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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家门，让两个弟弟在无声的筷子夹动间流露出难舍之情，血脉相连的亲情。我故作轻松地在全家人面前笑出声来说：长大一岁就是不一样，可你们正是长身子的时候，好东西该你俩吃。
小弟年纪小，终究控制不了自己，将饭碗往桌上一丢，头埋在桌面上，发出呜呜的哭声：姐姐别去了……别去了。大弟的眼睛也红了，偏过脸去，面朝着大门。我赶紧给身旁的小弟擦眼泪，安慰说：姐姐是进城找工作，又不是不回来了，哭鼻子真没出息。小弟一听，哭得更响，朝着父亲吼道：都怪你，不让姐姐复读。父亲望着小弟，脖子上的青筋暴出，面对儿子的无理指责，眼看就要发作，我和母亲都紧张起来，急忙把小弟拉到门边躲开。父亲端着酒杯的手在发抖，最终将酒倒进嘴里，眼睛红红的一句话也没说。
这顿午饭吃得很不是滋味，父亲喝多了，躺在床上吐了好几次，我守在他旁边给他端水擦脸，不时给他捶着后背。父亲消停后，将脸朝向墙面，挥手让我走开。
下午，同行的几个姐妹过来看我，顺便跟我说起到北京做保姆应该注意的细节，从家政公司介绍雇家，到第一次上门后如何应付试用期，甚至说到怎样给婴儿冲奶粉，讲得面面俱到，个个经验十足。可在我听来，那是纸上谈兵，我对保姆的理解仅停留在字面上，其他一无所知。内行听门道，外行看热闹，我只觉得她们说得头头是道，很是热闹，却感觉不出保姆两字的真正内涵来。
热闹了一个下午，冲淡了上午家里的凝重，母亲和弟弟们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变得轻松了。随后她们叮嘱我路上该带些什么东西，就各自回家准备明天的行囊了。
吃晚饭时，气氛又沉闷下来，父亲没再喝酒，将盘子里的一只鸡腿夹给我，叫我吃下。在家人的关注下，我顺从地嚼起那鸡腿，我实在嚼不出什么滋味来，不争气的眼泪顺着脸颊流淌着，我在哽咽中嚼着那只鸡腿。
这是我在家的最后一顿晚餐，天一亮，我就要离开家的怀抱了，一阵难过涌上心头……
母亲也哭了，我印象中的母亲很坚强，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任劳任怨，跟着父亲过着清贫的日子，含辛茹苦抚养三个孩子，从没半句怨言。为了这个女儿，她只哭过两次，都是因为上学的事，自己再苦再累她能忍受，可她不希望女儿将来也跟她一样，在庄稼地里过完辛劳的一辈子。在我考高中时，母亲哭过一回，央求父亲让我继续上学，父亲妥协了；夏天放榜我没考上，父亲决定不让我复读，母亲又哭了，一开始也是央求，后来自暴自弃的我也站在了父亲这边，母亲擦干泪水对我也不再指望了。这第三次的哭泣，是母女难以割舍的痛，我搂着母亲瘦弱的身子一同洒泪，两个弟弟在旁也抽泣着。
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再也端不住了，哽咽失声，说女儿是个懂事的孩子，作为长女不要怪父亲，父亲没别的本事，只知道种田，以后的路长着，得靠女儿你自己走了。我伏在父亲的肩膀上放声大哭，父亲让我再次感受到山脊一般的力量，是他支撑着我，安然度过了18个春秋。我就像立在他肩膀上的小鸟，在展翅欲飞的瞬间，产生了对未知世界的恐慌，让我更加眷恋着他的温暖与慈祥，我任由滂沱的泪水流淌在父亲的棉袄上，此刻的自己像一个孤立无助的小女孩儿，生怕在回首时，再见不到那雄健的山脊。父亲是座山，默守儿女的大山再贫瘠，也能长出青草和树苗。
阿莲的故事 5（2）
此刻的我，只感到背后的山轰然倒塌了，让我步履蹒跚。
母亲擦着眼泪帮我收拾包裹，又拿出针线来将600元钱缝进我内衣里，那是我出外闯荡的全部财产。她又从衣柜里找出自己一直没舍得用的新围巾，放在我床头上，嘱咐我明天出门戴到脖子上，外面风大天寒。
等收拾完后，一家人又坐到一块儿说起话，我一再叮嘱两个弟弟要听父母的话，好好读书，姐姐不在家，学习要自觉，不要像姐姐这样，考不上大学去给人做保姆，要努力做人上人。
母亲将我拉进房间，她最担心的还是我的身子，知道女儿有多年痛经的老毛病，北京冬天那么冷，碰冷水病情就会加重了。母亲拉着我的手不时抖动着，又抹起了眼泪。我只能劝慰母亲说，自己会照料好身子的，每月一次也痛习惯了。
因为一早就要出门，我提前上床睡觉，不休息好，明早一旦起程就没有安宁的时候了。这也是姐妹们对我的经验之谈。睡在床上，我将枕头边的那本《平凡的世界》放在胸口上，明天起床放进背包里，陪我一同起程。
我将自己对文字的全部爱好都浓缩在这本书上，它也是我离开家乡后唯一的精神食粮，以后的岁月里，我时常在夜深人静时翻开它，一字一句地咀嚼着生活的苦涩，它成了冷漠都市里唯一跟我亲近的朋友。
阿莲的故事 6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同行的姐妹们在胖婶带领下，敲开了我家门。就要出门了，一家人围着我千嘱咐万叮咛，母亲说，要是不如意就赶紧回家。父亲像无数个父亲一样，在女儿离开身边时，最担忧的还是人身安全，他那焦虑的皱纹间，无声地隐藏着无尽的牵挂。弟弟们让我一到北京就给家里写信。千言万语在这短暂的分别之时，总也说不完。还要赶很长的路，同行的姐妹都催我动身，胖婶劝慰我父母说，到了北京，到处是老乡，说出巢湖话就有人帮忙，莲子先住在我那里，把心搁在肚子里吧。
一家人站在屋前跟我挥手道别，依依难舍，母亲紧赶几步，将用布包着的荷香蛋塞到我背包里，嘱咐我路上饿了吃。
在我最后回首时，父亲背过身去，蹲在门槛边，我感到那身影一下子衰老了许多，我的视野模糊一片……
我像一只刚孵化出的小鸡崽，畏怯地尾随在胖婶她们身后，望着她们大步流星，风风火火的样子，我感到莫名的紧张，她们所追逐的世界，在我眼里一片空白。就这样，几个人在路边拦了辆三轮车，一路颠簸着到了县城，再从县城改乘中巴到了巢湖。中巴上人满为患，我们上去时，根本找不到落脚的地方，男人女人们拥挤在一块儿，倒也暖和，似乎也感觉不到窗外卷进来的寒风。汽车吐着浓烟，摇摇晃晃地开在公路上，而车上人好似都习惯了这种摇摆，七嘴八舌地说着话，都是老乡，都是赶往巢湖，也都是奔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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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一边开车还一边开着玩笑说，明年他把车直接开进北京去，省得你们转车麻烦。
有人立刻起哄说，等你的老爷车开进了北京城，只怕我们在北京赶上过下一个春节了。
就这么一路哄笑，一路颠簸着到了巢湖。
巢湖火车站不大，人却非常多，小小的候车室早已挤不下如潮的人流，全跑到了站台上等车，都在翘首盼着那辆专列的到来。说是保姆专列，那只是个虚名，实质都是民工，因为巢湖进京的民工太多，才有了专列，又因为民工中保姆最有特色，才有了保姆专列的名堂。
这名堂不小，至少引来了不少记者的相机，也有几个摄像的穿梭在人群里寻找着最佳镜头：民工的脸都带着节后残余的喜庆，更多的是焦虑之色。
我的心情由一路紧张化作了激动，为人群而激动，也为站台而激动，望着那无垠的铁轨，我的脑海已翻腾开来，掀开波涛绵延在北上的疆域里。
火车开动了，我的心儿早飞出窗外，迎着呼啸的北风，好似车轮一般滚热。车里很闷热，像个闷罐子塞满了人馒头，到处是行囊，到处是人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阵势，人压人，脚踩脚，动弹不得。我们被挤在车厢连接处的门边，呼出的气流翻滚在车厢里，让人透不过气来。我蹲在地上，趴在背包上，借着人腿缝隙透过的一点光亮，望着倒退着的田野，我用圆珠笔在笔记本上记录下这一刻……
这段话是我日记本里的开篇，看到这样的文字，我的思潮又似车轮卷回了那个年代，那辆列车，那密不透风的、密匝成捆的人腿，那倒退的田野……
激｜情翻卷下的文字，毫无章法，随心所欲，有期盼，有惶恐，更多的是好奇。很快我便无法动笔了，那点光亮被蒙成了黑暗，耳边只有“哒哒”的车轮声，世界都成了黑暗，唯有轰然的声响在告诉人们，列车急速行驶在轨道上。
蹲在我对面的是胖婶，她是我们这群丫头里的长辈，一路像家长似的照顾着我们，生怕被人群冲散。此刻她却打起了鼾声，仿佛躺在床上，酣然入梦，四周的挤压好像与她无关，头靠在背包上，鼾声不停。
从小村到县城，再进巢湖，直到现在才算得上起程了。一路奔波到现在，我也累了，将笔记本塞进包里，学着胖婶的样子，也想睡一觉。可我怎么也睡不着，嗓子干渴得难受，四周的气味更是让人恶心，我很想立起身来透口气，可重压在身上的是个男人的膝盖，根本动不得，我忽然感到心慌、窒息，就快晕厥的感觉。一瓶矿泉水递到我手上，胖婶头也没抬，咕哝一句让我喝点水，就好了。我一听赶忙喝了一口，真是管用，慌乱的心很快便又平静了下来。胖婶又让我闭上眼睛，想点别的事，别老想着火车动静，那样会闹心。我尝试了一下，趴在那里想着我印象中的北京城，想到了天安门，感觉自己化作一纸风筝，飘出车窗，迎着呼啸的北风，一路飞向北国的那片神奇的土地……
阿莲的故事 7（1）
火车出了合肥站，基本是水泄不通了，一瓶矿泉水在我手里也早成空瓶，燥热让我浑身冒起了冷汗，我后悔没听胖婶的话，上车前没脱去笨重的棉袄，闷得我全身发痒，胸罩都浸湿了。我将脸贴近车门缝隙处，贪婪地呼吸着外面刮过的寒风，好冷却压在心头上的焦灼。我半跪卧姿势俯在背包上，僵硬的双腿阵阵酸麻，身子稍稍晃动，脚就好像踩在了漏电的电线上，动弹不得，痛苦不堪。
我努力想站起身子，活动活动近似爆裂的筋脉，可后背被一个坚硬的膝盖压着，似泰山压顶，纹丝不动。我扭动着身子，强忍着腿脚酸麻，抬头向上看去，上车后，我几乎没抬过头，一直埋头在人堆里。顶在我背上的是个中年男子，站靠在车厢边，紧闭双眼，打着盹儿。我将背部拼命向后顶开，他这才睁开了眼，略带歉意地向我一笑，将膝盖挪开，他摇晃了两下，人群随即骚动起来，有人骂那男子踩脚了。男子一脸无辜，分辩说，大家都是老乡，担待点，这小妹都被你们挤得起不了身，我是给她挪块空隙。在我周围，蹲下的大都是女人，男人都站着，姿势各种各样，像一个个竹竿斜靠在一起，相互支撑着。即便这样了，有人嘴里还叼着烟卷，“潇洒”地喷出呛人的烟雾，真不知道抽完后，那烟头该丢向何处。
可能都是乡里乡亲的，站在两旁的男人们，见到我脸红脖子粗的痛苦表情，都自觉地向外挪了挪脚，给我腾出方寸地盘，我这才在缝隙里挣脱出来，起了身，再次贪婪地深吸了一口气，尽管浑浊，比起那车外的寒风，要舒畅得多。
我望了一眼近在咫尺的厕所，发现门口也站满了人，有几个抽烟的男人挤在门外，不耐烦地敲着门。一瓶矿泉水喝下后，我很想小便，可望着眼前风雨不透的人墙，也只得暂且忍着。忍受的办法就是转移注意力，我开始留意起旁边聊天的人们，听着家乡话，我感觉这飞驰的列车好像还停靠在巢湖的站台边，开得再快，也丢不开那熟悉的乡音，在单调的铁轨“喀哒”声中，乡音听来格外亲切。
我身旁的中年男子也点上了烟，搀和到聊天里。听他话里的意思，像是修车的，他埋怨道：在北京城里摆个摊子整日提心吊胆的，城管像猫捉老鼠一样盯着，打一枪换一炮，一年到头挣到的钱还不够来回车费钱。他说自己做梦都想在街面上租个小铺头，不再干打游击式的勾当，可惜，没那么多本钱。旁边一个戴着眼镜、学生模样的人，听口音是合肥人，他跟中年男子说，摆到学校大门口不光生意好，也没人管。中年男子忙问戴眼镜的在哪所学校上学，戴眼镜的说昌平石油大学。
我很奇怪，一个保姆专列上怎么也有大学生。中年男人也问他，怎么是在巢湖上的车，兴趣不在于什么保姆专列，而是对方满口合肥腔。学生说，这年头买张车票比买人头还要难，找人在巢湖买到的全票，学生半票是不指望了，能尽快到学校也不在乎那点钱，管他什么专列，大家都是保姆吗？这话一出口，引来周围一阵哄笑。蹲在下面的胖婶一听，冒出一句来：没我们保姆，你们这些男人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