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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大爷看在眼里，对着石榴树满怀希望道：今年收成一定不错！
貌似和谐的小四合院终究掩盖不住外面的烈日炎炎。西屋很快失去了安宁，随着一天早上大爷从西屋揪出一个秃顶男人来，小舒和阿月搬走了，在房东老两口的谩骂中，仓皇而逃。小舒临走时让我交给赵老师一张字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自己北漂几年太累了，准备回家了，说她看好赵老师的，一定能成功，并说成功后，别忘了她小舒，让导演给她一个角色。字条的后面留了地址和电话，是杭州的地址。
失去了西屋的协助，赵总成了光杆司令，毫无起色的文化公司也最终关门了。宁医生一气之下，将他那精致的老板式皮包扔出了院墙，说再这么折腾下去，她就砸烂那台486。赵老师恢复过去一个教书匠的形象，每天拿着应聘资料，奔跑在人才市场，彻底抛开了他自诩的文字工作者的架子，想回到过去那一尺讲台上，与粉笔为伍。像赵老师那样的，做个文化人有点眼高手低，但拿教鞭的活，还是轻而易举的，他很快找到了工作，又回到了学校，返回到起点上。
看来，转机离成功不是一小步，而是万里长征，雪山过不了，草地就更没有勇气去尝试了，万一陷在里头拔不出脚来，就彻底交代了。豁达的胸怀也不是始终敞开着，稍有风吹草动，也可能当即闭合了，重现针孔缝隙来，穿插起对男人的怨声载道。
那个夏天对赵家来说，真是祸不单行。先是赵老师的母亲在老家发病悬梁自杀了，赵老师接到噩耗后，整整哭了一宿，骂宁医生害死了母亲，母亲在北京就不会有事了，宁医生也哭了，说自己请保姆是没办法，担心婆婆带不好孩子，孩子本身就有病。
我在隔壁听了也流泪了，为赵老师而哭，我从没听到一个男人那样撕心裂肺的痛哭声，因为我的进门，赵老师母亲回了老家，我觉得自己也成了老人家自杀的原因之一，心里很不是滋味。
赵老师一个人请假回了陕西奔丧，回来后话变得更少了，仿佛把自己变做了键盘，只靠黑夜里的键盘声诉说心声。
接下来的9月初，不幸再次降临了这个家庭，宁医生下岗了。宁医生的下岗代表着我的下岗，尽管宁医生为工作之事奔跑了一段日子，可最终还是徒劳，到了她这个年纪，一旦下岗，想跟年轻的女子竞争，重新戴上护士衣帽，已经不现实，有天她道出一句：莲子，我也想找份保姆做做。
听了这话，我明白自己该走了。我主动提出后，赵老师夫妇觉得很对不起我，说让我跟他们家受累了大半年，孩子恢复了正常都是我的功劳，这时候让我走，有点过河拆桥。
我说，在他们家几个月里，自己成熟了许多，至少让自己学会了带婴儿。我才如实告诉他们，自己过去根本没带过这么小的孩子。听我这么一说，夫妇俩的脸上都浮出惊讶之色，有点后怕的样子。宁医生笑着说，刚开始见我抱孩子的样子，确实怀疑过，后来倒是没再怀疑了。
阿莲的故事 50（2）
那是个周末，赵老师下厨做了可口的牛肉拉面，我和他们吃完最后的午餐就要走了。赵老师执意要给我9月份的工钱，我没收下，虽然我自己也困难，可我实在没有理由收下赵家解雇的工钱，他们和我一样，也很难。跟房东老两口道别后，赵老师夫妇抱着孩子一直把我送到巷口，就在我转身要离开时，那娃子忽然叫了声：妈妈！
我将孩子抱在怀里，亲了又亲，滚烫的热泪落到他的小脸蛋上，泪水沾满了我对孩子的祝福：愿他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健健康康地长大。
阿莲的故事 51（1）
上世纪80年代里，随着农村土地包干到户，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有了自由，家乡首先兴起了第一轮保姆潮，那时候城市家政市场也处于雏形期，很少家庭有请保姆的观念，只要家里有老人，还能带得动孩子，大都是自己解决，而没想过请个外人进家门。但大城市对保姆开始有了需求，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责任田少的人家，开始想到进城务工。
那时候进城做保姆的，一般是辍学在家的女孩子，当时不光考大学是独木桥，就连高中的门槛也很高，很多人都考不上高中，初中一毕业就失学在家了，女孩子早早地随从父母劳作在自家的责任田里，男孩子大都要学会一门手艺，木匠或是瓦匠，为将来谋生做准备。
因为过去家乡老一辈人就有“代奶”一说，意思是奶孩子，也算是保姆的前身吧。上世纪80年代前，就有些大妈进城帮人家“代奶”了，“代奶”并不是奶孩子，而是带孩子，先前是在附近的大城市上海、南京一带，后来转移到北京，是因为从家乡闹革命出去的老干部们落户京城后，对家乡仍怀有难以割舍的情结，逢年过节回家乡探亲时，就想到找个家乡人回北京带孩子。因为他们的生活习惯很多还保留着家乡的传统，家乡人进了家门，既能做出地道的家乡菜，又能给后代灌输祖籍习俗，这在他们固有的怀旧思想里，不失为两全其美的好事儿。正是这样的背景下，到了上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乡村妹子开始涌向北京城，开始了保姆务工潮流。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批保姆中有不少功成名就之人，因为她们所进的家门都是有身份的人家，在那样的人家里，即使是个保姆，只要你有上进心，同样也能抓住机会，改头换面，有人出国深造，也有人成了实业家，她们成功后，将自己在外多年拼搏的经验和财富又带回到家乡，这就是当年“凤还巢”之说，“凤”就是在外脱胎换骨的保姆，“巢”字是双关语，既符合“凤还巢”的说法，也借指家乡巢湖。自此，人们对新时代的保姆职业有了新的看法，保姆有了彻底的革新，不再是所谓的奶妈，也不再是所谓的帮工，而是自立图强的职业。
只是林中成凤者寥寥无几，也是那个时代背景下的特殊产物，从家乡出去的老干部能有多少啊？也正应了一个词：凤毛麟角。随后的保姆潮处于自发无序的状态中，也汇入了参差不齐的劳务市场中，我也正是在这种无序浪涛中的一个水花，随波逐流，到处乱撞。
幸运的是，我的头两次保姆经历，有惊无险，贫困与富裕都是一处港湾，我就像一叶小船，停靠在警察和老师家里，安然地度过了大半年的生活，我感谢那样的生活，让我拥有一块没有风雨的港湾。
也许，我注定要在风浪中漂泊，我无法选择自己的航路，为了生存，即便是海盗航线，我也只能孤注一掷，攀附上船舷，透口气，去残喘苟活。
胖婶和老太太听完赵老师的事，为我惋惜，觉得那才是过日子的好人家，可惜的是，好人家总是为不顺心的事而闹腾。
在那个无序市场里，保姆这种职业风险很大，主要是一旦被解雇，便居无定所了，不像其他打工职业，先前租个房住，失业后至少有个暂留之地。而保姆一旦失业，连个住所也没了。要么在雇主事先告知后先买好票，准备返乡；要么找个老乡先安顿下，再图打算，也有露宿街头的例子，但是很少见。因为大家都是四乡八邻的，平常也都有联系，一人有难，众人帮手，至少能挤住到一块，吃上个饱饭。
我的留守大本营就是老太太家了，再次回到胖婶那里，我不再像过去那样畏首畏脚的，也不再拘谨，正大光明地交给老太太每天的伙食费。老太太也不再推辞，为了让我觉得自然。我知道老太太并不在乎那点钱。在赵老师家里时，我很少跟胖婶联系了，赵老师家没装电话，院子里只有房东有电话，来回传话很不方便，我只在外面的公用电话给胖婶打过，问家里有没有寄信。这期间，家里来过几封信，可我一直没时间过去拿，胖婶又不认识路，后来有个礼拜天，我跟赵老师请假才回去一趟拿信。
阿莲的故事 51（2）
父亲来信总是为我担忧，生怕我在外头碰到坏人吃亏，一再叮嘱我注意自己的身体，说家里收成还不错，弟弟们上学费用暂时够用了，让我别再寄钱了。两个弟弟也都来信了，他们都升级了，也成熟了许多，在信中也为过去自己的不懂事惹姐姐生气而道歉。
我发现自己不在弟弟身边时，他们反而变得听话了，成熟莫非只有远离亲人才能做到吗？就如同我，刚离开家时，还是个时不时抹眼泪的小女孩，可半年多来，我也变得坚强了，不再望着夜空想家，不再怨天尤人，也不再在记录日记时，感怀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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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的包裹下，我也成了灰色，跟那些建筑物一样，收敛起易动的本性，浇铸成墙体，去面对城市翻滚的烟尘。
这次回到胖婶这里，我不再像过去那样被动地等待，我觉得应该靠自己去获取新的工作了。跟上次一样，我早出晚归，只要见到家政公司的广告，我都要争取一下，不管是否适合，都要尝试一下。我甚至打扮成雇主的身份，老练地通过门岗，进了居民小区，找到里面的家政介绍所，毛遂自荐。婴儿我带过，小学生我也接过，包括照顾老人，我在胖婶那里也娴熟其道了。做什么只要心里有底就不怯场，就敢于面对别人挑剔的眼神。
阿莲的故事 52
功夫不负有心人，只一周时间，我在朝阳区一家正规家政公司签了合同，对方答应我三天内给我答复，合同条款很多，大都是限制保姆的出轨之事，不光防窃防虐待，就连防止破坏雇主家庭也列上去了，算是上纲上线了。
家政公司第二天就来了电话，约我上公司跟雇主见面。我信心十足地到了位于朝阳北街附近的那个家政公司。公司有专门的小套间供雇佣双方见面。里面坐着不少人，都在议论各自家庭请个好保姆的难处，说现在这保姆，越发没谱了，好吃懒做不说，还敢往家里领老乡，真把自个儿不当外人了。
我坐在一旁听了一会儿，觉得她们太贬低保姆了。不一会儿，先前跟我签合同的中年妇女到了我跟前，先把我领到她的办公桌旁，让我坐在旁边，说等会儿雇主就要上来，先给我介绍一下情况。她手里拿着一份表格，对着表格给我介绍雇主家的基本情况。雇主家远在广渠门，中年夫妇带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在上中学，雇主夫妇是生意人，平日没时间顾家，请保姆主要是照料两个孩子的日常生活。
简单介绍之后，我很满意这样的人家，既没有小孩，也没有老人，只做饭是最简单不过了。
中年妇女见到我没什么异议，倒是提醒了我一句，说这家原本住在朝阳，年前刚搬过去，家政公司跟那家的合同还没期满一年，才半年时间就换了5个保姆，大都在试用期半个月里就辞退了，那女人很挑剔，让家政公司也没辙，只得跟踪至今不停地给她换保姆。便让我有个思想准备，可能随时要被辞退。
中年妇女正给我打预防针时，一个胖胖的女人到了跟前，中年妇女赶紧起身相迎，招呼旁边一个女孩子倒茶。
来者穿着一身半长袖花样旗袍，皮肤白净，脸庞饱满，周身散发着香水味。中年妇女递给她茶水，又殷勤地请她到里面的小套间说话。胖女人将茶挡回去，也没挪身，冷冷问了句：就是这丫头？
中年妇女忙说是，高中毕业生哩。
哼，又不是请家教，我儿子也快高中毕业了，做保姆就别谈什么文化。胖女人说完不屑地扫了我一眼，跟在中年妇女后面进了套间，我也尾随而入。
刚一坐定，胖女人便问起工钱要多少，中年妇女说这妹子先前做过两个人家，有经验，算是熟手了，按熟手价格吧。
关于价钱，中年妇女跟我透过底，说像我这样的至少一个月600元。
这时候，我说了话：大姐，我要求也不高，管吃管住600元就知足了。
其他也都没谈到，只是那女人临走时跟中年妇女说，按老规矩，不到半个月辞退的话，我是分文不给。
胖女人走后，中年妇女又跟我聊了一会儿，说现在开家政公司也是不容易，保姆素质高低不等，而雇主更是难伺候，收了点中介费，就等于在一年内要保证保姆及时到位，辞一个就要推上一个，中介是两头受气。保姆有时候甚至认为家政公司在骗人，投诉到劳动部门的也不在少数。她说话很诚恳，是典型北京人性格，说起胖女人她就来了气，说这样的人家最让人心烦，有几个臭钱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也忘了自己过去摆地摊的穷酸相了。先前几个保姆素质都还可以，其中也有安徽籍的，可一到那女人家里，不光那女人找茬，就连她女儿也跟着起哄，横眉竖眼地吆喝保姆，人家能呆下去吗？
后来她说，作为中介，她本不该说这种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