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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朝特旨办丧葬，一队“杀手”下“贤良”（2）
如果说凯撒这样的大人物都决不是什么好人的话，那么，贤良祠中这些吃冷猪头肉的家伙，这些在小民面前威风凛凛、在腊肉面前战战兢兢的“奴才”或“臣”，他们是些什么东西，不是很值得怀疑的吗？
他们是大清帝国的中流砥柱，是国之“肱股”，是腊肉要“念旧”、要推给天下人模仿的“崇忠”偶像，从大清的角度上来说，他们政治上是正确的，他们的工作作风是扎实的，他们的敬业精神是完美的，但是，从文明的大趋势看，他们又一个个都是大清这具专制僵尸的看坟人与守灵人，他们是维护大清统治最得力的人，许多人在镇压百姓的反抗上最得力，而更有一些人，直接参与了文字狱的制造，直接屠杀言论自由，稳固大清国的江山，指控他们是大清的帮凶、鹰犬，是自由思想和言论的“杀手”，应该是不成疑问的。
比如，上面提到的名单中有出任督抚者，大清因为没有权力分治和制衡，督抚既是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也是司法官，对当时发生的文字狱案，以及百姓的抗粮抗税等事件的镇压，手上的血肯定是洗不掉的。至于出任过刑部尚书、侍郎的，更是在镇压机器的核心部位卖命，说他们不是“杀手”，谁信？
清初，江山已经被腊肉们坐于臀下，开科“取士”，让天下英雄作狗刨状游入科举的考场，成为“招安”知识分子的重要举措，不过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不屌这一招，但到了顺治三年再行会试，告病观望的众知识分子，都纷纷参加考试，有人做诗刺之：
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
家里安排新顶帽，腹中打点旧文章；
当年深自愧周粟，今日幡思吃国粮，
非是一朝顿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
凌沧洲先生追慕古代讽刺诗人的“先贤遗风”，也作一首讽刺打油诗，吟咏朝廷鹰犬挤进贤良祠一事：
圣朝特旨办丧葬，一队杀手下贤良，
祠堂将有冷猪肉，家中已备哭丧棒；
人民悲愤泪万顷，朝廷赏赐银千两，
非是一朝黑白混，志士刨棺官荣光。
弘历年间的鹰犬，像尹继善死后，腊肉就赐祭葬，发丧葬费5000两白银，合人民币将近百万之巨！尹继善进没进贤良祠，《清史稿》中没有说明，但在书中，老尹是大大的贤臣清官，可别忘了，正是1751年，老尹在两江总督任上，当时云贵和山东发现了“伪撰奏本、朱批”，“旋据江督尹继善奏报线索，派员赴江南查办。”（见《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上海辞书版）。透过尹继善附庸风雅的一面，人们完全可以认清其盖世太保的真面目，正是他大力搜索情报、向上反映，促成了文字狱的恐怖继续向江南蔓延。
“志士刨棺官荣光”一句，指的是：大清绵延数百年的文祸，摧残自由和民气的手段以刨开仁人志士的棺木戮尸为家常便饭，那些落实执行大清腊肉刨棺戮尸令的帮凶官员，肯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在雍正腊肉落成贤良祠的60年后，位于欧亚大陆西侧的法国，人们也在为纪念死去的人而大兴土木。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法国的先贤祠（lePantheon）于1791年建成，是纪念法国历史名人的圣殿。看看法国人纪念了哪些先贤，他们的先贤与清朝的“贤良”有什么质的区别？
先贤祠内安葬着伏尔泰、卢梭、维克多·雨果、爱弥尔·左拉、马塞兰·贝托洛、让·饶勒斯、柏辽兹、马尔罗和大仲马等。至2002年11月，共有70位对法兰西作出非凡贡献的人享有这一殊荣。
据说，路易十六在没上断头台前，读到了伏尔泰与卢梭的著作，他说：这两个人摧毁了法国。
伏尔泰一生致力于探索自由、反对专制。1778年，84岁的伏尔泰去世，教会拒绝把他葬在巴黎，1791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他的遗体被迁葬在巴黎先贤祠，并补行国葬，他的心脏，被装进一只盒子，存放在巴黎国家图书馆。
圣朝特旨办丧葬，一队“杀手”下“贤良”（3）
伏尔泰、维克多·雨果、爱弥尔·左拉等人都经历过流亡的颠簸，不能像大清国的“贤良”们居庙堂之高、享富贵之尊。像雨果，不仅写出了《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等世界文学名著，更致力于反对暴政；左拉，在他老来已经进入法兰西学院，成为所谓“不朽的人”的时候，为一个并不相识的人——德雷福斯呼吁，写作《我控诉》，而被迫流亡英国……这些大写的人，这些高尚的人生，岂是腊肉治理下的大清鹰犬能望其项背的？
法国的先贤祠不仅供奉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也供奉法国的民族英雄让·穆兰。1943年，曾任查尔努瓦卢省的省长，后积极组织地下抵抗的让·穆兰，被德军抓入监狱。在监狱中，他备受折磨，痛苦地死去。
我们的目光再从法国转移到英国的祠堂墓地。
西敏寺是英国历代君主加冕的地方，也埋葬了不少英国帝王和名人。这座教堂值得参观的地方很多，其中包括大祭台前英国君主加冕所用的宝座、埋葬了英王亨利七世和王后的豪华壮丽的教堂、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坟墓、圣爱德华的圣骨匣、纪念英国文人的所谓“诗人角”（Poets’Corner）和西敏寺博物馆等。诗人们能埋骨西敏寺，靠的是诗才；而王侯则往往凭借自己的地位和血统，哥尔德斯密斯曾嘲笑这类人的无能，说他们唯一“擅长的就是在西敏寺留下一座坟墓。”（见哥尔德斯密斯《世界公民》）“诗人角”里，有这些诗人们的墓石和雕像：乔叟、莎士比亚、德莱顿、拜伦、劳伦斯……据我所知，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在拜伦的诗歌中，自由也是他们曾经吟诵的。
北京贤良祠里的大清权贵，其中肯定不乏附庸风雅的诗人，他们甚至写得一手上好的书法，与腊肉们进行过诗歌吟唱。但是，朝廷中这些粉饰太平的诗歌，有哪一首流传到了今天？又有哪一首走向了世界？
因为他们的内心充满了黑暗、血腥与卑污，因为他们的膝盖是常跪下而头颅是常触地的，因为他们的奴性，他们不可能写出充满人文关怀和自由精神的力作。
看一个时代的魂魄和走向，不需要看别处，但看其祠堂里供奉的是哪种人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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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的谱系和选择性记忆
先看看《清史稿》里这些肉麻的吹捧。看着这些吹捧，你会感到辛亥革命仿佛并未发生，大清的腊肉和奴才们还活着似的：
吹捧康熙腊肉的——
康熙天生仁孝，智勇双全。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说是守成，实同开创啊。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在日理万机之余，研究学问，穷天人之际，是古今所没有的。而久道化成，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后世向往流连，至于今不能已。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又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啊，康熙盛世何其伟大啊！
吹捧雍正腊肉的——
清圣祖康熙政尚宽仁，世宗雍正以严明继之。评论者把他们比作汉代的文帝和景帝。只是文帝的兄弟之谊，似乎还不够深厚。然而淮南王骄横犯上，有自取之咎，不尽出于文帝之寡恩也。雍正帝研求治道，尤其忧患下吏之疲困。有近臣言州县收入进账多，应该减少其俸禄。雍正训斥：“你没有做过州县官，怎么知州县官的难处？”这话说得太好了，可谓了解行政的关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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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捧乾隆腊肉的——
乾隆正逢昌盛之时，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征讨四方的反叛者，繁荣文化，发展军备，使各方面都达到鼎盛。在位时间之长，同于康熙帝，而寿命则超过了他。自夏商周以后，未尝有也。只是到了老年有所松懈，受了奸臣的蒙蔽，使日月般的圣明受到损害，令人为之叹息。
吹捧大清国高级奴才的——
乾隆间要说高级官吏中的贤者，以尹继善与陈宏谋为最。尹继善宽和敏达，临事从容有余；陈宏谋劳心焦思，不分昼夜，百姓都很感激他们。陈宏谋学养深厚，每到一处都关心民风，这正是古代所谓大儒的风范。
……
马屁年年有，清史特别多。
这本《清史稿》由大清国遗老们编成，这些遗老多是当年大清国的中高级官吏，属于典型的既得利益者，民国革命后成了文史馆员，已不复当年威风，怀想往昔的美好岁月，当然屁股往哪边歪，笔墨往哪边写，是一清二楚的。
如果没有其他文明作比较，如果没有其他政体作比较的话，或许，这三根腊肉和这一堆奴才，也算得上明君、贤臣。然而坐标系
纪晓岚赫然矗立在那里，在他们的时代，世界文明又朝前跃进，而征服者的自卑和恐惧，掠夺者的贪婪与残暴，驱动他们必定会向前朝的百姓下残暴之手，制造一起起的文字狱和其他血案。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大清帝国如此黑暗、血腥、残暴，而当时为其歌功颂德的文字还不绝如缕——那你就必须明了：历史的话语权掌控在谁手上？
据说，文学弄臣、大清奴才纪晓岚，在乾隆腊肉的五十大寿时曾作了一副让腊肉欣赏的对联：
二万里河山，伊古以来，
未闻一朝一统二万里，
五十年圣寿，自今而往，
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
该联可以说是古今马屁绝联第一。比起大清电视剧中唱的“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气势宏大得多，马屁的分贝高得多！
如果专制的思想不探索清楚、分辨清楚、讨论清楚，邹容说的“一千年后，中国人也必为奴隶”的预言恐将成为现实，而奴隶主子们喝血的梦想也将得以成真。
大清奴才纪晓岚的梦想比邹容的预言又多出了八千多年；好一个“五十年圣寿，自今而往，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
萧森杀气来关外，沧海浮云变古今（1）
——对历史话语权、诠释权的争夺
1642年，大明帝国的都城北京还未沦陷。大清正在东北边陲蓄势待发，准备给大明帝国以致命一击，其内部却发生了一桩言论和文字的罪案。这起文字狱多半为后世研究者忽略，是否是大清第一桩文字狱，凌沧洲目前尚不能下结论，但至少比广东僧人函可的案件早了好几年，而且以大清一位汉族文人人头落地而结案。
故事的起源是这样的，在大清与明帝国争夺东北期间，上升期的大清攻城掠地，一批汉族士人投降了大清，而大清又有效地笼络了他们。这其中，有范文程、沈文奎等人。孙应时也可能是这样的汉族士人，与沈文奎同时入值文馆。祝世昌，算是投降大清的明帝国军官，参与过大清攻打大凌河的战役。
祝世昌在1633年曾经奏请皇太极攻伐大明帝国，并为其出谋划策：
攻城当专用红衣炮，国中新旧三十余具，沈阳留四具，城守已足，其余都可随军。师行克城邑，当得练达谨慎之吏，不求小利，不贪财贿，乃能收集民心、保疆土，宜预选令从军备任使。用兵当兼奇正，轻兵先发，夺人畜，掠物资，然后整军挟红衣炮自大道徐进。
此处国中，指大清国。
这个时候的祝世昌，可以看做是大清忠心耿耿的好奴才。
然而在九年之后，不知是祝世昌良心未泯还是怎的，1642年，他上了一道奏折给皇太极，请求禁止俘获良家妇女卖入风月娱乐场所当三陪妓女。皇太极大怒，发下指示——
“世昌难道不知道我禁乐户？还要写这公开信？不过偏袒汉人，借机沽名钓誉而已。我想世昌身在我国，内心仍把明国作为故乡。”
一场狱案随即兴起。会审结果，判定祝世昌死罪。“其弟世荫同居，知其事，启心郎孙应时为其改疏稿，都得处死。礼部官员姜新、马光先见疏稿称善，当夺职坐罚”。皇太极命令杀掉孙应时，而假意宽大，把祝世昌、祝世荫流放。
孙应时何其不应时也！在大清国草创的宣传作坊，在大清国初期的文化宣传方面，孙也曾经和沈文奎等人共同为其出过谋，划过策。像范文程、沈文奎等都向主子提到过“多疑好杀，百姓离心。攻伐抢掠，百姓以为我们只是看重金帛子女。”这些高级奴才都向主子建议要有长远战略眼光，要立“大志”，变短期抢掠为“长期搜刮”。应该说，这些建议，在大清征服中土时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祝世昌、孙应时这几个人可能又或多或少没有彻底丧失人性，对于俘获汉家妇女卖到妓院这种事情，有一种人道心和同情心在起作用，因此促成了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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