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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初的应聘经历
刚毕业那会，我和徐鹏也应聘过“销售代表”、“业务经理”之类的活儿。面视很简单，接着便是战前动员大会：“前辈们”现身说法，激励新人们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动员大会末了，会场总会响起“真心英雄”、“爱拼才会赢”之类的励志歌曲，音量之大让新人们晕头转向，而业务界的“前辈们”则个个豪情满怀。出发，由每一个“前辈”帮带一个新人——出发时当然会带上销售任务：或衣帽鞋袜，或者化妆品，或者珠宝首饰（当然是质量低劣的那种）。
在公交车上，我和我的“带头大哥”并肩而立，他神采奕奕，我心事重重。一位领带扎得跟红领巾似的哥们对我的带头大哥说，“瞧你带的新手，肯定差不了！你在瞧瞧我带的那小子，一看就是个孬样！”我的带头大哥微微一笑，优越感十足。红领巾哥们叹道，“真是强带强，弱连弱，这样下去你们的提成越拿越高，我们只能喝西北风了！”这时汽车到站了，我从我的新老同事们中挤出来，连声“再见”也没说就直接下了车。我的那位带头大哥扒开窗玻璃直喊，“还没到呢！还没到呢！”
几天后，徐鹏也不干了，“真受不了！对谁都得陪着笑脸，妈的！”徐鹏一般不说这种粗话，很明显是推销这个行当让他受到了刺激。但不可否认很多人“受得了”，他们拿花儿一般的笑容勇敢地贴向一张张脸或者说一扇扇屁股——这也是一种生存方式而已。我的第一位老板是一位有着络腮胡子的江苏人，他说，“之所以用你不是因为你的学历，你的学历在北京算不了什么；之所以用你是因为我看你挺机灵的，接受新东西起来应该很快。”说完这些他便问我什么时候能来上班，那天是周二。我没有说“谢谢您得到赏识”之类的话，我不认为他那是在赏识我，我回答他“下周一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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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社会（1）
这家公司是做图书策划的，附带也做少儿歌舞及书画类的比赛。我当时所在的部门是“少儿书画比赛组委会”。公司里有一叫周廷军的*，大家平时都喊他“周经理”，但却不知道他是负责哪块工作的经理。周廷军管得很宽，图书校对他指指点点，歌舞比赛他也说东说西。每次公司会议，他还当中和老板大声争吵，却每次都被老板骂得败下阵来。这*来公司好几年了，平时的言行俨然是“二当家”；但据说其工资在公司算是中等偏下。
老板的外甥，一个叫“连发”的男孩，小眼睛、啊胖脸，爱好打电脑游戏、看A片，他是公司实质性的后勤部长。我和连发联手攻下了《生化危机》这套游戏之后，他又找来了好多游戏和他一起玩。有时玩到深更半夜我们就睡在公司的沙发上看A片，他说香港的*没意思，还是西欧的够劲。我在学校时从没看过国外的这种片子，沾他的光打开眼界。连发说他那玩艺儿虽然没有老外的长，但也很厉害。“你得先抚摩她，等她的小洞里流水了再插进去……”这个不到十八岁的男孩对玩女人津津乐道。他的女朋友是一个北京胖妞，他自豪地说在北京混当然得泡一个北京小妞玩玩。我们看着电脑屏幕上的“*游戏”，我问连发，“你和你女朋友做的时候就没想点别的？”他不解，“想别的干嘛，我只想把她干得叫个不停！”妈的，这个小畜牲！
公司里有位“诗人”叫樊新会，比我大三岁，出过两本薄薄的诗集。我把樊新会介绍给徐鹏，他们在地理上是老乡，在兴趣上是“同志”。樊新会这人不修边幅，头发老是乱得像刚跟女人打过架似的，为此他没少挨老板的数落。他的工作是图书校对，每天都得用那副近视眼近距离地审视那些图书稿件。九月底的一天上午，直到十一点时樊新会也没来上班，他的呼机打不通，他也没给公司来电话。中午我们吃饭时樊新会的女朋友从北大打来电话，焦急地央求我们快些拯救樊新会：他被警察抓到昌平去了，抓他的理由是“三无人员”。
当天下午我们老板就亲自开车去昌平把樊新会“赎”了出来，这让我们对老板的印象有了些改观。第二天早晨，樊新会西装革履地出现在公司众同事面前，他剪短了头发，刮净了胡子，至此变成了一个风度翩翩的书生。我们再没看到他那个年代久远的背包和那辆简约至极的自行车。他愤愤不平的是，“北京警察狗眼看人低”；他那个北大中文系的女朋友往公司打电话时是我接的，我竭尽所能地安慰了她，并向她作了一个*似的保证，“我一定让公司领导去把他救回来！”
诗人樊新会
这家公司是做图书策划的，附带也做少儿歌舞及书画类的比赛。我当时所在的部门是“少儿书画比赛组委会”。公司里有一叫周廷军的*，大家平时都喊他“周经理”，但却不知道他是负责哪块工作的经理。周廷军管得很宽，图书校对他指指点点，歌舞比赛他也说东说西。每次公司会议，他还当中和老板大声争吵，却每次都被老板骂得败下阵来。这*来公司好几年了，平时的言行俨然是“二当家”；但据说其工资在公司算是中等偏下。
老板的外甥，一个叫“连发”的男孩，小眼睛、啊胖脸，爱好打电脑游戏、看A片，他是公司实质性的后勤部长。我和连发联手攻下了《生化危机》这套游戏之后，他又找来了好多游戏和他一起玩。有时玩到深更半夜我们就睡在公司的沙发上看A片，他说香港的*没意思，还是西欧的够劲。我在学校时从没看过国外的这种片子，沾他的光打开眼界。连发说他那玩艺儿虽然没有老外的长，但也很厉害。“你得先抚摩她，等她的小洞里流水了再插进去……”这个不到十八岁的男孩对玩女人津津乐道。他的女朋友是一个北京胖妞，他自豪地说在北京混当然得泡一个北京小妞玩玩。我们看着电脑屏幕上的“*游戏”，我问连发，“你和你女朋友做的时候就没想点别的？”他不解，“想别的干嘛，我只想把她干得叫个不停！”妈的，这个小畜牲！
公司里有位“诗人”叫樊新会，比我大三岁，出过两本薄薄的诗集。我把樊新会介绍给徐鹏，他们在地理上是老乡，在兴趣上是“同志”。樊新会这人不修边幅，头发老是乱得像刚跟女人打过架似的，为此他没少挨老板的数落。他的工作是图书校对，每天都得用那副近视眼近距离地审视那些图书稿件。九月底的一天上午，直到十一点时樊新会也没来上班，他的呼机打不通，他也没给公司来电话。中午我们吃饭时樊新会的女朋友从北大打来电话，焦急地央求我们快些拯救樊新会：他被警察抓到昌平去了，抓他的理由是“三无人员”。当天下午我们老板就亲自开车去昌平把樊新会“赎”了出来，这让我们对老板的印象有了些改观。第二天早晨，樊新会西装革履地出现在公司众同事面前，他剪短了头发，刮净了胡子，至此变成了一个风度翩翩的书生。我们再没看到他那个年代久远的背包和那辆简约至极的自行车。他愤愤不平的是，“北京警察狗眼看人低”；他那个北大中文系的女朋友往公司打电话时是我接的，我竭尽所能地安慰了她，并向她作了一个*似的保证，“我一定让公司领导去把他救回来！”
樊新会在国庆节期间请我和徐鹏吃了顿饭，他说他想去西藏，问徐鹏愿不愿意一起去。徐鹏沉默不语。我当时有些郁闷，为什么他不问我愿不愿意去西藏呢。那顿饭吃到饭馆打烊才结束，有个句子被樊新会前后念叨了七八次，“人们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土地上”，每念叨一次他就大笑一次。看来诗人都有点神经病。
再后来，樊新会真的去了西藏，听说他的女朋友也跟他一起去了。得知此事时我已离开那家公司一月有余，我的一位旧同事告诉了我，我又转述给徐鹏。徐鹏听后感叹道，“给诗人以自由如同给生命以律动！”徐鹏说樊新会的思想远比他自由，我说姓樊的这哥们够潇洒！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徐鹏的女同事
徐鹏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出版社做编辑。那家出版社选题定在都市通俗小说，以徐鹏的文字功底，他完全胜任这份工作。他所不能忍受的是同事们为蝇头小利而发生的种种明争暗斗，还有某些无能鼠辈为保住饭碗成天对领导溜须拍马。我不认为他是一个偾世疾俗的人，愤世疾俗这个词太极端。他是一个童心未泯的大男孩，他用纯净的眼睛努力寻找着生活中的真善美，但生活在这个时代注定了他是一个失望者。在文学社的期刊里他写道，“每个人本来都是有棱有角的，在生活浪潮的冲刷下，一堆又一堆鹅卵石出现了；人们认为鹅卵石般的身材才是适应社会的好身材”。
2003年当我们相聚在浙江时，我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这样的句子，“以血泪煮熟我的性格，以适合众人的口味”。不难想像这些年他所经历的心苦，是的，是“心苦”，而不仅仅是“辛苦”。
人人都活得辛苦。徐鹏告诉我他们单位有好多“叔叔”、“阿姨”吃的都是从自己家里带来的午餐，早晨他们上班后把饭盒搁置在暖气片上，中午便就着白开水吃那些微热的饭菜。徐鹏的同事中有一个叫玉彩云的，比徐鹏大一岁，他们是同一时间进这家出版社工作的，下班后又同一段车程；但由于不在同一个部门，他们平时形同陌人。有一次玉彩云在公交车上给了徐鹏一张名片，徐鹏为其买了一张车票，这才相聊起来。玉彩云的记性不好，钱包老是忘在办公室抽屉，徐鹏便多次担任了玉彩云的“月票”。偶尔玉彩云也有反馈，但机率却是十比一二。徐鹏说玉彩云的诗清新脱俗，也曾拿她写的一首诗给我看，“我有一间竹舍晓风残月你在箫声中乘舟而来杏花春雨”。很可惜，我从这首诗里看到的是抄袭和*。
脚蹬羊皮靴子，身穿黑色长大衣，脖子上一条鲜红的围巾，脸蛋*，小嘴微红，玉彩云进到我和徐鹏的小屋时饶有兴致地打量屋内的一切，然后下了一个结论，“你们过得不错呀！”
此女长发披肩，身段性感，眼波流转间“淫雨霏霏”。她走之后我问徐鹏，“如果她说她是处女，你相信吗？”徐鹏笑道，“不信。但她是处女的时候一定更美！”“何以见得？”“一种感觉，她无疑是美女，当一个美女还是处女的时候，那种美让男人心醉！”“老兄，处女可没有她这样的风韵！”话一出口我就觉得自己错了，在欣赏一个女人的美时，徐鹏和我是有分歧的。每一个男人都有处女情结，但徐鹏似乎更为甚之。他在这方面的一些想法令我很难理解。也许，最为个人化的感受永远只属于个人。
有一晚我问徐鹏，“你有没有想过和玉彩云发生点故事？”他叹道，“有又如何，没有又如何；既然如此，不如没有”。玉彩云的男朋友是五道口的水果商贩，但她到我们的小屋来了好几次从没带一瓜半果。“我朋友是东北人，一米八零，特帅！”见我们不说话，她又道，“不过他没你们有文化”。我问过徐鹏玉彩云在他们出版社的职务，徐鹏说，“她是社长助理，社长在自己的办公室替她加了一张办公桌，在单位时她很少出那间办公室。”
与苏誉的“最后一晚”
徐鹏离开北京以后，我在我们的小屋里又住了几天，然后便搬到单位宿舍去了。在小屋的最后一晚，我是和苏誉一起度过的。那天傍晚她呼我，问晚上能不能住到我那里；她的话让我生出许多的想象，以致于我没能听清楚她为住到我那里而说的一长串理由。
那晚我们聊到大学的一些往事，又聊了聊各自的工作和生活近况。她忽然问我，“你知道‘姓氏’的‘氏’，另一个读音是什么吗？”这个问题还真把我给难住了，我只好说不知道。她说，“念feng，我有个朋友叫张氏山。”我笑道，“不是普通朋友吧？！”她告诉我这个张氏山是江苏人，在北京武警某部队当班长，她和他是在王府井逛街时相撞而认识的。“他上个月回江苏结婚了，他本来不想娶哪个女孩的，可那女孩到北京来找他，并以死相逼，他是那女孩的初恋男友。”“他把那女孩送到医院后依然在犹豫是否娶她，可那女孩躺在病床上说了一句话——我把我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