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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有感于当时人们的堕落，期望从罗马兴起的历史中发现罗马的美德和荣耀，但他越深入研究，就越惶恐，因为早期罗马的历史充满血腥、贪婪、残暴和淫荡；而当凌沧洲先生追溯中华民族苦难和不幸的根源，寻找中华民族历史的美德和荣耀时，越深入研究，也越惶恐不安——长安帝国的早期亦如罗马的历史。
罗马与长安帝国在形成初期都曾经迎来过生存大敌。
罗马的敌人是北非的迦太基，长安的敌人是北方的匈奴。
当汉尼拔的部队翻越阿尔卑斯山，横行意大利半岛的时候，当汉高祖刘邦在白登被匈奴包围的时候，罗马与长安都摇摇欲坠。
公元前216年，汉尼拔在坎尼之战中围歼罗马军队。但幸存下来的西比阿认真研究了汉尼拔的治军和作战方略，破坏了汉尼拔的后援，基本清除了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势力。凯旋回国后，公元前202年，又在北非的扎马之战中打败汉尼拔及其所率迦太基军，一举结束了劲敌迦太基对罗马的威胁。
长安帝国对匈奴的作战，也经历了从不利到有利的局面。比如公元前133年，在马邑的伏击战中，长安帝国出动了李广等将军，30万人马，想诱敌深入，进而歼灭，不料计谋被泄露，出谋划策者王恢竟被下狱，匈奴攻击更甚。（见《史记》）
此后，长安帝国与匈奴的攻击，互有胜负。公元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率军攻击匈奴，追击到狼居胥山（约今蒙古乌兰巴托东），自此漠南无匈奴王庭。但汉朝自身的损失也很惨重，士卒死亡数万人，马匹出塞时14万匹，战后尚不满3万匹。
但是长安帝国的动员能力、人才储备、战略储备以及它的外交同盟策略，都是匈奴所无法企及的。公元前1世纪前，由于长安帝国的策动和打击，由于匈奴内部的斗争、饥荒，匈奴持续衰败。到公元前71年，校尉常惠与乌孙、丁令、乌桓等攻击匈奴，匈奴从此大为虚弱。公元前36年，甘延寿、陈汤等人攻郅支，破郅支城（中亚塔拉斯河畔的江布尔），杀单于。
公元89年，窦宪、耿秉率部与南匈奴兵联合大破北匈奴，降者二十余万人。两位汉将出塞三千里，登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刻石记功而还。
尽管汉代几百年来与匈奴作战战绩辉煌，但也十分吃力，直到汉王朝灭亡，匈奴的边患也没有结束。
几百年后，罗马帝国也饱受匈奴人的困扰。匈奴王阿提拉被惊呼为“上帝之鞭”，抽向正被蛮族不断侵袭、走向衰败的罗马帝国。
两个世界的碰撞没有提前（2）
公元451年9月20日，在法国东北部的沙隆，爆发了欧洲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战。会战的一方是风雨飘摇的罗马联军，而另一方是阿提拉领导的匈奴联军。双方在这次会战中总共投入超过100万的兵力，虽然战斗只持续了一天，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有16万人在这一天的战斗中丧生。会战以匈奴军队的败退为结局。两年后，阿提拉在迎娶一位日耳曼族新娘时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众人进入新房，发现阿提拉血管爆裂，已倒在血泊中气绝身亡。
创造高度文明的东西两强——长安和罗马，没有机会正面接触，谁的军力更强大，无法给出一个定论。
但是一个有趣的历史细节，可以为人们观察、判断两强风貌提供一个佐证：
公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派部将甘英出使大秦（罗马），至安息（今伊朗一带）西界，望大海而还。
而在公元166年，大秦王（罗马皇帝）安敦遣使至汉。（见《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版）
当时的汉帝国没有重视罗马使者的来访，对于西方信息的了解也十分匮乏，千百年来，长安帝国的民众及其后裔，对西方的了解几乎为零；相反，马可·波罗的游记、马嘎尔尼的报告却不断地将中华大地的消息输送到各个时期西方列强的视听中。
长安帝国的英雄班超曾经说过：“明智的人能够看出还没有露出苗头的事物。”见微知著，一叶知秋，长安、罗马，两个世界虽不曾直接发生碰撞，但其精神的高下，我们还是能推理出一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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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权力模式和文化遗产（1）
在罗马帝国衰亡后一千年，法皇拿破仑率大军攻下罗马。尽管罗马城已经破败，但在拿破仑看来，攻克罗马具有象征意义。画像上的拿破仑戴着罗马式的月桂冠，仿佛罗马的威权正由他继承一样。
对罗马着迷的不止拿破仑一人。在俄国，受拜占庭影响的统治者将自己命名为凯撒（沙皇），仿佛罗马帝国转世还魂到了斯拉夫人身上似的。
拿破仑说：“罗马的故事就是全世界的故事。”拿破仑的全世界可能不包括东方。他们的视角几乎都围绕着西方的历史，围绕着罗马帝国转动。
而在拿破仑攻占罗马前的几十年，在大西洋彼岸，有群智慧勇敢的人，正在为一个新兴的国家设计政治制度。这群人饱读拉丁文学，熟知罗马历史，力图从罗马的衰亡及后续乱像中寻求历史教训——他们设计的民主体制，他们的权力制衡体系，他们对自由的信仰，使这个国家立国两百多年来一直繁荣向上，并成为当今的超级强权，这个“新罗马帝国”就是美国。（参见纪录片《罗马的荣耀》）
罗马，在权力模式和制度设计上，在文化、信仰和风俗上，究竟与长安帝国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呢？
孟德斯鸠说，“我们总离不开罗马人。今天我们在他们的首都也还是要离开新的宫殿去寻找废墟颓垣；就像骋目于万紫千红的草原的双眼，总爱看看岩石和山陵。”
罗马，首先在财产权上，比起长安，相对有保障。没有财产权就没有自由，财产权是自由的基础。甚至，“罗马的立法者，又规定，被定罪的人的财产应受到尊重，以防止财产被人民没收。”（《论法的精神》第6章）“罗马法律规定，除了最重大的叛逆罪外，不得没收财产。”（《论法的精神》第5章）
534年，罗马法典在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的主持下编撰完成并颁布施行，后人称之为《民法大全》。该法典对西方文明的影响被认为仅次于《圣经》，其基本思想和原则已融入西方乃至世界各国的法律中。读者可以从这里节选的一些条文中领略到罗马法的博大精深：
任何人在缺席时不得被判罪。同样，不得基于怀疑而惩罚任何人……“与其判处无罪之人，不如容许罪犯逃脱惩罚。”
任何人不能仅因为思想而受惩罚。
提供证据的责任在陈述事实的一方，而非否认事实的一方。
判刑时必须始终考虑罪犯的年龄与涉世不深。
武力和畏惧完全与自愿的同意背道而驰，而后者乃诚实契约之根基；容许任何此类行为都是悖逆道德的。
父亲的罪名或所受的惩罚不能玷污儿子的名声，因为每一方的命运均取决于自己的行为，而任何一方都不得被指定为另一方所犯罪行的继承人。
人人都应养育自己的后代；任何人若认为自己可以遗弃孩子，都将受到法律的惩罚。家长或监护人如果弃自己的孩子于死地，则当孩子被他人出于同情之动机救助后，原家长或保护人根本无权得到孩子，因为任何人都无理由声称一个被他弃于死地的孩子依然属于他。
世代相传的习俗应受到尊重和服从，不得轻视，但其有效性不应凌驾于理性或法律之上。
拷问用于查明犯罪真相，但不应作为首选方式。因此，首先应当求助于证据；如果当事人涉嫌犯罪，则可以通过拷问迫使他供出同谋与罪行。
拷问不得施加于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而在长安，汉帝国与唐帝国，都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传统与立法，信奉的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汉帝国的皇帝刘彻登基之初，由于文景之治的宽松政策，长安的钱币数以百万，穿钱的绳索都烂了，国库中的粮食多得烂掉，而且马匹众多，如果乘一匹母马参加###都会被鄙视和排斥。（见《汉书·食货志》）
但是在公元前119年，汉帝国命令商人自报资产，每2 000钱出资120钱。河南一个名叫卜式的商人捐助出击匈奴的军费，被封为中郎。
不同的权力模式和文化遗产（2）
公元前117年，汉朝皇帝命令杨可主持“告缗”（调查、告发隐匿不报或少报财产的人）。同时在公元前114年出台一个法令：平民告缗者，给以被告者资产的一半。这场搜刮民财运动的结果，是得到了数以亿计的百姓财物，数以千万计的奴婢，田地大县数百倾，小县百余倾，房屋也如此。商贾中产之家以上的大都破产。
这是长安帝国在早期的邪恶，无论它打着什么样的保家卫国的幌子，都为帝国历史添加了恶劣的例子……可以想见，多少人因此家破人亡，这对民众道德的沦落和告密之风的兴盛起了很坏的作用。
长安帝国的残酷无情还不止于此。由于它的统治者权力膨胀得足以吞没一切制衡的力量，除了上天的超自然力量和彻底的反叛，他们可畏惧的不多，因此，所谓的社会公正在体制上就有病因。
罗马也有它的堕落时刻和大规模的道德沦丧，但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统治者的权力相对是受到限制的——有任期制度，有###院制度……最重要的是，罗马公民有票选制度。在瑟维里厄皇帝进行了人口统计、选举团的划分后，当罗马人民推翻塔昆的暴政后，罗马人民不再接受君主统治，他们有了选举制度。这是人类几千年文明中最大的亮点之一。
我们不能不说汉帝国和唐帝国的开创者们也是推翻旧的暴政的功臣，然而打下江山后“坐江山”、“家天下”的观念根深蒂固……无论长安的文化如何灿烂，长安皇帝的文治武功如何威震四方，长安帝国的民众，在漫长的岁月中，却并没有得到一张能撤换他们管理者的选票。
柏杨先生曾经写过《英雄末路》一文，描写许多中国名将的悲惨下场，中国文明固然有其酱缸的一面，但是西化论者却无法看到长安文明在地理封闭环境中也曾有过的灿烂时刻。
不过，尽管凌沧洲先生致力于在沉没的“长安文明号”残骸中打捞点有价值的东西、打捞其光辉、足以鼓舞人的一面，也无法回避其黑暗面。甚至，我要补充柏杨先生《英雄末路》的故事。
还记得中国英雄班超吗？在与匈奴的战争中，为长安帝国立下过奇功。他的长子班雄、小儿子班勇也在西域为祖国效力多年。班雄还带领五营兵马驻扎在长安，并出任京兆尹（长安市长）。班雄的儿子班始在父亲死后继承了他的职务，并且高攀上清河孝王，和他的女儿阴城公主成婚。该公主是汉顺帝的姑母，骄横而又淫乱。她和她的男宠同处帏帐中，而要班始爬到床底下。班始憋了一肚子气，永建五年（130年），就拔刀把公主杀了。汉顺帝大怒，把班始腰斩了，班始的同族都被杀害……（见《后汉书》）。帝国君主就是这样对待他的臣民的，即使班始杀人当惩，他的族人被诛灭却充分展示了帝国的残暴和不义，同时帝国的阳刚之气为什么渐渐衰落，这与专制恐怖，与王权扩张，与社会公正无法实现大有关联。
“当我们从历史读到苏丹的司法残暴的例证时，不禁以一种痛苦的心情感到人性的邪恶。”孟德斯鸠这样说。同样，当我们读到中国皇帝们司法残暴的例证时，会不会也感到痛苦？会不会感受到人性的邪恶？还是以一种奴隶和顺民的姿态来歌唱那些好大喜功的帝王，甚至认贼作父，把征服者和奴役者歌唱成英雄，把他们的时代渲染成盛世？！
###院和罗马人民——这就是罗马早期的权力模式和来源。孟德斯鸠把共和国以前的早期罗马政体分为最初五王政体、瑟维里厄政体和塔昆政体。最初五王时期，###院享有最多的选举权。瑟维里厄统治时期，将人民划分为许多个选举团，瑟维里厄是人民选择他为王的，###院没有参与选举。而塔昆不要###院也不要人民选他为王。“他要把三权集于一身，但是当人民想起自己曾经是立法者这一事实，塔昆就完了。……罗马人民比其他人民更易于为悲惨景象所激动，卢克丽霞染血的尸体的悲惨景象结束了王权制度。”（《论法的精神》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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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权力模式和文化遗产（3）
罗马，它的人民，在其历史上，曾见证了两个人的死亡。一个人名叫维吉妮，一个人名叫凯撒。
维吉妮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公元前451年，她的父亲维吉努斯将她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