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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根说：“肯定是针对新书记跳墙那件事，有意羞辱新书记。这帮王八养的！”刘强根从地上捡起一块破布想把墙上的字擦下来，可怎么也擦不干净，往破布上连吐了几口嘴水，还是擦不干净，于是又从地上捡起一块白灰，在字上面来回磨了几圈，将字迹盖住。刘强根边磨边告诉杨百家，新书记很不容易，父母就在县城，但他很少回去。本来他在乡里不要房子，说一个人在办公室搭个床就行了，但有人说他不要房子是不安心在这地方长呆，为了表达长呆的决心，他只好要了一间。可那房子就像个行宫，很少去，主要还是呆在办公室。自己在办公室弄了个炉子，吃饭都是凑凑合合，方便面加鸡蛋是他的家常便饭，刘强根便常让老婆弄点好吃的给新潮送去改善生活。刘强根感慨地说：“新书记太需要个人照顾了，都二十七八了，还是个单身贵族，苦海无边啊！”
杨百家有点惊讶，问：“新书记还是单身？”
“不光单身，连对象都没有，光忙着干大事了。老杨，你手头如果有合适的女孩记着给新书记介绍介绍。不过新书记这个人眼眶子高得很，不上眼的干脆别提。我都给介绍仨了，他一个没看上。书上说百步之内必有芳草，我都找了百里了，也没找到他要的芳草，你说我那个急啊。新书记还不领情，说我是皇上不急太监急。”
听着刘强根的急，杨百家紧皱眉头看着几个手忙脚乱运送材料建地下通道的工人，心里涌起一阵无名的悲哀，一个地方的党政领导与老百姓对立到需要建秘密暗道的程度，群众基础在哪里？工作的着力点又在哪里？杨百家的心思已不在新潮有没有对象上，也不在合适的女孩身上，而是在琢磨这个乡的信访工作突破口到底在哪里。这两天来，他一直在仔细观察、认真思考着这个问题，越深入了解越感到千头万绪，有一种老虎吃天不知从何下口的感觉。
第四章 修改标语（3）
从乡党委大院走出来的时候，杨百家又看到马路对面墙上写着的似曾相识的大标语：“违法上访，坐牢罚款”、“打一场维护信访秩序的人民战争”。这僵硬的标语突然使杨百家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此时的他仿佛已经知道突破大新乡信访工作应该先从何处着手。
有了思路，杨百家急于向新潮汇报，但除了报到的那天在“天下第一楼”见过一次醉酒的新潮外，到他办公室去了几趟都连人影没见着，打电话他从来不接。白天明告诉杨百家，新书记工作很忙，他现在抓的都是大事，信访的事让他再等一等，先熟悉一下全乡的情况，不急于做什么宏伟规划，停个一年半载也影响不了大局。杨百家认为熟悉情况是必须的，但看准了事也必须先办起来，工作不能因为向领导汇报不上就拖下去，他决定先从“信访文化”抓起，将那刺眼的信访暴力标语改改头面。
这个想法一出，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就是刘强根。刘强根说：“这标语都是新书记在会上钦定的，新书记不说话，谁敢改？要改必须先请示新书记。”
“新书记我请示多次了，他天天忙大事，根本见不着影子。”
“这标语每个村都有，要都刷过来得啥工夫？”
“先把乡党委附近的几个重点村刷了，其他的慢慢来。改标语的过程，其实也是宣传群众的过程，宣传信访工作的过程，不怕时间长。”
杨百家主意已定，刘强根反对无效。
杨百家骑着新买的木兰摩托车，前面挂着个篮子，篮子里面放着几把刷子，车后头一边挂着一只大铁桶，里面装着石灰水。刘强根骑着自行车，跟在后面很不情愿，出工不出力地慢慢蹬。杨百家回头看看被甩在后头的刘强根，下车等他。刘强根赶上，故意喘得上气不接下气，说：“我说老杨，你想把我给累死啊！你不就有台摩托车吗？有什么了不起！”
杨百家说：“你骑得也太慢了，”看了看前面一位骑车的老大爷，“都不如一个老人骑得快，人家都超过去了。”
“你说又不是去抢银行、捡元宝，骑那么快干什么使？老杨同志，*曾经说过，饭是一口口吃的，路是一步步赶的，活也是一点点干的，你跑得再快三天两天就干完了？就实现共产主义了？”
杨百家说：“这样吧，咱俩换换，你骑我的摩托，我骑你的自行车。”
刘强根眯着眼看了看杨百家的摩托车，心想这小子欺负我不会骑，但我不能显熊，于是冷笑道：“就你那摩托车，也算得上摩托车？一个男爷们骑个木兰，你不怕丢人，我怕。我不买是不买，要买比你的大一半。”刘强根说着，跨上自行车走了。杨百家加大油门追了上去。
杨百家提着灰桶，挥舞着大排笔在墙上刷标语，刘强根倒背着手跟在后面俨然是个严酷的监工，虽然偶尔也给搅搅灰，但搅一次发半天牢骚，杨百家懒得再用他。天冷不干活，冻得刘强根只打哆嗦，干脆称肚子疼回乡里喝“泻立停”去了。
杨百家写一手好字，刷标语从来不用什么模板，闭着眼都能刷得横平竖直。在尚德镇时，不仅刷信访标语，连计划生育、发展经济、打击犯罪的标语都请他刷，他一点架子没有，让刷就刷。特别是后来，尚德镇上访的很少了，他快成了闲人，刷标语成了他的职业，若有一阵子没标语刷手都痒痒。但这次来大新乡刷标语可不是因为手痒痒，而是因为心痒痒，抓大新乡的信访工作必须先把信访文化扭过来，扭信访文化首当其冲要从信访标语改起。杨百家提着石灰桶一个标语一个标语地刷，弄得浑身上下都是石灰，简直成了一个泥水匠。
第四章 修改标语（4）
刘强根匆匆忙忙回到乡里急于见新潮。他感到自己有义务将杨百家的所作所为告诉新潮，他自我安慰自己决不是那种背地里说人坏话的小人，而是完全出于公心的“大人”，当然也是出于自我保护，如果不把杨百这家的罪行如实告诉新书记，新书记知道了肯定会怪罪自己有密不报，说不定还会误认为自己与杨百家打成统一战线，到哪时候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人家有开胸验肺的，我总不能开胸验心吧！再说了为了与杨百家划清阶级界线，做一次小人也在所不惜。刘强根到达乡党委办公楼的时候，新潮正在会议室会见客商，他从门缝往里看了看，主客双方谈兴正浓，只好站在外面苦等。
杨百家桶里的石灰快刷完了，也到了下班时间，收拾一下残局，骑着木兰摩托回家。此时他不像来的时候那样火烧火燎，而是欣赏着自己一幅幅作品慢慢往回骑。朱桂英知道杨百家是个急性子，打买摩托的那天起就有言在先，骑车速度每小时不能超过20公里，否则车子没收。杨百家明知这是不可能的事，但财政大权掌握在人家手里，自己平时挣的又没人家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挣钱能力决定发言权力，心里虽然有一百个道理要讲，但挣钱多少是唯一的硬道理，同时，他知道老婆这样规定也是出于对自己的关心，管得严说明爱得深，杨百家只好吞吞吐吐说可以。朱桂英见杨百家答应得不够干脆，哼哼唧唧，感到这个约束难以奏效，干脆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决定给杨百家买部小木兰，这东西马力小，跑不快，就是给它灌满油、插上翅膀让它飞都飞不到哪里去，不怕杨百家性子急，他急它不急。小木兰就这样产生了。杨百家心想，刘强根他不知道这木兰里有多少故事，根本不懂什么叫以人为本，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凡事都要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就这小小的信访标语，里面也大有以人为本的意义。
杨百家慢慢地骑着他的木兰，得意地看着他的标语，轻松地想着国家的大事、家里的小事，还有信访工作的具体事。就在这时，忽然发现一条标语上面用木炭写了 “放屁”二字，再往前走，往下看，很多标语上都有这样的字。杨百家十分纳闷，会是什么人写的？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写？杨百家四下里张望，没有发现可疑人员，他骑车继续往前走，心想说不定那人就在前面涂改着标语。
此时刘强根在会议室门前已经等了两个多小时，新潮仍然侃侃而谈。起初刘强根还在门口踱来踱去打发时间，现在却不敢轻易走动，小肚子被尿憋得隐隐胀疼。他十分清楚新潮的作风，一眨眼的工夫就会不见人影，尽管憋得难受还是不敢上厕所，生怕在这个空档新潮散会走人。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刘强根忍无可忍之际，新潮从会议室里走了出来，刘强根立即跟上去，“新书记，新书记。”
新潮回头见是刘强根，心不在焉地边走边问：“你在这里干什么？”
刘强根两眼扫射了一下四周诡秘地说道：“我有重要的事情向您汇报。”
新潮可能也被尿憋到了极点，听到刘强根有秘要报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反而加快了脚步，径直去了厕所。刘强根虽然也憋得要命，但不好进去与书记同乐，咬紧牙、夹紧裆停在厕所外面等。只听厕所里哗哗的流水声，刘强根被诱引得尿意大增，恨不得把两条裤腿当马桶。待新潮从厕所里走出来，解决了内急的他已是满脸春光，一身轻松。长叹一口气道：“可把我憋死了！有什么事，快说，公司老板还等着呢！”
刘强根憋得已经直不起腰来，强忍腹部疼痛道：“杨百家把您定的标语都刷了。”
新潮正色道：“什么标语？”
刘强根说：“就是写在墙上的信访标语，他全换上了自己创的词儿，那词儿明显跟您唱反调。”
新潮皱着眉头问：“什么唱反调？”见刘强根吞吞吐吐，又看了一下表，“好了，拐回来再说吧。”
刘强根道：“不行，新书记，拐回来就晚了。常言道，人言可畏，他那标语一旦散布出去，老百姓还不得反了。说什么信访是公民的权利、畅通信访渠道等等一大堆，他都折腾一下午了，再不马上制止非出大乱子不可。”
新潮迟疑了一下，掏出手机给刘强根要了杨百家的电话拨过去。杨百家的手机却在家里的桌子上摇头晃脑响个不停。新潮反复拨了两次，无人接听，气呼呼地合上电话。“你先回去，回过头来我找他。”
刘强根只说了声好，来不及多说半句，本想一下子冲进厕所痛快地一解了之，可肚子疼得根本跑不起来，只好一步步挪了进去。半天才从里面传出长长的一声叹息，随后听到断断续续的“唱歌”声。
第五章 上访老户（1）
杨百家骑着摩托车执着地往前走，他想这个涂改标语的人背后一定有故事，今天一定要找到他。此时，天已近黄昏，杨百家走到孙家湾村口时突然发现前面写标语的墙根下有一个人在晃动，他悄悄地下车，慢慢地靠过去。可就在他接近的时候，那人忽然撒腿就跑。杨百家骑车便追，眼看着就要追上，那人出奇不意地捡起一根木棒向杨百家车下投来，杨百家躲闪不及，人仰车翻。待他爬起来看时，那人早已不见了踪影。就在这时，迎面走来一中年男子，刚才的一切他都看在眼里。此人正是孙家湾村的支部书记孙大海，前两天在乡里与杨百家有过一面之交，二人彼此还记得对方。孙大海帮杨百家把车子扶起来，问他是怎么回事。杨百家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孙大海神情严肃起来，非常认真地告诉杨百家：“杨乡长，您算是遇到对手了。这个人叫孙权贵，是个非常难缠的老上访户。”
说起孙权贵的上访，要追溯到20年前。1989年夏季的一天，村电工发现孙权贵利用把自家电线隐秘搭接总电表的办法进行偷电，村电工要对他进行罚款，可他死不承认，还以一生美名都被电工所毁为由将其毒打一顿。村电工手捂头上被打出的两个大疙瘩跑到村委会告状，村长看了非常生气，立即派会计、治保主任和小队长到孙权贵家进行处罚。孙权贵闻听此事，把大门一锁，扛着锄头跑到玉米地里躲了起来。治保主任一看扑了个空，就找来钳子和锤子将他家的房门撬开，搬走玉米、稻谷等粮食，折合人民币约28元。孙权贵在地里猫到天黑，原以为一切都已过去，自以为沾了大便宜的他乐滋滋地回到家里，看着满屋狼藉不禁目瞪口呆。孙权贵先是着急了一阵子，但很快冷静下来，隐隐地感到发横财的机会来了，不禁窃喜。他一口气跑到村委会，声称自己藏在玉米里的200元钱被村干部搜走了，要求村委会赔偿。在要求受到拒绝后，开始不断上访，20年来从乡、县、市、省到中央跑了不知多少遍，要求赔偿的金额一路飚升，从最初的200元到最后的200万元，上访交通费、青春损失费、精神赔偿、误工补贴等等名目繁多，乡里村里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