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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莲的故事-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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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都上了岁数,也成了丈夫忠于她的唯一证据。
  她又跟我说了不少家里的事,我父母的身体,一年的收成,还有其他保姆姐妹们在过去一年里遇到的新鲜事。其中她提到一个妹子春节期间嫁人了,本来说好完婚后继续上北京做保姆,可新郎变卦了,要求新娘和他一道去上海建筑工地做小工。那妹子开始不太愿意,说她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好雇主,好日子才刚刚开始,让她到建筑工地上跟水泥打交道,实在不甘心。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妹子最终还是拗不过新婚丈夫,答应去上海。跟北京雇主打了个电话解释原因,雇主要求那妹子帮她物色一个,要求一样,人品好,有些文化。那妹子是初中毕业,对于她那个雇主,胖婶她们都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人家,那妹子守口如瓶,只说平常不用干什么活,700元的工钱算很高了,日子也很清闲。说到文化知识让人很纳闷,就算保姆是个大学生,也不可能把中餐筷子变成西餐刀叉呀?
  我那些姐妹大都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务农了,所以,我这个留京保姆成了合适人选,我虽没跟胖婶直接提到过在秦家的不如意,可她能看出来,因为我的喜怒哀乐,再掩饰也逃不过她胖婶的眼睛,于是她就让那妹子留下了雇主的电话,说等回城让莲子去试试,大小也是个高中生。
  胖婶将写有电话号码的纸交到我手上时,我并没有动心,装进口袋里说自己刚涨工资了,不想这么快就离开。
  说心里话,保姆衡量雇家的好坏,工钱是最大指标,在尊严和金钱面前,天平上的金钱砝码总是要重些,我能在秦家呆下去,说到底还不是为了钱吗?而现在我想到的是金钱以外的东西,姜姐收拾好的旧衣物,还有欢欢让我寄回去的学习资料,这两样东西也包含着有形价值,可我想到的却是金钱以外的无形价值。对我和秦家来说,磨合到现在的状况,着实是不容易。我不容易,那秦家更是不易,至少没再接连更换保姆,让家政公司躲之不及。
  一个果子到了手,不管是亲手摘下的硕果,还是经风雨摧打后跌落到地面的烂果,只要有食欲,那味道一样是甜的。
  我在秦家也能咀嚼出这种甜蜜,尽管品尝的机会不多,却加倍珍惜。
  我从胖婶那里拎了不少咸货带回秦家,那是我父母的心意,一部分给老太太的,剩下的是给秦家的。我的父母虽说是农民,可他们一样知道交情的重要性,一些咸货在市场上值不了几个钱,却满载着他们的善意,也寄托着要雇主善待自己女儿的无声诉求。当晚我就给秦家蒸上了咸鱼咸肉,就着青色的雪里蕻,他们一家人赞不绝口,说是吃上了真正的绿色食品。
  
阿莲的故事 95
没了冼老师,秦家两个孩子还得上学,我这个保姆还得做饭,生活中失去一个角色,并不代表自己的角色也变换了。只是秦家没在新学期里重找家教,欢欢是对自己学业自信,混儿是图个自在,礼拜天可以冲出屋子去踢球。
  没有当面向冼老师表达自己的感谢,始终是我内心未了的心愿。我将这心愿寄托在一团毛线上,晚上坐在床上,织起手套来。我的想法很简单,给冼老师织副手套,就像以前给弟弟们织手套一样,天冷时握笔用不着受冻。
  只两个晚上就织好了,按照老家的织法,手套的指头都不封针,便于活动。我们女生上学时,在冬天里都戴上这种手套防寒,写字也方便。我一直想给冼老师打个电话,让他有空时过来拿,礼品的价值虽不对等,可心意是一样的。我很多次想问欢欢冼老师的电话,可总找不到一个索要的理由。
  我留了个心眼,知道混儿的手机上存有很多电话号码,直接问他上面有没有冼老师的,我肯定没那胆量,让他知道我在暗自联络冼老师,他那嘴巴绝对能贫出刺耳的旋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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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次他放学书包一撂下就玩球去了,我借打扫卫生的机会打开他手机,好在他没上锁,否则那时候的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打开手机。操作了几下,我就找到了电话本,电话号码有很多,可惜的是,上面留有小丽的,却不见冼老师的。
  打听电话是没戏了,我只能硬着头皮上师大去找他,都是买完菜抽个空当,是先坐地铁后打车去,节省点车费。那时候秦家夫妇都很忙碌,姜姐也很少上午在家,有时候中午回来一趟。所以每去一趟,我都惴惴不安着,生怕半途姜姐回家找不见我人。
  第一次独自走进了师大,我是一路问过去的,我记得那栋楼的楼号,结果到了传达室,说了宿舍没人。我又没时间等下去,就匆忙返回了。第二次去,宿舍有人,我直接上了楼,是那戴眼镜的男生,见到我白眼珠子翻动半天,很难将眼前这个保姆跟他哥们儿联系到一块儿,纳闷地问上一句:家教都不做了,还在那里搭伙混饭吃?问我什么事,我支吾半天又说不出所以然来,狼狈而回。
  隔了几天,有个上午我接到了电话,是冼老师打来的,什么也没说,出口就问找他有事吗?口气很冷淡,好像什么也没发生。我觉得自己太自作多情了,脸上热辣辣的,吞吐出感谢他的话来。
  他口气一样很冷淡,说是见我大新年也没穿件新衣服,就给我买了件,还叫我想想自己的出路,保姆那饭碗不好端。然后问了几句混儿的情况,叹了一口气就没再说什么了。
  我所盼望的音讯就这么平淡,像一盆冷水浇得我手脚冰凉。
  结果我还是鼓足勇气最后一次进了北师大,那次也还是戴眼镜的男生在屋,见到我说:三顾茅庐,诸葛小白脸该现身了。让我等会儿,冼老师上图书馆借书,很快就回来。
  我巴不得他没在,急忙丢下那手套让男生转交就仓促离开了。
  一个保姆和家教的交情就这么结束了,直到我离开秦家也再没有他的音讯。无可逃避的是,那些日子里,我每天都在等着电话,希望听到他的声音,哪怕是一声叹息,但那声叹息再没回荡在我耳边。唯有回音在心谷飘荡,久久没有消声。每当我穿起那件红衣服,就回想起那严冬里的一抹红色记忆,温暖的记忆。
  我离开秦家是那年5月的事,“五一”放假,姜姐的母亲在秦家住了下来,屋子里一旦多出一个闲人来,那就免不了有闲话了。姜姐母亲参与到家务中,我显得有点碍手碍脚了。所谓物有所值,我那600元的工钱与付出的劳动量显然不对等了。我也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在下跌,姜姐口里不说什么,可眼神告知了一切。我有自知之明,保姆的价值体现就是忙碌,当我觉得自己快沦丧为一个游手好闲之徒时,便该是离开的时候了。
  秦家人对我的离去感觉水到渠成,很自然,也就没有假惺惺地挽留,倒是混儿一句话让我偷偷滴下几行泪来,他说:来生要是有姐姐,莲子就做我姐姐吧。
  
阿莲的故事 96(1)
再次回到我的大本营——老太太家。我开始厌烦这种居无定所的职业了,尽管每次都是自己主动退出,强撑脸面,以示受雇者也有自知之明。可秦家已让我失去做人的尊严,每当想起那回自己厚颜无耻央求姜姐,我都感到无地自容,感觉那是陌生的自我,牺牲了自尊,换取别人的怜悯,只求得饭碗,形同乞丐了。
  乞丐乞讨方式有多种,不同的领地决定不同方式,小时候在村子里见过不少,春节期间是常有的事。那时候村民再穷,只要有人敲开自家的门伸进一口破碗来,无须多言,只要自家有米下锅,都会朝碗里加些米饭。那情形不像是对陌生人的施舍,而是给邻里救济。所以穿着再破的要饭人,无须乞求的,因为村民懂得尊重别人,即便是乞丐上门。现如今,失去信任的社会,就算你在城市大街小巷三叩九拜,流出血来,也不见得有多少人给你投掷硬币,不劳而获尚且不说,关键是有人怀疑你的真实身份。用出卖尊严换取同情,已沦丧为求财方式,谋生手段。与之相反,能有一技之长,会吹拉出调子的乐手式的乞丐能得到更多的毛票。原因不在于身份是否真实,而是付出了劳动,属于卖艺范畴,容易取悦于人。我在秦家的角色,既不是过去乡村的讨饭人,也不是现在城市里的卖艺人。在姜姐面前,我就是个乞讨者,乞求劳动的机会,用劳动和尊严来换取饭碗,劳动与收获是等价交换,尊严却无价,尊严在我眼里就像街边磕头的乞丐,磕出头血,疼在心窝。
  我开始强烈鄙视自己的谋生方式,很是羡慕其他打工者,不管什么样的工种,不管是否被解雇,至少有个安身的地方。租住在几平方米的地下室,那也是自己的空间,保姆包吃包住之后,一旦被扫出家门,就形同流浪者了。可话又说回来了,在这座大城市里,弹丸之地也都是金子,地下室的巴掌大地方不也是要用钱交换来的吗?我很想换个工种了,再不想做保姆,可经验像道门槛将我拒之门外,我早尝试过,最终还不是进了雇家的门槛,难道我天生就是给人家做保姆的?人在逼上梁山时也有灵机一动的灵光闪现,我想到了那年春节相亲的后生来,他不是给我留过电话吗?
  我在日记本的底页翻出那电话号码,迫不及待地在老太太家拨起那电话,可拨了好几次,一直处于关机状态。胖婶在旁问我给谁打电话,我就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她,她摇头否定了我的想法,开小面馆的她听说过不少,规模就跟小霞那兄妹俩的面馆一样,两个人就能打发了,用不上帮手。她让我给700元工钱的那家打个电话,碰碰运气,做保姆的就是出东家找西家,有门就得敲。
  我觉着都过去几个月了,人家肯定早找到保姆了,现在找保姆的,往家政公司一呆,天南海北的保姆,任你选择。这年头像我这样的高中生都参与了此列,就更别说什么初中文化了,排着长队让你来挑选哩。再说,文化程度肯定也不是唯一标准,700元工钱真像那妹子说的那么轻巧吗?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别说专为别人做饭的保姆了,做饭本身就包含着劳动量。
  胖婶的话多少让我刚升腾起的希望之火变得有些灰暗,可我并没放弃,如同揪到一根救命草,握在手心,总想爬出脚底下的空谷。
  下午电话终于打通了,一年多没联系,他近乎忘记我是谁了,提到前年相亲那段他才想起来,忙问我是不是还在北京?怎么一直没给他打电话。还说自己这个春节又相亲了一回,换了一个村子,明年父母再这样逼他,就不回家过年了。听口气,他这个在城市尚未扎根的民工早不想回到那片贫瘠的土壤里插苗了。城市混凝土的灰色下,生活却是多姿多彩的,享受不到阳光下的温暖,但至少能在城市的缝隙间,投下一道影子,留下一点烙印;乡村的风光再明媚,夕阳下骑头老黄牛下山也能成为文人骚客笔下的风景线,可只有骑牛人才知道那头牛有多疲惫,翻卷的黑土地再肥沃也种不出闪光的金子来,金子只埋在城市里。
  
阿莲的故事 96(2)
虚荣心促使我不想说自己失业了,告诉他还在北京做保姆,打电话只是问声好。他说自己现在已不在那大学食堂卖面食了,学校原来的后勤部长是老乡,去年就退休了,新上任的部长整顿学校食堂,把他给清理出去了,他正在物色一个门面,到街上卖早点。我问他跟谁在一起做早点,他的回答正像胖婶所说的,就他父子俩,没外人,小本生意没那么忙,请人就得付工钱。他又问我电话是不是雇主家的,我忙说是公用电话就给挂了。
  在这个昔日未相中的后生面前,我变得很势利,醉翁之意,名为寒暄,实质是想看对方能否为己所用,讨口饭吃,好比家里断炊了,敲开邻居家门,见到别人家的锅里也空空的,只好说句:没饿坏吧。掩盖窘境。
  
阿莲的故事 97(1)
就这样,我在老太太家又磨蹭了几天,后来去了先前那家家政公司,年后的保姆市场明显供过于求,有很多人聚集在那里填表格,先前给我介绍过雇家的那中年妇女见到我,先问我在秦家的情况,说能做到现在属于破例了,赞许我没让她失望,然后是一脸爱莫能助的样子,说人太多,让我填好表格先等通知,有好雇家需要保姆就先推荐我。
  我机械地填了表,望着眼前方言各异的竞争者们,觉得希望也不大了。因为我知道这里面肯定有很多像我一样的旧佣,都把这里当娘家了,往返于雇家和中介之间。所谓的好雇家大都是中介对旧佣的推辞之言,不管旧佣被雇家以什么理由解雇的,在家政公司眼里都是不光彩的事,觉得你这样的保姆让中介伺候不起。越老练的保姆往往在雇家越多事,也给中介带来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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