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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名字一个个地翻看，等我翻到那个女孩的名字时，我竟然莫名其妙地按了“呼叫”键。我听到她的手机响了一声、二声、三声，可是没等第四声响我终于还是挂断了电话，因为我忽然意识到其实我没什么话跟她说。不知过了多久，我枕边的手机响起了信息提示音。我迷迷糊糊地看到手机屏幕上有三个字：你哪位——没有任何标点符号，我仿佛看到了发信息的那个人冷淡的表情。我接着往下看便是她的姓名和手机号了，虽然等到了她的短信，可我当时并无半点惊喜的感觉。将手机置于一旁，我睁着眼躺了一会儿，心情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好大概好在今晚我似乎终于了却了一桩心事；只是，手机屏幕上那三个突兀的字给人的感觉实在不好。
我照例时常去管理部走动走动，也习惯性地朝那个女孩多看几眼。她依然是那么的“干练”，只是我以前那种很想跟她说几句话的欲望少多了。不知不觉已到了八月份，七月份的厂报也已经出版了，只待王总从北京把报纸带回公司（七月底的一段时间，王总一直在北京出差，其间和我们报社的领导有过会晤）。建军节后的一天上午，我在登记公司各部门报上来的厂报通讯员名单时发现其中为数不少的通讯员没有附上联系方式，我记起小武曾跟我说过，管理部人事科那边登记着所有员工的工作岗位及联系电话，而那个干练的小女生便是负责这方面的工作。看来我要主动跟她说话了？！我在心里笑着问自己。拿起登记表，我从五楼进入了电梯，管理部在一楼办公。电梯下降到三楼时停住了，门开时她居然就站在外面等着，我发现她脸上有一种略略惊讶或者说是一种不可用言语来形容的表情，而我的惊讶表情肯定比她明显一些。我们彼此微笑着点头致意，她进电梯后并排站在我左手边。“一楼”？她似乎是在问我，因为此刻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对”！我应了一声。之后便是几秒钟的沉默。“你可以帮我查一下这几个人的联系电话吗”？我问她，她从我手中接过登记表，略略看了一下便回答道，“好的，没问题”。电梯很快到了一楼，我和她一并往管理部办公室走去，彼此无语。
我和“她”的故事（2）
当晚，文青就在职工食堂点了一大桌菜，他那些管理部的同事几乎悉数光临。那晚她也去了，当我从公寓楼下来时她刚好出公寓楼正朝食堂方向走着，我是个步伐如飞的人，而我们那时又是“同道”，因此没走几步我便“跟”到了她的身后，谁知她又恰好转身朝后张望些什么，既然已经近在咫尺，又已经面对面了，我便笑着跟她打招呼道，“你也是去赴宴吧”？！她只是回以略略一笑，并不言语。而此刻我的脚步已然快超越她了，并肩同行吧，时至今日我当然不会不好意思——只是她方才的一笑令我感到索然无味；快步离去吧，这样做似乎又不太礼貌。我正踌躇着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文青在食堂楼的窗口出现了，他大声地朝我喊着让我快点快点，我终于如释重担。
席间大家轮流着向文青祝贺、敬酒，他又热情地举杯回敬，几个回合下来，文青那“健康色”的脸已是黑里透红，说起话来也开始颠三倒四。当晚他是“主角”，而平时他又是经常能逗人乐的“笑星”，这就可想而知他对活跃席间气氛有多大贡献。席间女生居多，那几位女生一开始便大嚼大咽，平日里的文雅与矜持抛得无影无踪。我注意到她很少动筷子，但是电话挺多，而且每次接听电话的时间相当长。与那几位挥汗如雨、大块朵颐的女孩子相比，站在窗口一旁将手机紧贴耳朵的她倒是显得有些与众不同的酷。她没向文青敬酒，菜刚上到一半时她就起身走了，走时也只是跟坐在她身边的一个女孩告辞。这是否也算是一种“酷”呢？
那晚文青兄显然是喝多了，酒宴快结束时，他去了趟厕所，耗时相当地长。等文青重又回来时，他的宾客已走了十之七八，好在还有后来“增补”的两位女士仍然津津有味地品尝着一桌子的残汤剩菜，这既能烘托一下气氛，又能使文青的那一百元稿费发挥出最大价值。此后没过几天，管理部发生了一系列人事调动。其中，小武被调到生产部，而那个女孩被调到了公司外贸部。据管理部众多人士评论，他们俩的这次工作调动都算不得是“高升”。此后我去管理部的次数也少了，主要原因是小武被调走了，而我和他是厂报编辑部的同事，以后厂报的相关工作我就得到生产部去找他了。另一个女孩接手做管理部的人事工作，每当看到这个女孩被一群男人围着问这问那所显现出的局促与慌乱，我便能想起她——她当初和这个女孩做着同样的工作，也是时常被一群男人围着问这问那，但她却未曾有过丝毫的局促与慌乱，她在处理这些人事工作时总是那么的沉着与干练。我想这也许就是我比较欣赏她的地方吧。除此之外呢，我想我并不愿意知道她更多。也许有些人之间就只适合做“点头之交”，这样留给彼此的感觉也会更好一点。
九月初的一个傍晚，我第一次接到她的电话，她说她想请我喝酒。我很是惊讶，“你没打错吧？”她平静地说，“应该没有。你不就是那个从北京来的驻厂记者吗？”
她要了一瓶张裕解百纳干红，自斟自饮一杯又一杯。我的面前放着一瓶冰镇纯生啤酒，点酒时我已申明，“我是个粗人，喝不惯红酒，恕不能奉陪。”“现在开始吧，”我对她说，“你应该有些故事要讲给我听。”她白了我一眼，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诗，“黑夜给了你一双黑色的眼睛，而你却用它来翻白眼。”
她又连续喝了几杯，这才缓缓说道，“他是山东人，我和他是在烟台相识的，当时我们都在张裕公司上班。”“烟台是一个很美的地方，我们的爱情也很美。有一次我们相拥在海边看日出，在绚丽的霞光里，他对我说，‘我对你的爱每一天都是崭新的，就像每天都有一轮新的朝阳升起！’”“他的歌唱得非常好，那首‘爱如潮水’，他曾经那么深情地唱给我听！”“我永远忘不了在海滨酒店的烛光晚餐，空气中飘着淡淡的玫瑰香味，红酒在柔和的烛光里犹如丝绸般闪亮，窗外是闪烁着点点星火的大海，无边无际的安详……”
她端着酒杯的手忽然抖动了一下，她的眼泪也滴落到那只玻璃杯上。我递给她一张餐巾纸，她低着头轻轻地擦拭着双眼。我有点无所适从，毕竟我与她只是“点头之交”；她的这些伤感往事本应向她的知己或密友倾诉的。但我又不能拒绝她的诉说，那样只能令她更加伤心。
“为什么？为什么每个男人都很在乎女人的那个……女人的第一次对你们男人就那么重要吗？”她用一种哀怨的眼神看着我，这让我倍感无辜。
“你们分手了？就因为——？？”
“他说他梦想拥有一份完美的爱情——从身体到心灵。而我给不了他。”
“他也知道那是‘梦想’！既然是梦想，又何必太较真呢？！”
“我不怪他，”她忽然笑了，很凄凉的笑。“人人都有追求梦想的权利。他是我的一个梦，现在，梦醒了。”
那晚我们打的回金宇公司，她有点醉了，我只好扶着她慢慢走进公司大门，保安看着我们欲言又止。“能去你那里坐会儿吗？”她的话又让我吃了一惊。
“这么晚了，你……”
“怎么，怕别人说你这个驻厂记者和公司女工……”
“什么话，我是看你喝得有点多了，想让你早点回去休息。”
“去你那里喝杯茶吧，我房间里没茶叶了。”
我为她泡了一杯茶，递到她手中，“我一直很纳闷，你今晚怎么会约我出来喝酒呢？”
“我在这里几乎没有朋友，我和你一样，只是这里的匆匆过客；你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同一段旅途中的一位旅伴。”
“可你平时好像并不怎么搭理我这位旅伴。”
“你旅行时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旅伴，起初你们只是因为同走一段路而点头致意；随着旅行时间的增加，你们有了些交流，再后来你们在一起吃了一顿饭或是喝了一次茶，第二天你们在路上挥手作别。”
那晚她和我睡在同一张床上，我问她“你不怕我趁人之危吗？”她说“你好像不是那么危险的人物。”
夜里她扑到我的怀里哭了两次。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她已离开我的房间。那之后我再没有见到她，文青说她已经辞职离开金宇公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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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鹏和海月的故事（外一篇）
在恋爱故事中，最可悲的是有人依依不舍，有人却去意已决。我不愿相信徐鹏和海月是那种极端的分手。于是杜撰了下面的文字。
2004年正月初七的晚上，徐鹏给那个熟悉的手机号码发去了一条短信，“海月，我是徐鹏。你回成都了吗？春节过得好吗？”在2003年的最后一个夜晚，徐鹏给海月发出了“告别”的短信，“新的一年就要到来了，愿海月永远美丽！早日找到心上人！”海月回信，“在新的一年里，祝你在事业、爱情上都有新的机遇！”这是他们在2003年里的最后一次交谈，彼此发给对方的最后一条短信。2004年元旦，徐鹏换了一张手机卡，他没有把新的号码告诉海月。
他依然是单身一人在北京飘泊，“女友”这两个字于他是那么遥远和陌生。在父老乡亲们关切的问询声里，28岁的他已是名副其实的大龄青年，而同辈、甚至是晚一辈的小伙子们大都娶妻生子了。2004年的春节假期里，每当他看到母亲抱着邻家小孩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恋恋不舍，他就深深感到对不起父母。他虽然不会刻意地同我的兄弟们比较结婚的早与晚，但他知道，儿女成家立业是父母很大的一个心愿。多年前，有一部电视剧叫“妈妈，为您找个好媳妇”，这部电视剧的名称真是说出了他的心里话。已经是正月初七了，村里许多在外地工作的人早已在几天前踏上了新一年的征程。
2003年10月29日，海月离开北京回成都。那时，他悲伤地认为他和她的故事已经进入尾声。在海月离开他的那些日子里，他写下了那篇怀念她的文章，在那篇文章的最后，他写到：在明天太阳重新照耀到你的时候，你又会开始新一天的忙碌。你也许好想倒下睡着，什么也不去想，但你在此时又怎能入眠；况且睡着了又如何，梦中可会出现那张你梦寐想见的脸？醒来时你的脸上可会有着未干的泪痕？经过一遍遍的倾诉，你还能向谁去倾诉，你还想向谁去倾诉？有时男人比女人更脆弱，更难做到抛却往事，面对现在与未来。他不知道更换一张手机卡能否帮他“抛却往事，面对现在与未来”，他甚至想到了离开单位，离开杭州，离开与那些“往事”相关的一切。
2003年11月底，在一位同事的婚宴上，徐鹏遇到了海月的小姐妹阿欣。阿欣问徐鹏，“你是不是把手机号换了？”“是的。你怎么知道的？”徐鹏有些好奇，海月离开北京后，他已经一个多月没同阿欣联系了。徐鹏问阿欣，“你打过我原来的那个手机号？”阿欣道，“是海月告诉我的。她说你没有把新号码告诉给她。”“哦。”徐鹏轻轻地答应了一声，不知说什么好。12月初，徐鹏恢复了当初和海月交往时的那个手机号码。在他的心底，有某种东西在软软地跳跃。他没有给海月打电话或是发短信，也依然没有同阿欣联系。徐鹏在国庆节过后就从单位的集体宿舍搬了出来，他和一位叫*的男生合租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是安徽人，大徐鹏一岁，曾在北京工作了五年，现在在杭州的一个科研所工作，也是单身。两个单身男人各住一间卧室，客厅里的那套沙发便成了他们“会谈”的地点。*经常上晚班，回来时多是深夜，而近来患上“失眠症”的徐鹏常常夜不能寐，两个人便不约而同坐到沙发上聊上一阵。他们甚是谈得来，很有那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出于文人的习惯，徐鹏称呼*为“赵兄”。
12月12日晚上，同许多个往常的晚上一样，徐鹏独自一人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借以打发这无聊得过剩的时光。这时他的手机响了，只是响了一声，那个打电话的人便挂断了。随即又响起了信息提示音，徐鹏连忙拿起手机，查看信息时他着实体会到了“惊喜”的感觉，那是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号码，是海月发来的！她说，“终于打通你的手机了！你怎么一直停机啊？”徐鹏给她回短信时手有些抖，“你这些天一直都在打我的手机吗？真是对不起！前两个月我换了一张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