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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２２０宿舍５名午阳籍复读生“同仇敌忾”，群殴过程中，１２０宿舍某男生头部被钢筋打出血。次日中午，１２０宿舍所在的高三理科８班出动２０多名男生围攻２２０宿舍，在曹超操率领下，本班２２１和２２２宿舍男生倾巢而出助战，双方均有学生受伤，所幸没有致残，曹超操抽断了一根皮带。此事后被校方压伏。高考后，本班有一男生考上北大，两男生考上人大，理８班有两男生考进清华，两男生考进北航，老乡会上觥筹交错，“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４日凌晨１点半，本班英语课老师、４５岁的辛芹女士在批改月考试卷时昏厥，两日不醒，医生诊断是营养不良和过度疲劳所至。
２０００年５月１日，黄又专和陈二红在沙河市银都大饭店举行婚礼他们已于此前半月自动退学，牛吃草校长和王文革副校长都拒绝了参加婚礼的邀请。
２０００年５月４日，杜里京远赴边区某省份，本宿舍所有男生在“薄记烩面”总店为杜里京饯行。杜里京后考上北京某名牌大学法学院。
２０００年５月５日，汪国庆正式提出和柳丝丝分手，柳丝丝在教室里大叫大闹，由于碰到赵波桌子的书，被赵波奚落为“泼妇婊子”。
２０００年５月１５日，本班男生曹括和高三文科二班女生毛丽外号毛驴被校方开除，“罪行”是“谈恋爱”和违背其他校规校纪。两天后，曹括的座位由河东县一高转来的复读生孔一季“接收”。
２０００年６月２日，赵波转回沙河市一高，后来考入上海某名牌大学。
２０００年６月１０日，本校教导主任鲁爱民安排本班５名同学顶替他人参加成人高考，其中有一名是我们２２２宿舍的男生。
２０００年６月中旬，复读生孔繁仁即老孔和张春红谈恋爱，轰动全班，高考迫在眉睫，老孔竟然“晚节不保”汪国庆语。后来张春红考上某师范学院，老孔落榜，再次成为复读生。
２０００年８月份，曹超操考入某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他在沙河市电视台为钟诚老师、鲁国庆老师、王文革副校长及其他任课老师点了一周的歌；老驴考入北京某名牌大学；张向阳考入本省某重点大学；汪国庆考入南方某重点师范大学；李道广和王家辉共同考入北京某大学，继续做校友；贾小宝进入重点录取分数线，但被某普通院校录取，后来选择了复读，继续和刘小芒灰蛋儿同班。
附录３：教育界的大事情
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４日，教育部制定的《面向２１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正式颁布。
１９９９年３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实行按需设岗、公开招聘、公平竞争、择优上岗及岗位津贴制度，津贴级别按岗位、职责和贡献确定。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取得突破。
１９９９年４月２日，“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批特聘教授受聘暨首届“长江学者成就奖”颁奖。
１９９９年５月８日，北京、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校师生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强烈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用导弹袭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野蛮暴行。
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５日至１８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４日，国家计委和教育部公布，今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原定招生规模２３０万人的基础上，再扩招３３．１万人。秋季，实际招生总数接近２７０万。
１９９９年８月，教育部作出决定，要求各地高度重视发展高中阶段教育事业，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要有步骤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日至４日，全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提出３年内实现高校后勤社会化目标，推进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教育部批准北京、安徽两省市的２９所普通高等学校在２０００年试行春季招生，试行两季招生是我国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探索。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４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检查义务教育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披露，义务教育经费仍然严重不足。
２０００年１月７日，教育部在京召开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工作电视会议，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切实转变教育观念，树立实施素质教育的思想，有关部门要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齐抓共管，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负担。同日，教育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首先把小学生的过重负担减下来。由此，“减负”工作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各地纷纷出台“减负”具体举措。
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９日，全国首次举行二次高考，普通高校春季招生考试在北京和安徽开考。
２０００年７月初，中办、国办发出通知，要求加强青少年学生活动场所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力争到“十五”末期，全国９０％以上的县市至少有一所青少年宫或活动中心等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同年１０月８日，由教育部牵头，３０多个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群众团体共同参与组建的全国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议成立。
２０００年７月４日，财政部、人事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出通知，要求从今年７月１日起，全国教师工资与公务员工资统一发放同步实行。这对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教师工资拖欠的老大难问题将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２０００年７月高考期间，湖南省嘉禾县、广东省电白县高考舞弊案被曝光。这两起高考舞弊案社会影响恶劣，涉案人员均受到严肃查处。
２０００年８月下旬，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教育部和财政部制定的《关于助学贷款管理的补充意见》。中央财政贴息的国家助学贷款由８个试点城市扩大到全国范围；简化申请助学贷款的条件；贷款经办银行由中国工商银行扩大到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５日，教育部召开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议，宣布从２００１年开始，用５到１０年时间，在全国中小学基本普及信息技术教育，全面实施“校校通”工程，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的现代化，努力实现基础教育跨越式的发展。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３１日，教育部在部分高校合并工作座谈会上宣布，通过合并调整，中国高校８年净减３２４所，高教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全面进展，高校合并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７日，教育部宣布，２０００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２２０万人，比上年实际录取数增长３４％，并明确提出，明年收费标准稳定在今年水平上。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６日，教育部首次向新闻媒体公布，高等学校“２１１工程”进展顺利，一期建设产生了一批标志性成果，二期建设计划启动。“２１１工程”是建国以来国家直接投资最大的高等教育项目，极大地提升了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
后 记
树上男爵答友人问：感谢高考
问：这部小说的基调不是积极向上的那种，这意味着你对高考制度有什么不满呢？
答：需要指出的是：我所说的高考，是指生活层面的高考，而不是制度层面的高考。
如果没有高考，我就不可能考上大学，我应该感谢高考给了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我国目前的高考制度有其不够完善之处，但没有高考制度的话，出身“草根阶层”的人们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社会的公平和进步也无从谈起。教育改革的成绩是不容抹煞的，我相信我国的高考制度会越来越趋于完善。
问：你为什么要写高考时期的生活呢？
答：求学、就业、婚姻是人生的几大主题，高考正是青少年争取生存资本的重要一步，这个时期发生的事情会决定他们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讲，高考就是孩子们当时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所以高考时期发生的事情会在他们成长过程中留下很深的烙印，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他们的性格和命运，作为“八九点钟的太阳”，他们的命运也会影响中国未来的命运。我也读过一些描写校园生活的作品，但俺发现许多人把中学生写得太简单了，他们或许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某些东西，比如性，但在我看来，文学是没有禁区的，尤其在一个开明的社会。
问：第一次读完了《高考凶猛》感觉很震惊，用震惊来描述自己的感觉，是因为它和我最初预期将要看到的东西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就好像你俯下身去嗅丁香紫色的花球结果却发现那些细小的花却长着牙齿，并且咬了你，或者说你期待着抱一下跑来的烂漫的小孩儿，结果却被他充满成人恶意地踢了你一脚。我就是这样期待着看到那些或灿烂或忧郁的高中生们的生活状态的优雅叙述，但故事里面的高中生及其教育者着实让我恶心了一把。我忍不住想，是什么造成了我这样的一脚踩空了的感觉，为什么被人们称做花季的少年在本书中却有这么阴暗的表现？
答：我所写的是只是一个普通中学的故事，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中学生；另外，“花季少年”身上既有灿烂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我们不能忽视后者。
问：读完这个作品，没有人能够无视小说里面的男孩子们勃发的性欲及其粗陋的表现形式，全然没有所谓朦胧而婉约的少年恋情，这样的表现和安排本身是不是过于残酷和丑恶了，你能不能给一个这样写的理由？
答：不少朋友都劝我注意这一点，总会有一些读者以为我是在打着反映现实的旗号展示刺激的卖点。我不否认青少年心里总会有一些美好的情感，小说兼电影大师希区柯克讲过一句话：人或许生来都是善良的，但这种善良往往经不起考验。与其惊叹文学作品中的残酷和丑陋现象，不如去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罪恶。《生活时报》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８日有一篇报道，《我国每年三万人沦为少年犯》，这个数字是惊人的，这意味着每年至少有三万件残酷而丑恶的事情发生，将有不只三万个家庭因此陷入悲哀和不幸。当然，我写这部小说不是为了探讨少年犯罪现象。话题好像扯远了。
问：那么，你想在小说中表达什么东西呢？
答：美国作家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书中主人公名叫霍尔顿，他为了寻求自由而逃离学校，而我这部小说里的主人公却为了自己的前途而尽力扫除高考过程中的一切障碍，甚至不惜赶班主任下台，他们幼小的心灵被功利和欲望占领，也充满了压抑与不安，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既打上了高考时期的烙印，也和教育体制、社会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在写作之前，我和许多刚刚走出中学校园的人聊天，像蒲松龄写《聊斋志异》一样收集故事，从而积累了一些素材。我写这部小说是为了记述中学生和老师两种角色之间对抗与妥协的过程，从而描绘青春时期中学生心态的浮躁与迷惘，展示应试教育环境中校园生活的单调与复杂。当然，我的概述或许不够全面，有时候一动笔，故事就不由自主地按其内在逻辑展开了。
问：你这部作品尽管时而让人唏嘘，时而让人忍俊不禁，但我没能看出尊敬和崇高。既然孩子们没能如同天使一样想问题，他们的纯洁就打了折扣，历史悠久的师道尊严在某种程度上也给打翻在地，而读了这篇作品我也忍不住要怀疑那尊严的来路是否可靠。所以整个的阅读过程我都觉得很迷惑，是谁对了？是谁错了？或者大家都错了？一切被拿来揶揄过后，在嬉笑怒骂的幽默之后，我为什么没有看出有关怀的意图，也找不到一个被暗示的立场呢？
答：孩子们不是天使，当然不会像天使一样想问题，从小时候懂事那天起，他们便不再纯洁了。你说“历史悠久的师道尊严在某种程度上也给打翻在地”，这话我不同意，我没这本事，我很尊敬老师，说到“师道尊严”被打翻在地，那是当年的红卫兵们干的事，话说回来，红卫兵也某种程度上是老师们教出来的吧。——我这部小说里只是写了几位素质不高的教师，并没有对整个教师群体有不恭之意。
我进行文学创作不是为了教导人，我没这心思，更没这能耐。上一代人想让下一代人树立良好的品质，仅靠说教是不行的。如果父辈们虚伪得要命，却又训导孩儿们诚信做人，这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代会看着前辈做事情的。
说到“关怀”、“崇高”、“立场”这些字眼，我很是惭愧，我还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葡萄牙作家佩索阿说过：“写作是对自身的正式访问”，我只是想通过这部小说对自己贫乏浮躁的青春时代作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