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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紧跟在她们身后，有点晕头转向了，望着她们在窗口购票，然后一同进入了地铁站台。置身在地下站台上，我反而觉得比地上要精致得多，灯光明亮，干净整洁，就连四处的广告牌也让人耳目一新。与地面上最大的不同是：这里显得很清静，喧闹已被隔绝在地面上了。
在这等车的人也多，可看上去形色各异、三教九流，有的拎着皮包，有的挎着小包，有的拿着报纸，也有的两手空空，都不声不响地站在一边，看上去都很斯文，有文化，有素质，悠闲地等在黄线之外。再瞧压着黄线的，大都是行李背囊，主人们一个个蓬头垢面的，浑身散发出刚下火车时独有的汗腥味，我们这帮女人也在此列，那表情又好像在焦急中等待地面上的列车。不同层次的人立在黄线间，泾渭分明。
脱离了那列保姆专列，置身地下，在黄线之间，我窥探出人与人的不同，猛然感到自己是个外人，失去了在专列上的亲近，感到这里的地盘虽宽敞，却没有自己的位置，让我望而却步。生性敏感的我从别人身上闻出了自身肮脏的体味，这气味铺张开来，将自己压缩得更加渺小了。我胆怯地朝后退出了几步，却又让胖婶拉到前面，说等会儿上下车人很多，别挤丢了。我才发现，啥叫出门难，这出门离不开一个“挤”字，挤进挤出，像个肉饼放在火炉上煎烤，出门在外打工都是挤出来的生活。我脑海里闪现出表哥沧桑的脸庞来，那皱纹，那白发，那胡碴子，都是这样挤出来的痕迹。
一阵轰鸣，一辆列车从黑暗中冒出身形来，停靠下来后，一个举黄旗的工作人员在站台边一边吹哨，一边做着手势，招呼我们靠后。我们这群人刚把行囊拿出黄线，车门就打开了，我们蜂拥到车门旁，下车人很多，有人捏着鼻孔从我们身旁快速走过。人刚一下完，我们便又习惯性地挤上了车，而那些悠闲的人，跟在后面，不紧不慢地上了车。刚空出的车厢很快又被人挤满了。我背着包，跟在胖婶的后面上了车，学着胖婶的样子，抓住把手，好奇地望着车厢里的人。人们静静坐在那里，不像专列那般吵闹，人虽多，但秩序井然，就连成日唧唧喳喳不停的姐妹们也都沉默着。坐着的人跟站台上那些悠闲的人表情很相像，有的看书，有的翻报纸，空手的脸上也没什么表情，有的人干脆闭目养神。只是有些白嫩嫩的女人用手在鼻前轻轻挥动，像是在挥去我们身上的臭味。
阿莲的故事 8（3）
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即便列车轰然起动，车厢也是沉静一片，唯有广播在用两种语言预报着站名。
这就是地铁，跟地面上的列车一样，只是没那么吵闹，沉静着的列车空间虽小，我却能感受到流通的新鲜气息，只可惜让我们身上的气味冲淡了许多，挥手掩鼻的女人用动作表明了这地铁里的遗憾。
阿莲的故事 9（1）
地铁让我感受到什么是速度，穿过黑暗很快就到达下一个光明，人上人下，又重复着一样的节奏钻进黑暗中，而车厢内总是明朗着。我的目光只追寻着闪闪忽忽的影子在暗与亮中交替穿梭。当广播道出天安门站时，我流离的目光才回到眼前的现实，本能地走在了胖婶的前头，跟着下车人流到了站台，又马不停蹄跟着人流就要向外走。胖婶急眼了，一把揪住我，骂我像失了魂似的跟人走，走散了可不得了。
姐妹们朝胖婶嬉笑说，当初你刚到北京时，还不跟莲子一样，一个人跑到了出口，差点走丢了。胖婶也笑了，像是回到了过去那一幕：婶子我太想见到城楼上毛主席的画像了，乖乖，那么大的一张画，有我家房屋高了。大家都开心地笑了，我也讪笑着问：城楼能让人上去吗？一个妹子笑得更欢，说我简直是个书呆子，都随便上城楼，那楼不塌了才怪哩。
我按捺住内心的兴奋，老老实实地呆在她们中间，觉得自己确实很傻，竟然产生登上城楼的非分之想。出了地铁口，又回到了地面上，我眼前豁然开朗了，好似打开了天然的屏幕，是真实的镜头，不再是17寸电视显示的那道小窗口：首先跃入我眼帘的是那看了不知多少遍的城楼，有书本上的，有画上的，也有照片上的，更多的是电视上的，而现在，那城楼就耸立在不远处，那护城河，那华表柱，还有那神奇的毛主席画像，那显眼的红漆标语……一处处景观历历在目，我不由自主地驻足而望，恨不得将眼前的广场一下收进眼里，这绚丽多彩的广场，让我目瞪口呆着，在我举目眺望那飘扬的红旗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我终于真实地见到了从童年就憧憬浮想的景象，我像个迷失路途的小女孩，只将眼光投注到广场上，万花簇拥，五彩斑斓，我很难想像这是冬日下的天安门广场，这里简直就是春的海洋。
冬天哪来的那么多鲜花，是纸花吗？
我的发问让几个姐妹笑弯了腰，行囊都扔在地上撒手不管了，只顾着大笑。胖婶笑得更欢，蹲在地上笑出了泪，冲我叫道：你这傻丫头，怎么跟婶子当年一样是个二百五，我那时候也以为是纸花啊！
她们的笑声让我无地自容，只好收声，将满脑子好奇暂且放下，无声地搜寻着自己印象中的景点。
步入广场后，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流，流淌起南腔北调的方言，闪光灯的闪烁下，人们都忙着找景点拍照。姐妹们可能来过很多次，并不像我那样东张西望，对那里的点点滴滴都饶有兴趣。我驻足在高大的英雄纪念碑旁，观望着对面的人民大会堂，我更多地将目光射向那杆旗帜下的哨兵，他笔直地立在那里，一动不动，雕塑似的，即便面对那么多摄影镜头，也不眨眼，训练有素的职业精神真让人敬佩。
她们陪在我身后，漫不经心地走着，又唠叨起在雇主家的琐事来，对她们来说，这样的话题是老生常谈，却总也念叨不完。她们所关注的是自身，是新一年即将面临的油盐酱醋，而对眼前的景色早已是熟视无睹了。
我望了望对面的天安门，很想近距离接触那张画像，看看究竟有多高。可面前都是栅栏，宽敞的马路上车流不息，那边更是人头攒动，像车流一样，流动不停。见我张望着马路对面的城楼，胖婶有点不耐烦了，说别看没几步远，过地道到那边很费劲，人太多。年轻的姐妹便又数落起胖婶来，说莲子来一趟多不容易，当年你胖婶在广场不也一样心急火燎的吗？胖婶没再吱声，大家跟着她拐进了通往城楼的地道。广场上的人流是分散的，很畅通，而地下人流很是缓慢，人们一个挨着一个，有点挤车的架势，只是人们不紧不慢地向前挪动，没有推搡，也没有叫骂。游客是没有时间概念的，时间都消磨在景物上，而乘客是要守时的，车不等人的。这群保姆挤在人群里，貌似游客，其实还是乘客身份，得赶时间尽快向雇主报到。
我现在的身份很另类，既不是游客，也不是乘客，属于边缘人，没有找到饭碗的边缘人，尽管如此，我这个边缘角色却想依赖这些景物来拉近自己和这座城市的距离，毕竟，从教科书上，我对这座城市有所了解，浮于表层，那也是一种积存发旧的画卷，现在展开来，跟现实相对照，加深固有的印象。
阿莲的故事 9（2）
好不容易出了地道口，再向右拐，沿着花坛旁宽敞的人行道，再次朝城楼方向蠕动。金水桥、华表柱、标语、画像越发清晰了。当我们随人流到达近前时，刚好碰上一群游人围在一个年轻的女导游身边，女导游拿着话筒正介绍着城楼：天安门在明朝原名叫承天门，取“承天启运，受命于天”之意，直到清朝顺治年间，才改为天安门的。又说到当年八国联军曾炮轰天安门，20世纪50年代政府维修城楼时，在西边的木梁上曾取出三颗未炸的炮弹。导游又手指门前两个石狮，说狮子的头部都向内侧歪，用意是守卫中部，西边狮子的腹上残留下一个小凹孔，那孔来历有两种说法：一是八国联军留下的枪眼，还有一种说法是当年李自成在此处枪刺明朝将领时的痕迹。导游接着介绍起四个华表来，说每个重达四万多斤，听后让我吃惊。导游又指点西华表上面的那块残痕，上面修补过，说那也是八国联军炮轰的罪证。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毛主席画像，导游说那画像高达6米，吨重……
见我看得很仔细，听得很投入，胖婶终于耐不住性子陪我消磨时间了，说时候不早了，大家赶紧回去吧，别让雇主怪罪不按时进门。导游的解说，深深吸引了我，没想到一座城楼演绎着那么多故事，画面上的完美景物却残留下历史的伤痕。我很想听下去，可见到姐妹们在胖婶的催促下，都有离开的意思，我也只好点头了。不能因为我耽搁她们返回的时间，我这是闲里找趣，她们的事才是正事。有个妹子问要不要照张快照，莲子好寄回家。胖婶直摇头说太贵了，以后有时间再来补上。我这才发现身旁那些架着相机给游客拍照的，很快就能拿到照片，感到太神奇了。一问价钱，自己也吐出了舌头，只好作罢。
又经过一番折腾，大家才回到了地铁口。这次大家要各奔东西了，说以后有事给雇主家打电话联系，并叫我放心，先跟胖婶走，等熟悉城市家务活后，她们会很快帮我找个雇主。就这样，一群刚才还哄笑不停的姐妹散开了，有几个说要去找公交车，省得转车，另外两个随我们一道到了地铁站台，结伴坐上地铁先走了。我跟着胖婶上了相反方向的地铁，也不知道这趟地铁要停落到何处，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我的归宿又在何处？
胖婶带着我下地铁，出地道，到了地面又急匆匆找公交车。可能是上了岁数记性差，她走错了出口，没找到她熟悉的公交车站，急得满头大汗，在大街上乱找一通，哪有公交车站就往哪边跑，转过了好几个街口，身后的地铁站都没了影子也没找到。她忽然扔下背包，带着哭腔埋怨起我来说，非要上广场，这下好了，找不到北了，这可怎么得了？见胖婶慌了神，我也紧张起来，刚进城就迷了路，实在太可怕了。我很是愧疚，就说婶子你可以问路呀。胖婶摇头说，来北京好几年了，她一直都是在老乡家里做保姆，老乡是个孤寡老太婆，子女都在国外，胖婶平常跟老太太说的是家乡话，上菜市场买菜胖婶找的也是老乡的摊位，在北京除了跟老乡间有来往，她几乎与世隔绝，至今她还不会说普通话。
她问我会吗？不是读书好多年吗？普通话应该会吧。在我们那里，上学除了课堂上朗诵过语文课文，平常没说过普通话，朗诵和说话是两回事，我有生以来还没说过什么普通话。可眼下迫在眉睫，也只好硬着头皮来试一试。胖婶说，你就问怎么坐车到朝阳公园。行人一个个走过，我始终拿不出勇气呼出那别扭的普通话来。胖婶急眼了，骂我白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气急败坏下，一屁股坐在街边，不理睬我了。我一下慌张起来，生怕她丢下我一个人走了。我鼓起勇气，厚着脸皮向一个过路的中年女子打听朝阳公园的坐车路线。因为紧张，说话连我自己都没听明白，那女人白了我一眼，皱皱眉走了过去。胖婶见我开了口，忙站起身让我说慢点，家乡话速度太快。看来，她听到耳里的还是巢湖话。胖婶见不远处有个大爷走来，忙叫我向大爷打听，说在北京问路，老人家最热情。
阿莲的故事 9（3）
（）
第一次问路失败，让我有点迟疑，胖婶见状一把将我推过去，差点没撞上大爷。大爷收住脚，朝我慈祥地一笑，说姑娘你可看好了路，别把我这糟老头给撞趴下，浑身零件就没用了。大爷的幽默让我有点发窘，可觉得亲近了许多，马上便问起路来，担心他走过去。大爷又乐了，说咱北京城忒大了，变化也大，他一个老北京都快迷路了，更何况你一个外乡人。说上朝阳公园你算问对人了，他有时间就上那里找过去的老友下棋。反正唠叨个没完，好在最后他指明了坐车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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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莲的故事 10（1）
等挤上公交车，胖婶才松了口气，露出笑脸说，还是读书好，第一次出门就能问到路。我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同情胖婶，也为自己而惭愧。胖婶算是老保姆了，在北京一呆就是好几年，可这个城市对她来说还是很陌生，陌生到最简单的语言，在你身处异乡，却无法掌握当地语言，那种来自嘴巴上的封闭，体现在心直口快的胖婶身上，最为残忍了。至于我，一个高中生，一脚踏进这块土地，在老保姆胖婶眼里，我的价值体现仅是简单的语言上，这让我觉得很不平衡，兴许在胖婶面前，我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