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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都是不光彩的事，觉得你这样的保姆让中介伺候不起。越老练的保姆往往在雇家越多事，也给中介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个市场入门门槛不高，只要会家务，不把自个儿当回事儿，顺从就是标准，自然大都考虑新佣了，因材施教几日，很快便能正式上岗了。
吃苦耐劳是农村女人的天性，可一旦流入城市家庭，融合进城市节奏，有人就会发生蜕变，把自个儿当回事，高瞧自己，把自个儿当成城里人了，甚至在雇家俘获男主人，后来居上，成了厨房间的二奶角色。所以，旧佣往往正是蜕变后的产物，让家政公司躲之不及。
在警察家我蜕变过，把自个儿当回事，觉得冤沉似海，毅然抽身；在秦家我同样也蜕变过，蜕变成了乞讨嘴脸，不管属于怎样的蜕变，都显得城府很深了，失去了乡妹子的羞涩本性，难以驾驭的保姆自然要被市场所淘汰，被千家万户拒之门外了。
于是我又找了几家家政公司，情况大同小异，尽管自己撒谎说是新手，也都让先回去等消息。
实在没招了，无奈之下，我拨动了胖婶提供的电话，是手机号码，电话老占线，有时候打通了也没人接，很是沮丧。
那天晚上，我带着试试看的心理，又拨了一次，这次有人接，电话那头很吵闹，嘈杂声里只听出一句：哪位？局长正忙着哩。是个男中音，嗓门不大，口齿不太清楚，吞吞吐吐的，喝醉酒似的。我一听局长两个字，心里后怕起来，以为自己拨错号码了，赶紧给挂上。可看到显示的号码分明是胖婶给我的，难道是局长家要请保姆？700元的工钱倒是符合局长身份。不过，一想到局长将手机号码留给一个保姆，实在有些蹊跷，为什么不是家庭座机电话呢？我问一旁的胖婶，问那妹子说过是局长家的吗？胖婶摇头说那妹子鬼精鬼精的，关于雇主家的事她滴水不漏，始终不愿意多说一句，电话号码也是听胖婶说要留给我她才提供的。乖乖，北京城的局长，个门（这么）大的官啊！那丫头不做下去也太亏了！到了上海肯定后悔死了。胖婶为那妹子惋惜。
当晚我没再敢拨那号码，和胖婶感受一样，我见到最大的官是副县长，那还是副县长上学校考察时，我们列队欢迎见到的真人，当然不包括电视新闻上的。听那男人的口气，这局长电话都是旁人代为接听，可见公务繁忙，我一个小保姆岂敢再惊扰局长大驾？
第二天我实在无聊，就打开老太太家的电脑，无聊地练起指法来。在秦家时跟混儿学过几次，混儿的手法很熟练，盲打自如，向他讨教秘诀，他说等你玩上游戏了，键盘就了如指掌了。人的笨拙很多表现在手指上，弹琴和打字我总觉得道理是一样，都是指法上的能力体现，所以，迷醉于游戏空间的混儿其实智商不低，在电脑面前，我这个未受过高等教育的门外人，等同于弱智。
我在学校碰电脑的机会很少，微机房就那么几台，为数很少的电脑课程是学校业余培训，只教会简单的操作程序。练习打字倒也是打发时间的好方法，面对显示器，用指头跟自己对话，也算是一种消遣方式。我每天交上几元钱的伙食费，也就没过去那样拘谨了，再加上大年除夕跟老太太一起过的，感情也融洽了不少，真有点当成自己的家了。胖婶开玩笑说要老太太涨工钱，她伺候着两个人啊。老太太对我亲近了很多，甚至说，哪天找到工作了，让我把电脑带过去，放在家里闲置着也是浪费。真是好心的婆婆，可她就没想过，有哪家雇主能容下一台保姆携带的电脑，有电脑的还算是保姆吗？
阿莲的故事 97（2）
一连几天，我都是在电脑前度过的，将日记写好后直接打到电脑里，然后再删除，打字速度明显见快，而家政公司那头依然没有消息。我实在熬不住了，斗胆又拨开了局长的手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要去争取。
这回很幸运，一拨就通，一口京腔：哪位？正要开会去，有事赶紧说。
紧张之下，我嗫嚅一句：我是保姆。然后报出那妹子的姓名。对方一听就火了，骂那妹子怎么把他电话随便给了人，说你们安徽保姆胆子可够大的，甭管谁的电话也敢乱拨。没等我回话解释，对方就给挂了。
侯门深似海，简短的对话就让我感受到了官威，想把那700元拿到手恐怕不是传言中的简单，肯定要付出加倍的劳动量。
我彻底失望了，胖婶劝我别着急，她跟看门大爷打了招呼，让大爷再帮忙找找，我对大爷也不抱多大希望。警察家的事情没弄个水落石出，他这个介绍人肯定心里不踏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好，做善事也得讲究原则。大爷心眼再好，也不会将一个身负小偷嫌疑的保姆介绍给下一家，再嫌疑一次，他不成了同伙了？大爷答应胖婶，那是抹不开面子，心里肯定是不乐意效劳的。
晚上吃完饭，我陪老太太在小区草地上散步，胖婶忽然在阳台上扯开大嗓门，说有电话找我。我搀扶着老太太回了屋子，胖婶指着电话低声道，一开口就说找那个保姆，我还以为找自己的，说了两句才明白过来，找丫头你的，怕是那局长家的哦，好运来了。我有点纳闷，白天那官腔很响亮，盛气凌人，晚上怎么会主动又打回电话呢？
我将电话接到手上，心里还是紧张起来，仿佛一张厚墩墩的大胖脸就在眼前，让人望而生畏。
阿莲的故事 98（1）
让我意外的是，话筒传来的男中音毫无那局长咄咄逼人的气势，慢条斯理地问起我的籍贯，姓名，学历，以及生活经历，跟填表格似的，一丝不苟，面面俱到。在我一一作答后，我问对方是谁，因为我能听出那声音不是局长。对方让我别打听他是谁，反正是找保姆的，并说这个礼拜天约个地点见面再谈，让我等他电话。莫名其妙的电话，神秘的男中音，难道跟局长无关？是家政公司那边的雇主？可家政公司没有打电话通知我呀。
不管对方是谁，只要是找保姆的，我就心存希望了，打字的指头也变得灵活起来，灰色显示器好似也染上了色彩，希望总是在破灭中重生。
后来我索性上书店买了本计算机方面的书，对照上面的内容，饶有兴趣地学起了文档操作，从简单的复制粘贴开始，再到文本编辑操作。每天下来，收获不小，也逐渐对电脑产生了兴趣，觉得不再是冷冰冰的机器，当文字输入到它的脑袋里时，它也有了灵性，与人沟通。
我也开始理解那混儿为什么平常跟电脑打得火热，在那机关重重的游戏布局里，有他过关后的兴奋和欢乐，带给他成就感，就如同我将日记中的文字输入电脑后，添加、删除、插行、修改一样自如。比起笔墨文字，简单到不留下蛛丝马迹，你完全可以让满目的文字在瞬间消失，留下空白来。空白往往是冗杂后的最好印记，我和混儿消遣的手段不同，可方法一致，都是借助电脑冲淡枯燥的时光。游戏少不了让人亢奋的噪音，如同穿插在枪林弹雨中那样刺激，而文档除了单调的键盘声，是静默的，好像一个人独自想着心思，偶然间自言自语两声。
那几天里，电话一直没响过，我早已习惯了守候，守候雇主，守候工钱，守候生活，保姆这行当就是在守候中开始的，又在繁忙中结束。
周末上午终于来了电话，还是那陌生的男中音，没说两句话，只叫我下午3点左右到前门地铁口附近一家西餐厅见面，到了打他手机，说餐厅旁边就有公用电话亭。
我感觉像是影视剧里地下工作者接头一样神秘，而胖婶听说是一个人上那么远的地方，见个陌生人，难免有点担心，非要陪我一道去。老太太也觉着有些冒失，说北京太大，什么人都有，让胖婶一道陪我过去，以防万一。我没她们想得多，总感觉北京是首都，还是好人多。再说，对方就算是坏人，朝我一个小保姆打哪门子主意啊？知道老太太家的电话，那肯定跟家庭保姆有关。自己虽是这么想的，可也能敏感地察觉出那男中音虽不是局长的腔调，却有着瓜葛，家政公司是不可能让雇主直接跟保姆联系的，否则中介早倒闭了。
拿定主意后，我决定还是一个人去，在北京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对这座城市已不感到陌生。包括在面对陌生人时，服务过三个家庭，我对人的认识已不是过去乡下学生妹子的眼光，淡然似素描，而是有血有肉的油画，我相信自己的识别能力，能自我保护。临走也没忘记带上高中毕业证书，以防对方当面验证文化程度，凡是城市家庭的雇主，大都希望保姆也能识文断字，这样容易沟通相处，文明不正是从文字起源开始记载的吗？目不识丁，那就是文明下的原始物种了，文明的城市由文明的市民主宰，自然就对入城的村民要求文明了。但双方总格格不入，无法协调一致，即便到了现在，不文明的村民在城市总冠以民工的头衔，甭管什么样的工种，你都是带“农民”标签的。城乡之间，永远横着道沟壑，非居民称呼所能填充的沟壑。
下午坐车到了约好的地点，西餐厅旁边就是个电话亭。拨完号后，那男中音叫我在电话亭等着，他还在车上，很快就到。等了好一会儿，有个年轻的男子到了跟前，西装革履的，打着领带，戴着眼镜，显得很斯文。他左右望了几眼，见电话亭边就我一个女的，凑上前小声问了句：是那保姆吗？我点点头，也确认这声音正是电话里浑厚的男中音。他自念一句：也是个小姑娘之后，让我随他进了餐厅。那是我第一次进西餐厅，大白天也亮着很多灯，里面很安静，传出悦耳的轻音乐，深色的墙体和天花板显得很庄重，里面坐满了人，都小声说着话，吃东西也是用刀叉，还有高脚杯装着的颜色各异的饮料。
阿莲的故事 98（2）
他选了一个靠墙角的座位，让我坐下后，点上一支烟，瞅着我打量起来。在陌生男子的盯视下，我有点局促不安，感觉那眼睛里透出的目光有些阴冷，有点像警察大民，只不过隔着镜片的审视，那力度更深几层，好似那厚镜片后面躲藏着一个针头在刺探，我一开始对他的斯文印象荡然无存了。刚好服务员送来两杯白开水，我忙端起杯子喝水，掩饰自己的窘态。又过了一小会儿，他才问我喝点什么。我摇头说有水就行了。他这才淡然一笑，叫来了服务员，给自己要了杯咖啡，给我点了果汁。在他搅拌咖啡时，我还是喝着白开水，觉得眼前那果汁太猩红了点，有点眼晕。
他喝了口咖啡，这才打开话题，首先问那妹子的事。意料之中，可能跟局长有关，自己的推断没错，我才放下心来。我实话实说，那妹子跟丈夫去上海打工了，就留下电话推荐我顶替她。她跟你提到过什么吗？比如说家庭情况？男子盯着我的眼睛问，表情很严肃。我同样如实回答：只说工钱700，比较清闲，要求保姆有点文化，其他都没说了。男子点点头，又开始问我来京一年多的遭遇，特别强调离开雇家的原因。电话里没详谈，所以当着他的面我说了不少，包括离开的原因。他像个老师，在给学生作文做批语一样，说：一次被迫离开，两次主动辞职，有自知之明啊。我不知道他话里的意思，兴许又在嘲笑我一个保姆还非得强撑一脸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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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问到我的文化程度，我直接交给他毕业证书，他打开一看，神情很诧异，问我：一个高中生有很多工作可以选择，为什么做起保姆了？我回答说，在城市找工作都得要经验，我在乡下读书时只学会家务活，算是经验吧，也曾想换个工种，可没找到机会。他摇头说经验都是学来的，你这样怪可惜的。口气跟当初刘先生说我时一样，带着同情和遗憾，而我那时候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这种表情，别人的怜悯唤醒我内心的自卑，高考的阴影不自觉地蒙上心头，感觉很痛。
他终于谈到了正题，说工钱不低，活也不多，但有个条件，不要打听保姆身外之事。这条件让我想到胖婶说那妹子始终守口如瓶的话来，即便在她离开时，也不透露一点雇主家的情况，可见这条件要求很严格，至少那妹子是做到了，否则也不能拿到一个局长的私人手机电话，那官衔可比县长大得多。条件要求严格，却很合理，不管在平头百姓家，还是官商家，保持保姆本分，不乱嚼舌头根，安分守己做好本职工作，是对一个保姆最起码的要求。我的回答自然很果断，因为自己向来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不光做保姆，做人也这样。
我所关注的是：眼前这男子跟那局长到底是何关系？父子吗？为什么他只字未提那局长？第一次接电话之人就是这男人吗？那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