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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吉妮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公元前451年，她的父亲维吉努斯将她许配给了洛修斯。二人还未举行婚礼，洛修斯就奔赴战场。护民官阿皮尤斯垂涎维吉妮的美貌，软磨硬泡都未能得到维吉妮纯洁的心。最后，阿皮尤斯想出了歹毒计谋，让一个大胆的自由民马库斯来完成他的计划。几天后，马库斯在维吉妮经过的广场上，悍然逮捕了维吉妮，说维吉妮是他的逃奴。这姑娘喊叫求援，很快就聚集了一群人，正巧洛修斯也归来在人群中。
双方僵持不下，争执到法院，而法官正是阿皮尤斯。阿皮尤斯判定维吉妮是逃奴。马库斯要将维吉妮带走。维吉妮的父亲多次抗争无效，悲愤交加中，他带着尖刀回到了女儿身边，大声说道：“亲爱的女儿，我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恢复你的自由了！”旁观者看到，他将刀刺入了女儿的胸膛。
鲜血使罗马人民看清了阿皮尤斯之流卑鄙凶残的面目。不久，平民收回了自己的权利。在已经做了护民官的维吉努斯的提议下，阿皮尤斯和马库斯被逮捕起诉，阿皮尤斯自杀，马库斯逃亡。（参见《西方名女》，薄加丘著，中国言实出版社）
如果说维吉妮是自由祭坛上的祭品，那么，凯撒则是罗马人民恐惧暴政、追求自由的牺牲品。当凯撒击败庞培、权势如日中天的时候，当独裁的气息日益浓厚的时候，罗马人的不安浮上台面，正如莎士比亚戏剧中描写的罗马人的怀疑：“可耻的时代！罗马啊，你的高贵的血统已经中断了！自从洪水以后，什么时代你不曾产生比一个更多的著名人物？直到现在为止，什么时候人们谈起罗马，能够说，它的广大的城墙之内，只是一个人的世界？要是罗马给一个人独占了去，那么它真的变成无人之境了。啊！你我都曾听见我们的父老说过，从前罗马有一个勃鲁托斯，不愿让他的国家被一个君主所统治，正像他不愿让它被永劫的恶魔统治一样。”
为了防止即将到来的独裁和暴政，罗马人刺死了大名鼎鼎的英雄凯撒。但是，最后，凯撒的余党还是取得了胜利，罗马朝着帝国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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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在评价这两个人的死时说道：“目睹维吉妮的死，促使人们驱逐十大官；凯撒沾满鲜血的长衣，使罗马重新受到奴役。”（《论法的精神》第11章）
当罗马人奋起驱逐塔昆暴政的时候，当罗马人不愿为自己打造锁链而刺杀凯撒的时候，当罗马人拥有选举最高权力者的选票的时候，当罗马的法律在制约权力滥用的时候，罗马的光芒掩盖了其血腥残暴的阴影，今天的文明世界无不在分享着罗马共和与自由的传统。
谈到罗马与长安，我们不禁还要谈一谈罗马与长安的精神源头和信仰力量。当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传播，基督徒遭到了残酷的迫害。相比基督徒遭受的迫害，孔子的信徒在长安帝国的命运要好得多。从两种教派提倡的爱和人道关怀而言，我认为两种教义都闪耀着光芒。但是，基督教作为被迫害者的宗教、受难者的宗教，基督徒对追求信仰自由有着比儒教子弟更深刻的体验，虽然基督教执掌权力后也迫害异端，但是，在西方世界，追求信仰自由一直是一种驱动力，无论是来自基督教内部的纷争，还是来自外部别的宗教的竞争。北美的首批移民之一，“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就是为了宗教信仰自由而漂洋过海，从而带来了一个新国家的诞生。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于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以儒家的纲常名教来维护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大量提拔儒生充当中央和地方官吏，不治儒学之博士皆被罢免，由是自宰相至地方官员几乎全由士人充任。同时，设五经博士，专授儒家经典；又设太学、办学校、察举孝廉，使儒家理论渗透到各阶层、各领域，成为国家政策及管治的理论根据。儒教升级为垄断性的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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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权力模式和文化遗产（4）
支配了长安帝国的文明。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在米兰下了一道诏谕，此诏谕并未定基督教为罗马国教，也没有禁止异教崇拜，但它却远超过加利流在公元311年下的容忍基督徒的诏谕。米兰诏谕宣布停止对基督徒的逼迫，并宣告良心的绝对自由，允许基督徒在罗马帝国内和其他宗教一样，可以享受法律前平等的地位。直到391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才宣布它为国教。
这是东、西两个帝国对信仰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信仰自由的重要性，在长安帝国从来就没有被意识到，虽然在春秋时代东方专制权力失控时期各种信仰的萌芽成长过；而在罗马世界，信仰自由，是基督徒流血几百年才争取来的权利，从罗马皇帝尼禄到哈德良、图拉真等人，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处于被严酷打压和迫害的状态。但是当基督教取得垄断性的地位后，西方世界的人们同样面临为异端的权利奋斗的困难局面。
罗马的辉煌与长安的复兴
罗马人和长安人都创造了高度的文明和繁荣的文化。
在理性思辨上，罗马人独步当时；在建筑艺术和工程服务上，罗马更是创造了古世界的辉煌。公元1世纪，罗马的大道四通八达，你只需持一本护照，就能从埃及到达法国。罗马的竞技场、拱顶、圆柱……甚至罗马的建筑风格，你都能在新世界的美国发现其影子。罗马人创造了世上罕见的输水道工程，高大的水渠将山间的水引到城市供人们饮用、洗浴，这种建筑和卫生成就，是一些国家20世纪初期都没有达到的。东罗马帝国在拜占庭也创造了建筑艺术的辉煌，从公元5世纪起陆续建成的那些教堂，如圣索菲亚教堂，其雄伟壮观，其对物理学恰到好处的运用，令人叹为观止。至今，土耳其人都可以坐享这些雄伟的教堂作为旅游产业带来的丰厚的回报。
而在感性艺术上，长安帝国的人们则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长安帝国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他们的诗歌。经由唐诗这种艺术形式，长安帝国的人们，把他们对生活无尽的热爱、对黑暗和不公的控诉、对暴政的蔑视、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对战争的反对和对和平的向往诉诸纸上。
但是，长安，没有能在制度的建设上取得任何成就。
这当然也是有原因的。按照孟德斯鸠等人的研究，亚洲的平原地理条件和气候等因素，促成了东方的专制。而人类学家则有一种“领先遏制”的理论，东方在文明进化中曾经处于较优势的地位，而这种缺乏周边文明竞争的优势地位，在工业革命来临时无可避免地落后和衰败了。（斯塔夫理阿诺斯《全球通史》）
正如罗马帝国在蛮族冲击下崩溃，长安文明在10世纪后也已经进入衰败期，帝国的余脉——“东方拜占庭”宋、明帝国，屡屡在游牧民族的冲击下遭到重创。帝国的生活，除了还信仰儒教外，已经全然改变，连发型和服装都已经变得让人不认识了，如果一个长安帝国的唐代人，来到17世纪的大清帝国，将会发现自己很难适应，因为头上多了一根辫子，而奴性更加深重了，残存的那点独立、尊严、风骨将在奴才们的请安声中消失。
美好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长安帝国的光环脱尽，汉唐的辉煌只留在人们的回忆之中。今天，当长安帝国的后裔，古老文明的继承者们号称要进行复兴时，首先就必须厘清：我们要复兴这古老文明中的什么东西，是它的武力的强盛和经济的繁荣？是它的自信？是它的风骨？还是它的人文关怀？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辛弃疾《菩萨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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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东方拜占庭（1）
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国家的灭亡，一个民族的被征服；讲述这个国家在末日来临前后它的臣民的抉择、勇气与悲壮。这个故事讲述了一艘航行了几百年的帝国船只如何在世纪变迁的风浪中沉没，并打捞在被风尘掩盖的历史后面那些勇敢的心和自由不屈的灵魂。这个故事名叫《东方拜占庭的陷落——大宋帝国号沉没的前后》。
许多年后，在距离临安（杭州）几千公里的一座海上的金城，君士坦丁堡，也沦陷在游牧民族的铁蹄和炮火下。土耳其人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策马进城，在神圣的圣索菲亚教堂前，将祈祷的方向调向圣喀巴方向，一个持续了千余年辉煌壮丽的梦想就此结束，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从此成为历史。
南宋——东方拜占庭，这是凌沧洲先生2006年时并不十分恰当的比喻。长安帝国——汉唐覆灭前后，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挤压，尤其是唐帝国末年来自西部回纥甚至是吐蕃的压力（吐蕃军一度攻入长安），迫使帝国的重心不断东移。
宋朝建立的初期，尚且称洛阳为西京，汴梁为东京，然而这种形势也没持续多久，在金兵的逼迫下，帝国的权力重心南移，最后落脚在临安。
这种情势与君士坦丁大帝抛弃罗马城而建都于希腊小城拜占庭——君士坦丁堡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罗马帝国也饱受蛮族的困扰，日耳曼人、哥特人、匈奴人不断突破帝国的边防，在帝国的土地上肆虐。而宋国都城被迫南移的过程似乎更加无奈——对他们来说，北方已经永久地沦陷于游牧民族的手中了。
12世纪末，东方拜占庭的有识之士对宋国风雨飘摇的情势十分忧愤，他们对朝廷的呼吁和在文章诗词中表达的忧患意识，都无法激起一个衰败的王朝和民族的斗志，都无法遏制北方新兴游牧民族南下掠夺征服的猛烈势头。
1178年，陈亮先生给皇帝写了一封情真意切、文情并茂的信，信中对宋国的战略形势十分忧虑：“惟我中国，凝聚天地之正气，天命所钟，人心所会，衣冠礼乐所萃，百代帝王之所相承。现在却偏安一方，虽天命人心犹有所系，但是哪有可能长治久安而无事的……”
陈亮论述了吴、蜀在地缘格局中属于边缘地带，而钱塘又是吴之一隅。钱塘人物繁盛，富甲东南，风俗华靡，上下贪图安乐。“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
南宋中国的血性已经衰败，李广、陈汤、班超、张骞、窦宪、耿秉、李世民、李靖、侯君集、李勣、王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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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苏定方这样的人物已经永远消失在历史风尘中，让帝国末年血色渐浓中的人们苦苦回忆不已——“天下事，问天怎忍如此？陵图谁把献君王，结愁未已。少豪气概总成尘，空余白骨黄苇。千古恨，吾老矣。东游曾吊淮水。绣春台上一回登，一回揾泪。醉归抚剑倚西风，江涛犹壮人意。只今袖手野色里。望长淮、犹二千里。纵有英心谁寄。近新来、又报胡尘起。绝域张骞归来未。”（王野《西河·天下事》）
“每到危亡思名将，张骞在世又如何？君不见岳飞坟头三尺血，临安夜夜闻笙歌。纵有千人悲泣岳飞案，朝廷耳聋六月雪。权臣与君都沆瀣，长城自毁空悲切。”（凌沧洲《怀古》）
米贾托维奇在论述拜占庭人的衰败时，也曾有精彩的论述：
这个民族变得暮气沉沉，它既无主动精神也无意志。在皇帝和教会面前，他们匍匐在尘埃之中，背转身来，他们却不禁捶胸顿足。上面是暴政和榨取，下面是仇恨与怯懦。上下朝野充满了残酷和伪善的风气，外表的虚文代替了真正的文化，浮华的语文隐蔽了真正的观念。所有的政治和社会组织都是同样的腐朽，民族精神衰老了，缺乏一切弹性。在虚伪的爱国心的掩护下，大家都只重私利，而忽略了公益。（转引自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
12、13世纪的东方拜占庭，精神也已经衰败，生活精致而腐化，尤其是权贵们，根本不了解周边的战略态势。蒙古人已经在中亚腹地势如破竹，宋国君臣对此危急存亡之秋的生存状态如同懵懂。帝国末年，权柄掌控在贾似道等人手中，政局一天糜烂似一天。贾似道因为姐姐出任宋理宗贵妃的缘故，深受皇帝恩宠。此人经常在妓院流连，晚上在湖上游乐不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