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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地痉挛起来，从轻微到剧烈。他小时侯喜欢在房顶上看书，一次下雨瓦滑，他在下来时摔断了右臂，从此就留下了一个遇到激动和紧张时就会颤抖的毛病。
齐天卓被列为追悼会的致辞人之一。看着眼前那些对他来说是陌生的，对他的朋友来说曾是非常熟悉的面孔，他犹豫了。他知道，先前准备好的悼词已经不适用了。他沉默了许久，然后抬起头对着众多双眼睛，艰难地说，认识这个人需要很久，也许到今天都还不行。他说自己没能做到，尽管他认识这个朋友除了教师身份以外的方面，比今天在场所有的人都多。他说他此刻才真正意识到失去这个朋友意味着什么。他说，你们作为他的学生，可能失去的是一位良师益友，而对于我来说，远不止这些。他徒然地按着自己急速震颤的手臂，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
不久前，就在他的朋友临终时，他忽然发现自己不得不艰难地面对生命中一个被他有意无意地搁置了几十年、只与感情有关的过去。他看着病床上的朋友那张今后除了记忆将再也看不到的脸，那张在最后一刻仍是那样平静和深思的脸，一段一直被他刻意回避的记忆全部展开并复活了。他终于清楚地意识到，朋友除了把全部生命奉献给了自己的学生，一生从未向任何人要求过什么，尤其是自己。而他曾经给予过自己的，除了救命之恩，还有一生里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够给与他的友谊。
齐天卓开始不无惊恐地质问自己，他的生命是否在过去那个与情感有关的时刻被自己错误地改写了。这种颠覆性意识的忽然出现，给他带来的是突如其来的悔恨和绝望，他感到呼吸艰难。几十年来他在社会上的一切体面存在，一瞬间被什么无声却致命的东西击中了，然后爆炸，炸得很彻底，原有的一切如同被原子弹毁灭后的广岛，剩下了一片凋零和灰烬。
在来天水坞村的路上，车窗不断地闪过久违的乡间景物。大片长着庄稼的田地和零散的村落从他眼前顺序闪过，偶尔会出现一群羊和一个放羊的孩子，或是一、两个挖水渠的农民。
他重新开始了对朋友的思念，不同以往的思念。他感觉自己好像是一条被人放进了塑料袋里的鱼，一直以为那个袋就是海，里面的水就是海水；直到现在他被抛出了塑料袋才发现，他以为一直在维系自己生命的其实是以海洋名义存在的沙漠，并不是海洋。懊悔有时比死亡更难面对。他感到作为物质存在的自己虽然还坐在飞驰的汽车里，但灵魂已经被碾碎成无数眼睛看不见的微小颗粒，点点飘出窗外，飞进了暮秋傍晚色彩斑斓的天际，然后彻底消失。那自身消失的感觉竟令他全身突然松弛，接着是一种陌生的惬意。
齐天卓是中国北方某省的省委书记。由于他刚刚去世的这个朋友，使他的人生故事，尤其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人生故事，充满了迄今大多数人仍无法接受的内容。但是关于他的故事，就像此刻他正在走向的暮色迷蒙中的杨树林的存在，也像世上其它无数人的故事，是由于其不愿被人面对的真实性才显得尤为可贵的。
齐天卓在大学里学的是历史，毕业后被分配到乔县县政府所属的一家党报当了记者。他工作了没几年，由于能力显著，很快被升为副主编。
当时是六十年代初。在报社工作的五年里，齐天卓把整个乔县转了好几遍，不知不觉中对这块到处是历史遗迹的土地产生了理性欣赏之外的个人感情，尤其是对于那条建于隋代的大运河，他更是情有独钟。他用一年时间写了一本关于乔县两千年的历史演变和当地风土人情的书，书名是《时间的触摸》。凡读过这本书的人都确信乔县一定就是作者的故乡，因为里面在讲述历史的同时还写进了很多只属于个人的情感。书被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后，在知识界得到了相当好的评价。
六十年代中期，中国开始了那场著名的文化大革命。那是一场重复了人类历史上敌对意识形态之间产生的致命恐惧而引发的革命，导致了整个民族的长期混乱。那次突发的社会###，使原有的一切次序，无论是社会的还是家庭的，瞬间就分化解体了，以至让人怀疑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否真的曾经存在过几千年。蛰伏在普通人心里那些长期被传统文化中的个人行为规范挤压得麻木了的种种个人情感和需要，一夜之间都被唤醒了，并急欲借着社会###提供的机会得到合法的释放和满足。来自国家领导层关于推翻一切现行体制和造反有理的号召，让每一个人，包括那些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小人物，都意外地获得了巨大的权利，还有把昨天还必须尊重的人在今天合理地当作仇人去随意施暴和惩罚的机会。
齐天卓所在的报社里的一个编辑，把一本《时间的触摸》送到了当地的派出所，并举报说该书里有多处对早年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侵略的赞美之词。他指的是书中提到的乔县县中学虽然早年是由美国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但该校在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曾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出众多国家精英和人才的事实。虽然该派出所只是乔县的一个基层治安部门，却因为当时已经瘫痪的公检法系统而越权将齐天卓关进了县监狱，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乔县监狱里挤满了各式各样的犯人，多数是冤假错案的牺牲品。里面的条件糟得吓人，潮湿，黑暗，恶臭，饭菜永远是霉变的玉米面窝头和酱油汤。齐天卓所在的牢房里关着五、六个男人，手脚都被拷住了。他们当中有被村干部公报私仇陷害的农民，有因为家里穷偷了学校东西的农村小学老师，也有在县机关说错了话遭人诬陷的小办事员。囚犯们身上都有虱子，便桶就放在墙角那儿。不论他们原来是干什么的，这些囚犯在窄小、污浊的空间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全都变得委琐、计较、狡诈甚至卑鄙无耻。齐天卓在经历了几乎崩溃的最初两个星期之后，开始靠读《资本论》作为活下去的全部精神依赖。
《资本论》是监狱里除了《毛泽东选集》之外唯一被允许看的书。齐天卓始终相信马克思作为一个崇高信仰的创始人，是一个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伟人。他每天靠着《资本论》带给他的无止境思考空间和被激发出的精神能量，熬过了监狱里一个又一个令人发癫至狂的日子。期间，他曾多次被审问，被逼迫写悔过书，也挨过狱卒的拳打脚踢。
当看见牢房里那些昨天还是谦卑守礼的普通人恶毒辱骂并快意地互相折磨时，齐天卓开始怀疑人到底是一种什么动物，也开始思考一个政党的行为到底是被什么在左右着。
那是他被囚禁了三年后的一天，一个人的到来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初夏的一个午后，一个满头灰发和长着小眼睛的看守通知齐天卓去探监室，说有一个人在等着探视他。他以为自己听错了，或看守弄错了。作为一个反革命囚犯，三年里没有任何人敢来探视他，包括他的家人。他断定来人定是报社或县里什么部门派来给他洗脑的，因为这在他刚被关进来时发生过。
远远地从探监室门口望进去，囚犯齐天卓看见里面站着一个年轻的陌生人。此人中等个头，方脸，眼睛不大但颇有神，在楼道射进的昏黄灯影里闪着内敛而机敏的光。
两个彼此陌生的男人首先互相对视了几秒钟，接着来者先介绍了自己叫李东光，是中学老师，目前任教的中学就是齐天卓在《历史的触摸》里提到的那所前身是教会学校的乔县中学。看守应探监者的要求关上了门，临走留下一句“不能超过30分钟”。
接下来的谈话完全出乎了齐天卓的意料。这个自称是中学老师的人，从一开始谈的就是那本导致自己被囚禁的书《历史的触摸》，而且他的气完全是在和一个作者而非囚犯说话。中学老师说，他很意外地在图书馆里看见了齐天卓写的那本书，颇为赏识。他说他出生在离乔县50里远的地方，后来一直在乔县中学教书，对这里非常了解，却从来没见过有谁像《历史的触摸》那样写过这个地方。他形容那本书像是写了一个有着呼吸和声音的人，还有他多变的命运。最后他强调他很相信书如其人的说法，因此想亲眼见见作者本人。
在来访者看似平稳沉静的谈吐中，有一种无法定义的东西吸引了齐天卓这个被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囚禁着，却仍然笃信马克思主义的囚犯。他开始依次回答李东光关于自己为什么以及如何写出那本书的问题。从对方专注的眼神里，齐天卓能感知到自己的话在被全部理解后，得到了欣赏和肯定。这让孤傲不羁、原本内向和不善言辞的齐天卓有了一种陌生而强烈的感动，因为这种经验在他的生活里几乎是没有过的。他忽然有了进一步打开被长久封闭着的内心的冲动——他仅从对方的眼神就肯定地知道，自己不必为这种冲动感到任何难堪和顾虑。他简直无法相信，在监狱这种绝顶龌鹾和无法无天的地方，自己竟能体验到被另一个人类完全接纳和理解的极度快乐。他因为激动右臂的肌肉不停地抖着。他开始对眼前这个陌生人谈自己在书中对历史和文化的更多思索和与之相伴随的情感、发问和感叹。他即兴地说着，感到自己仿佛走在一条无人的乡间小道上，两边的野花恣意开放着；他可以放心地呼吸，甚至唱歌都不用担心有什么不好。
囚犯齐天卓继续说着，失控得连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忽然，他停顿了几秒钟，似乎在体验和验证这一切确实都在真实地发生，但就连这个动作也被对方以一个不易察觉的微笑领会和接受了。一种不知名的情感开始猛烈地撞击齐天卓，他几乎有些晕眩。他一直是个孤傲的人，生活里除了工作关系之外没有什么私人朋友。他一向难以抑制地抗拒那些不能真正理解他内心世界的泛泛之交，情愿与书籍为伴。而此时此地，就在县监狱里这个狭小的探监室内，他迷惑了。一个陌生人竟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仅用他沉默的眼神就理解、接纳了自己，而自己由岁月形成的性格里的自我抑制，竟被对方四两拨千斤似的松了绑，并彻底改变了自己惯有的对人的感觉和反应模式。
那一刻，齐天卓知道一个奇迹确定无疑地发生了。
“你到这儿来就为谈这本书吗？”因吃了太多霉变窝头导致面色青黄的齐天卓问。
“不错，但更想见到书的作者。”探视者很坦率。
“我是现行反革命，你不会不知道吧？”
“当然知道，”对方平淡地答，表情并没有改变。“我还想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有没有出去的可能。能谈谈吗？”
囚犯齐天卓咬着嘴唇低头不语了。但他再开口时，他青黄｜色的脸因为激动开始向红紫色过渡。
“怎么进来的？”他的声音听上去好像变了一个人。“我因为受到了不公正的国家机器的惩罚才被关进来的，”他尽量压着声音说，虽然探监室门后传出的呻吟和一个年轻女犯人的哭闹声几乎淹没了他的声音。
李东光却听清了他说的每一个字。
“你知道吗？”齐天卓的声音由于激愤而有些走音。“国家机器的不公正说明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很严重的问题，需要面对和解决。我到了这里才知道，监狱里的所谓囚犯，其实太多都是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出于自卫或无奈才或偷或抢或杀人的。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无论在家里还是在社会上从来都没有被尊重过，他们知道的只有被歧视和羞辱。一个人自尊的底线一旦破溃，就无异于毁灭了他的生存希望，或者等于不见血、不犯法地屠杀了他。这种人的犯罪不应完全归咎于个人。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不能够辨别导致犯罪的真正根源，被迫犯罪的罪犯就会层出不穷。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公正地给予每个人真正平等的权利和关爱，却想靠个人的道德意志来维持社会的公正和法律，这本身就是这个社会的最大不公正。一个社会只有先去惩罚那些剥夺了人的自尊和希望的心灵犯罪行为，无论他们的当事人是家里的父母、学校的教师还是社会上以其它形式存在的权威，这个社会才能称之为一个成熟的和真正意义上的公正社会。对弱者的卑视和对他们基本需求的无视，从来都是衍生众多犯罪的原始根源。惩罚他们是社会的耻辱。我相信，只要一个社会的法律只惩罚个体行为却不关心造成个体犯罪背后的深刻家庭和社会成因，那么这个社会和它的法律本身就是滋生、放纵和姑息犯罪的温床！”
李东光的眼里出现了见证北极光的奇幻色彩后的狂喜和惊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