟,家有余粮”,你就是好官;“为政苟滥,户口流移”你就是坏官。说别的,一概是废话。
三十四任用酷吏及酷吏下场
任用酷吏是武则天的一大弊政。由于武则天作为女人临朝,又是把李唐王朝一脚踢开,传统思想的官员们一哄反对她,不把顽固势力清除,她根本无法立足。矛盾的尖锐性,客观上让她任用酷吏,清除顽固派,清除李唐宗室。但是,使不少清正之官也遭到杀害,便造成女皇登基前后较长时间的血腥政局。这是女皇统治的黑暗一面,不可原谅。
武则天任用酷吏开始于镇压徐敬业叛乱和裴谋反事件后。当时高宗去世后,武则天直接面对大规模的反对行为和满朝的对对者,政局动荡、矛看尖锐而复杂。当时没有任何力量能调解这种矛看,不是武则天清除反对者,就是反对者齐来踏死武则天。而当时的最市政和权操于武则天之手,她便以政权最严酷的部分,用杀戮解决反对者。她用军人去镇压突然动的叛乱,而用酷吏去对付一个个的反对者。于是,酷吏应运而生。
国古代政治是很奇妙的,似乎什么样的政治气候就会自然产生什么样的人才来。武则天面临的政治很凶险;反对派也面临凶险的政治。这时就产生出一批极其凶残,会以各种手段和刑罚杀人的酷吏,这些人不用组只和训练,就自会害人和杀人。
垂拱二年(686年),一个酷吏诞生了。他叫索元礼,是个“胡人”(即少数民族),他向武则天密告下面的反对者,武则天让他去抓、去办理。结果就抓个正着,而且一抓就是一批。因为当时的反对者本来人数就多,大家都拿斜眼瞪着武则天。所以索元礼抓多少武则天都相信。武则天便认为索元礼是个抓坏人的能手、办理案件的天才,就赏他个游击将军的军衔。
索元礼告密和杀人,很快得了个将军官职,由于赖平民变成了将军。于是,一个个这样的人循迹而来。尚书都事长安籍的周兴、万年籍的来俊臣,就模仿着索元礼办法干。周兴就长官迁为秋官侍郎(刑部司郎),来俊臣弄了个御史丞的高级官。
于是,这几个著名的酷吏应运而生。酷吏们抓人用的是诬告的办法,而且一告就准,原因是他们收买一批无赖,一起投状上告,不由人不相信。而审讯用的酷刑,挖空心思想出来的残酷,不怕疑犯不招供。人抓到了,口供也有了,武则天不能不信他们。他们用的酷刑明目繁多,数不过来,有什么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凤凰晒翅、驻驹拔撅、仙人献果、yu女登梯等等。名字名雅或俗,效果都是一样,不报供就一直整下去,除非被整死,不然无人能过得去他们明的凶刑。他们自己为组织队伍,由周兴、来俊臣、万国俊共同编写了《罗织经》,是专门研究怎样诬告、连琐诬告方法步骤的。至于如何让人招供,只要有一颗豺狼凶残之心,现场学习用酷刑逼供就可以毕业通过,成为合格的酷吏'《资治通鉴》,卷o,垂拱二年三月。'。
抓住疑犯后,把无数的刑具摆出来,或拉出个犯人现场一表演,疑犯便战抖流汗,自愿招供,免受皮肉之苦。可是,武则天经常布赦令,敕免天下一般罪犯。这帮酷吏们一见敕令,就立即让狱卒杀死重囚,然后再宣布敕令,人已弄死了,只能让死尸听敕了。
开始一段,酷吏们诬告、杀害的人多是无名之人,历史上也没有记下被害者的姓名。到武则天称帝之后,因改朝换代,必然要清除一些死硬的反对派,这主要是李氏宗室王和朝及地方官员。酷吏们看准时机,便把迫害的矛头对准了朝野的反对派大臣。
永昌元年(689年)七月,徐敬业的弟弟徐敬真从流放地绣州逃了出来,想投奔突厥,后辗转逃到洛阳,洛州司马弓嗣业、洛阳令张嗣明给他钱助他出逃。但逃到定州时被抓住,当真相大白后,弓嗣业先被绞死。张嗣明、徐敬真想用陷害别人立功得到免死,使诬认了许多人,说他们都是与徐敬业一同谋反者。先是诬招了讨伐诸王叛乱的元帅、出任内史的张光辅,他便和张嗣明、徐敬真一同被处死。而洛阳令魏元忠、秋官尚书张楚金、陕州刺史郭正一、凤阁侍郎元万顷等高官也一同被诬招。
武则天得到这个奏报,心甚为疑惑:魏元跽是剿平徐敬业叛乱的功臣、郭正一和元万顷是她一手提拔的亲信。但她对谋反是敏感,已批准处他们死刑了。到临行前才突然决定保住他们,赶紧派凤洛舍人王隐客往法场传旨救人。王隐客害怕耽搁,他飞马扬鞭,一路高喊:“皇帝有旨刀下留人”声音直到刑场,张楚金等死里逃生,高兴得站起来连连高呼。唯独魏元忠跪着不起,口说:“虚实未知。”王隐客飞马赶到,让他起来,他又说:“俟宣旨已。”敕旨宣毕,徐徐站起谢恩,但脸上却无表情。这几个人皆被免死流放岭南。
彭州(四川彭县)长史刘易从也被同时诬招,在彭州被杀。因其官声甚佳,行刑时吏民们前来告别,脱衣投地曰:“为长史救冥福”投在地上的衣服可值十万钱'详见《资治通鉴》,卷o4,永昌元年闰九月戊申条。'。
同年九月,周兴诬告宰相魏玄同谋反。原来,在高宗时周兴做河阳县令,高宗想提拔他,有人反对,周兴尚不知情,到朝堂上等消息。魏玄同当时是地官尚书、检校纳言、同平章事,见到周兴便说:“周明府可以去矣。(唐人呼县令为明府),周兴便以为魏玄同阻挠他,便记恨在心。此时,周兴便想搞夸魏玄同。因魏玄同与裴炎关系好,周兴便诬奏:“魏玄同与裴炎为耐久朋。”(即始终不渝的好朋友),又说:魏玄同曾说:“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为耐久。”意思是做武则天的官做不了几天,不如做李旦的官长久。当时武则天年近古稀,此话正其心病,立时震怒,下令赐死于家。监刑御史房济知魏玄同被冤,便让他反告周兴以自直。魏玄同说:“人杀鬼杀,亦复何殊,岂能做告密人邪”于是从容而死。魏玄同出身寒门,极力支持武则天的改革,反对门阀制度,由于酷吏周兴的诬告的确有一套办法,被无辜冤死。
与此同时,夏官侍郎崔詧被诬告而死;不久右武卫大将军、出身百济的名将黑齿常之又被周兴诬告谋反,也被屈杀'《资治通鉴》,卷o4,永昌元年八月到九月。'。
武则天任用酷吏滥杀无辜,受到很多人的反对,以陈子昂的上表抵制最为突出。陈子昂是唐初著名学家、诗人。他是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县)人,世代地主家庭出身。年轻使气任侠,武则天临朝那年举进士,用为麟台正字。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