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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五日晚上八点四十五到十点四十
吴戈畅在读《一双软底绣花鞋》
三月五日晚上八点二十到十点黎晓菡在读《牛虻》
三月五日傍晚，李崇霄在教室跟吴戈畅说：
“斗私批修的理论基础值得讨论！乌托邦的理论基础也值得讨论！”
他是拍着桌子说的。教室很暗，他们没开灯。有一好事者拣到了，便在哲学系传阅。这般被人盯梢，被记录的人心里自然是不痛快。倒是李崇霄说话了：
“快把那小本子还给人家，别耽误人家独具匠心的工作。她把青春时光都毫无保留地献给我们各位了，我们各位可不能以怨报德啊！”
司马红革毕业那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下发文件：“凡工农兵学员一律不得任教。”这一规定颇得人心。然而，偏偏就是这一纸规定让留在学校的工农兵学员们大多成为学校机关的干部，他们当处长，当主任，当书记，当校长，更有提升到省教育委员会当科长、当处长、当主任的，掌控着有资格当教师的学者们的命运、生杀大权。这可是七七级的大学生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不过，照李崇霄的话来说，他们工农兵学员也只配干点毫无创意的上传下达的差事，那点儿可怜的权力就可以让他们自我膨胀，真够可悲的，是不折不扣的劣等动物！哲学系的人就能这般轻易地实现心理上的平衡。
司马红革毕业留校，便自然进入校行政体系，成为校团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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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府 第四章（1）
随着一九七七年高考恢复，几乎是同时，教师队伍的建设也开始进入逐渐调整时期。被搁置了十多年的宝塔形职称制度要重新建立起来，教师们，无论老者还是中青年，在这个时候都集体性地看准了教授和副教授职称，每个人都在心里给自己确定了应得的位置。偏偏，国家教育委员会只拨下零星的几个名额。名额少，不仅是因为要维护教授和副教授的权威地位，更重要的是职称必须与工资直接挂钩，必须与福利分房的面积直接挂钩，必须与政治待遇、医疗待遇以及社会待遇直接挂钩。而当时的政府还没有足够的财力让更多的人享受教授和副教授的待遇。
落实到了中文系，一九七九年，只拨下来一个教授名额和两个副教授名额。一百零八位老师，包括年逾花甲的学术权威，包括事业有成的中流砥柱，包括像尚金堂这样的年轻才俊，个个都紧张，人人都自危，欲罢而不能。讲台上的老师们，两眼困乏，脸面浮肿，霜打的一般。十三位老者是不是还要戒掉知识分子的清高，是不是还要去争夺这惟一的教授名额？如果不争到这教授的职称，学术权威的地位便是被否了，那还能有什么脸面混迹于学界呢？中青年学者则看到渺茫的前途，十三位老者中尚且只能有一位获得教授职称，照此排队，自己要奋斗到何时才能够得到呢？拼寿命吗？这一年，中文系发生了几起极端的事件。候选名单确定之前，有人提着个鲜红色的尼龙袋，到校党委书记彭元忠的办公室，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问，彭元忠知道他的来意，彭元忠的想法，他也清楚。他从袋子里取出一把锈迹斑斑的菜刀，啪的一下扔在他的办公桌上，怒形于色，彭书记吓得两腿发软，不得站立，无力地摇摆双手，连连奉劝：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声音孱若游丝，脑门子上渗出一片冷汗珠子。
有人专拣吃晚饭的时间去系主任雷一鸣的家，也提着个鲜红色的尼龙袋，沉甸甸的，从袋子里取出家乡带来的金华火腿，一坐便不起身，雷主任只能陪聊，一夜不得睡眠。到凌晨时分，雷主任说的话已经是前言不搭后语了：
“你放心好了，我一视同仁，能说上话的，肯定帮你，我只帮你一个人。上面怎么定我还不太清楚，有什么消息，我还不知道……”他靠墙坐着，时不时地迷迷糊糊，一瞬间刚刚困顿地闭上眼睛，脖子便像架不住力似的，大大的脑袋前后左右地摇来顿去。等他睁开眼睛，看到的仍然是那人一双焦灼的眼睛，布满血丝。
候选名单确定之后，有人罢课，有人痛哭，有人愤怒。一位老先生，人称战国文字研究第一人，在雷主任的办公室里满脸通红，两眼冒火，声嘶力竭，口沫横飞，到后来，拼命摇头，怒目圆睁，一口气没上来，就倒在雷主任的办公桌上。这位老学者被直接抬到了清凉山火葬场，当时，所有的校级领导、中层干部以及中文系全体员工都参加了他的葬礼，悼词仍然称颂他为“战国文字研究第一人”。这个追认性的褒奖便是他获得的最后待遇了。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在大雪封山的日子里，当一大群饥饿难耐的野狼与一只小羊羔不期而遇，厮杀的结果可想而知！
由于层层上报，层层讨论，层层批示，到了第二年，教授评审结果才得以公布：中文系高昌录老先生获教授殊荣。核心的理由是他在先秦文学方面的造诣无与伦比。若不是在一九六六年被贬去新疆阿克苏农二场，而后又被东方大学苦口婆心的现任校长殷黎明引进，他断断是不会到南京这个非文化、非政治、非经济中心之地来的。申请教授职称，必须得当着全系教师的面做述职。或许是迫于十多年来所积攒下来的压力，或许是迫于中文系残酷夺命的竞争挤压，他从此落下了一个毛病，只要是在人多的地方发言，他必定双手发抖、声音震颤。这对于已经晋升为教授却难以正常授课的他来说实在是一种莫大的羞辱。从前爱说爱笑爱请客吃饭的他，很少言笑，笑起来总显得有几分惨淡。他不快乐，不读书，也不看报。一年之后，他病了。 。。
高等学府 第四章（2）
学校专门有一辆车接送他去医院看病，先是在省中医院。他出身中医世家，只相信中医。半年之后，未见疗效，而他已经瘦得几近脱形。学校执意又安排他去省工人医院，这是省里最好的医院，原本叫做“省人民医院”，因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而更名。他跟医生说，他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整天整夜地想着死。终于，在一九八二年的盛夏，他连穿衣服的力气都没有了。
“帮我把春秋衣裤穿上，穿整齐了。”他躺在床上这么对王阿姨说，有气无力。
“大夏天的，穿多衣服热。”王阿姨一面给他摇着芭蕉扇，一面这么安慰着他，“你们领导相信我，你也相信我，让我照顾你，我怎么着也不能糊弄你，这么大夏天的，热都热死了，还能穿春秋衣吗？不能！是吧？唉——你得听我的，听我安排。需要穿春秋衣，我会给你穿的……”王阿姨五十多岁，肩部壮硕，一看即知是干力气活出身的，话语却多有慈爱、呵护。
“替我穿吧，那身——藏蓝卡叽布的。”他坚持，却已经气若游丝。
“要出门啊？”
“叫车吧。”
“去哪里？”
“清凉山。”
“别乱想。”
“不要太多的人来看我，我怕抖。”
“到哪里看你？”
“清凉山。”
“别瞎说。”
“谢谢你照顾。”
他就这么平静地闭上眼睛，王阿姨照顾他的这半年，没见过他这么安静。平日里，他好像是有点儿傻了似的，跟王阿姨说上三两句话，就会说：“我不行，我怕抖！”王阿姨说，看着他那个样子怪可怜的。他也从来不敢伸手接东西，王阿姨鼓励他，他就会说：“我怕抖，真的！”王阿姨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城里的大教授怎么还不如一个乡下的老汉呢？我们乡下的老汉是吃得下，睡得着，天大的事情留着明天再说呗！
他就是这么带着怕抖的羞辱一并去了清凉山。一九八二年的秋季，他北京母校的领导惊闻噩耗，专程来南京，取走了他的骨灰，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给他修了一个宽大的墓穴，竖了一块坚如磐石的墓碑，刻有“伟大的国学泰斗——高昌录”，他终究是属于北京的！
中文系主任雷一鸣应邀去北京参加高昌录的八宝山葬礼。乘一夜火车，一早回到南京，中午便请了五位老师一同去鼓楼广场边的清真马祥兴菜馆小聚。中文系的老师们，时常到这家老菜馆轮流做东，为着充分交流，为着联络感情。用他们的话来说：这家老菜馆是中文系的根据地。他们喜欢这家老菜馆的沧桑感、年轮感和文化感，又有如于右任、胡小石、胡翔东等著名学者和政要曾经的光临与偏爱，这里便是最适合知识分子小聚、小酌之地。十九世纪中叶，这家原本连招牌字都没有的荒饭摊便在南京城南一带小有名气。二十世纪初叶，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于右任尤其享受这里的美味，写了副对联，差人送到店里：“百壶美酒人三醉，一塔秋灯迎六朝”，横批是“肴有风味”。这副对联虽毁于日本人之手，但是，人人都记得住对联的内容，并津津乐道。由于世事变迁，它先从南京中华门外的花神庙边迁到了雨花台边米市大街，又从进香河边的石婆婆庵迁到市中心区鼓楼广场边，而且还有了大书法家胡小石题写的“清真马祥兴菜馆”，字字丰润，*入店品尝美食。原先专卖牛八样，有熏牛肉、牛肚、牛肝、牛肾、牛鞭、牛肉汤、牛杂汤、牛尾汤，以后又扩充了不少的品样，这便跟东方大学中文系有不解之缘了。诸多菜肴都是中文系的老先生们给起的名儿，有些菜肴还是他们给出主意做出来的，像“美人肝”、“松鼠鱼”、“凤尾虾”、“蛋烧麦”。马祥兴菜馆的元宵也是绝品，个个皮松馅软，香甜不腻。中文系的老先生们便给起了个漂亮的名字“软玉温香”。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高等学府 第四章（3）
他们是马祥兴菜馆的常客，进了店门，便围坐下来，不用点菜，差不多半个小时的工夫，一桌菜便给齐备了，八个冷盘和八个热炒。他们一边吃，一边随意地聊着。
“回民的牛是经过阿訇念经的，是超度过的，干净着呢。你们要多吃！”孙乃宝乐呵呵地，他教授汉语语法，在系里八面玲珑、游刃有余，就是官运不够好，年过五十了，却在语言学教研室辅佐年轻的教研室主任尚金堂。
“这就是典型的自欺欺人！阿訇念过经了，牛就明白自己该去哪里了？人呢，也就知道自己可以心安理得地吃了？你们倒是跟我说说看，听阿訇念过经的牛和没有听过阿訇念经的牛，味道有什么不同？谁能吃出来？”信世芳总爱这样顶真，他教授写作课程，剖析作品，尤其是鲁迅的作品，入木三分。在学生当中，口碑极好。
“呵呵，这美人肝味道真不错，在家里，怎么也做不出这等色泽、味道、口感。绝，真绝！鸭子的胰腺也能烧得这么好吃，好，真好！”王六合咂吧着嘴，站起身，“怎么样？我们干一杯，为一鸣兄接风，干杯，干杯！”王六合教授古音韵，是古汉语教研室的主任。
大家都站起来，热热闹闹地碰杯，喝干。服务员又一个个地给他们倒上啤酒。王六合趁信世芳侃侃而谈之际，给他倒上了半杯白酒，服务员又往里倒了半杯啤酒。除了信世芳，在座的各位都注意到了。
“世芳兄，怎么样，我们俩来一下，你随意，我干杯。”孙乃宝一饮而尽。
“看不起人了。干杯！”信世芳也一饮而尽，“服务员，来，加满！”
“这点酒算什么，你不要小瞧世芳，他可是当代的李白，能写能喝，能喝能写。”王福生已经注意到孙乃宝两腮绯红，笑哈哈地站起身来，要跟孙乃宝干一杯。王福生教授汉语方言，会说天南海北的数十种方言。
趁着大家都在看着他们俩，王六合把信世芳杯里的啤酒倒了一半在自己的杯子里，再给他加上半杯白酒。
“一鸣兄，怎么样，我们来一杯。”陈国民起身，跟雷一鸣干杯。他教授文字学，平日里少言寡语。
王六合借着热闹，便对信世芳说：
“你看，他们凑对子喝，我们俩也来一杯，怎么样？”
“好，干杯！”信世芳开心一笑，举杯，仰起脖子，一饮而尽。
“来，来，来！我们还是要多吃菜，酒要慢慢喝。”陈国民厚道，看出信世芳已经不胜酒力了。
“一鸣兄，你这次到北京，有没有去看看你那远房亲戚？”王福生毫无酒量，稍喝一点儿就上头，满脸通红，一直红到脖子根，话也多起来了。
“没有，哪有那工夫！”雷一鸣摇摇头，用筷子把一大夹美人肝送进嘴里。他嘴大唇厚，常常自称这是憨厚的标志。同事笑说，他的嘴唇可以炒一盘菜，菜名为“清炒双唇”，简称“清纯”。
“你可别这么忘恩负义呵！要不是你拐了九九十八个弯，跟蔡元培家族搭上亲戚，怎么能当得上我们的大系主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