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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在后头乐。耳鬓厮磨的孩子们分不清高低贵贱，骑马的和被骑的都充满了兴致，大小子一边学着马跑，还一边摇头晃脑地唱着《颠倒歌》，那词儿好古怪，没有一句是真的：东西街，南北走，忽听门外人咬狗。
拿起门来开开手，拾起狗来打砖头，又被砖头咬了手！
天星听得十分开心，格格地乐：“你瞎说，砖头还能咬手？”
大小子又唱：骑了轿子抬了马，吹了鼓，打喇叭……
“博雅”宅的大门突然被擂鼓似地敲响了，这边正玩得高兴，没人答理。那门接着响，天星吼道：“干吗干吗！”
外边嚷上了：“是我，快开门哪！”
大小子住口不唱了：“噢，是我爸！”
二小子上前拉开了门闩，老侯风风火火地闯进来。趴在地上的大小子抬起头来，呼哧带喘地问：“爸，您怎么刚走不大会儿就回来了？”
“哼，作死吧你！”老侯瞟了一眼满脸泥汗的儿子，就急急地往里走，“太太，太太！”
韩太太正在上房里喝茶，听得声音不对头：“什么事儿？”
老侯气喘吁吁地跑上台阶，直奔上房：“太太，柜上出事儿了！”
“到底什么事儿？”韩太太手一哆嗦，茶碗摔成了两半儿！
“东西……丢了！”
“什么东西？”
“是……是那只镶着三克拉蓝宝石的戒指儿！”
“啊？！”韩太太大吃一惊，她记得，柜上的戒指虽然不少，但镶着蓝宝石的只有这么一只！“什么时候丢的？”
“不……不知道，”老侯哆哆嗦嗦地说，“今儿早上发现的，原来搁在尽西头的柜子里的，旁边挨着一副碧玺镯子，一只玛瑙鸣心项链坠儿，现在别的东西都在，就是那只蓝宝石戒指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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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查了账了吗？”
“查了，存货清册上记着呢，可是门市流水账上没有，卖是肯定没卖出去，我记得清清楚楚……”
“亏你记得清清楚楚！你倒是说呀，东西哪儿去了？”
上房里这么一嚷嚷，院子里的孩子们就都不敢言声儿了，正忙乎着拆洗棉衣裳的姑妈和侯嫂都惶惶地跑过来，听了这话，脸惊得发青！
“那什么……”侯嫂从后头扯着她男人的衣裳襟儿，“别这么毛毛糙糙的，那些伙汁，你都问过了吗？”
“问了，问了！”老侯不耐烦地甩开老婆，“都说不知道，要不，我能跑回来问太太吗？”
“问我？”韩太太把脸一沉，“我还得问你呢，你是干吗吃的？这么贵重的东西从眼皮子底下飞了，你是聋子、瞎子、傻子？”
“是啊，是啊，”老侯气急败坏地拍着自己的脑袋，“我糊涂了，疏忽了，这叫怎么个话儿说的……哎，好像昨儿早起来我扫了一眼，那戒指儿还在呢，晌午……晌午前儿您不是在那儿打麻将呢嘛……”
“打麻将怎么着？我还在那儿做买卖了呢！卖的东西，你不是都有账吗？”
“那倒是，我查了，昨儿那几位太太买了一只玉香炉、一副碧玉镯子、一挂欧泊珠子……可就怕保不齐……”
“什么‘保不齐’？人家都是有身份的人，冲我的面子才来的，凭你？连请都请不动！人家会借这机会偷东西？你一个爷们家嚼这样的老婆舌，屈赖好人，人家知道了能告你！”
“我……我没这么说呀！”老侯急得昏了头，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是怕人多手杂……”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韩太太火了，“我一去就人多手杂了？闹了半天你是多嫌我呀？”
姑妈急急白白地抢上前劝她：“天星他妈，甭这么咋咋唬唬地，老侯他不能够……”
“他不敢！太太，他不敢！”侯嫂吓得腿肚子转筋，两手拉着韩太太，“他决不敢……”
“他怎么不敢啊？这不是指着鼻子说我呢吗？合算这东西是我偷的！”韩太太嘴唇发白，手脚都在哆嗦，“闹了半天你是上家来抓贼追赃了？”
老侯吓坏了：“太太，太太……我哪儿有这样的心？东西是您的，奇珍斋是您的！”
“你还知道啊？”韩太太挣脱姑妈和侯嫂，伸手点着老侯的脸，“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东家啊？奇珍斋还没姓侯啊？前些日子，你绕着弯儿地鼓动我把奇珍斋‘倒’出去，你当我是傻子，听不出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眼瞅着我不上这个套儿，你又玩儿新鲜的，把一盆脏水往我身上泼，指着鼻子说我是贼！姓侯的，你拍拍良心想一想，韩子奇待你怎么样？你口口声声说给他当‘看家狗’，他一走，你这只狗就翻脸不认人了，瞅着我们娘儿几个好欺负啊？”
“主啊！”老侯面如死灰，脖筋乱颤，“太太，我凭着‘伊玛尼’起誓……”
“得了，你还有‘伊玛尼’？满嘴的仁义道德，肚子里狼心狗肺！见财起意，你太狠了，你！”
“太太，您说……那戒指儿是……是我昧起来了？”
“那谁知道？说书唱戏我也不是没听过贼喊捉贼的！”
老侯急得蹦高儿：“我是贼？我是贼？”
侯嫂扑通坐在地下，一把鼻涕一把泪，手拍得砖地啪啪响：“太太！您这可是屈了他呀，他可没把您搁错了地方啊！我们一家七口吃着您、喝着您，他再浑也不能带头偷您的东西啊……在您这儿住着，戒指儿能往哪儿藏啊……”
“那谁知道？”韩太太看他们夫妻俩的那种紧锣密鼓一唱一和的样儿，更觉可疑，“只要有这个心，哪儿不能藏？一只戒指儿又不用车拉船载的！”
“您翻！您翻！”老侯像疯了似的踉踉跄跄往南房跑，把箱子、柜子、包袱、被窝都往外扔，“您翻！您翻！”
侯家的三个小子两个丫头一直吓得不敢出声儿，这会儿一看炸了窝，哭着叫着去拦老侯：“爸！这是干吗？这是干吗？……”
“不过了，不过了！”老侯一边扔，一边直着嗓子嚷，“姓候的两袖清风，不背这样的黑锅！”
姑妈慌得丢了那一头儿，又来劝这一头儿：“老侯，不能这么信性儿地闹腾，有话慢慢儿地跟太太说，啊？”
“说？还说什么呀！我跟着韩先生十几年，不敢说功劳也有苦劳，账目上没出过了点儿差错，到头来谁能料到这一步？”老侯扔掉手里的东西，仰天长叹，“韩先生！老侯没有对不起您的地方！您可别怪我不等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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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咳，咳！”韩太太从里边追出来，“我可没说辞你！可你要走，我也不留你！可一样儿：账，咱得算清楚！”
“算吧，算吧！”老侯嗓子哑哑的，像在渗血，“戒指儿不管是谁偷的，我赔您！该多少钱，给多少钱，我姓侯的人穷志不短！现钱不够，咱落上账，我就是砸锅卖铁、当牛做马，这辈子也还您！”
侯嫂哭天抢地地扑到韩太太跟前：“太太，您开恩，您可怜可怜我们娘儿几个吧！没有您的阴凉儿，我们可怎么活啊！”
老侯愤愤地端了老婆一脚：“窝囊废，起来！走，咱走！”
五个孩子乱成一团，跺着脚：“不走，我们不走！”
老半天没人理会的天星泪汪汪地从藤萝架旁边跑到韩太太身边，拉着她的衣襟：“妈，不让哥哥姐姐走，我们还玩骑大马呢……”
韩太太抱起天星，脸贴着脸，“儿啊，妈盼着你长成个顶门立户的男子汉，看谁还敢欺负咱们！”
“走了！走了！”老侯哑哑地吼着，不知是招呼他的老婆孩子，还是在向天边的韩子奇告别，“走了……”
姑妈哆哆嗦嗦地拦着老侯：“不成，哪儿能这么样儿走了呢？说过闹过就算完了，店里的买卖还得指着你呢！”
韩太太冷冷地说：“大姐，您这是干什么？让他走，没有鸡子儿，咱还做不了槽子糕了？”
老侯终于走了，他把半辈子的积蓄、老婆结婚时候的首饰，都顶了债，并且留给韩太太一张未清部分的账单，离开了奇珍斋，一家七口搬出了“博雅”宅。韩太太消除了心中的隐患，出了一口恶气。当侯嫂向她跪地求饶的时候，当她看着那给天星当马骑的孩子哭着走出大门的时候，她未尝没动过恻隐之心，但是，说出去的话，她不能收回，她必须以杀一傲百的手段给剩下的伙计们看看，在奇珍斋，到底谁是主人！
但是，韩太太万万没有料到，老侯的离去，动摇了奇珍斋的根基，和老侯一起跟着韩子奇创业的伙计们，愤愤不平：连老侯这样为奇珍斋立过汗马功劳的元老、忠心耿耿的“看家狗”她都不能容，我们还等什么好果子吃？他们前脚送走了老侯，后脚就联名向韩太太提出要“出号”，撂挑子不干了！看看你这个卸磨杀驴的老板娘怎么办？靠拉拢几个娘们儿家打麻将能糊弄住奇珍斋？有本事你就自个儿使吧！
蓝宝石！一颗象征着慈爱、诚实、谨慎和德高望重的蓝宝石不翼而飞，从而毁了整个奇珍斋！
无情的大轰炸还在继续。伦敦上空浓重的冬雾和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祈祷并没能阻挡住柏林派来的飞贼，它们昼伏夜出，每天都给这座古城留下新的烙印。
又一个黎明到来了，荒凉如圆明园遗迹的街道旁，救火车在喷射水柱，抢险队员在挖掘瓦砾中残存的生命，双层公共汽车像摸索着前进的瞎子，在弹坑之间小心地绕行，每天的路线都在“随机应变”。千百名管子工弓着腰在抢修裸露着的煤气、自来水管道。产科医院的地下室里，接生婆犹如炮兵似的戴起钢盔，迎接刻不容缓要诞生在战争中的婴儿。地铁车站成了市民的避难所，夜夜都黑压压挤满了人，囚犯似的席地而卧。天一亮，各自卷着毛毯，提着装了牙刷牙膏的小包，去解决肚子问题。送牛奶的老头儿忠于职守，又赶着那匹幸而昨夜没被炸死的老马上路了。邮差也又出动了，对写信有着特殊的偏爱的英国人并不因为轰炸而少写一点儿，反而由于亲友的阻隔和圣诞的即将来临，而使邮件大大增加，许多邮差不得不携带了太太来帮忙，头一天当助手，第二天就独当一面了。
轰炸也无法阻止商品的流通，商店门口排起了长队，店员在清扫了门前的碎玻璃和残砖烂瓦之后，还得耐心地用劫后幸存的货物打发购货欲旺盛的顾客。许多人深为没有抢在十月一号开始征收“消费税”之前买足必备物品而惋惜，如今每购一物都要交货价三分之一的税，也只好拼命往前挤！闹市上冒出了许许多多的摊贩，卖那些在逃难时最有用的东西：电筒、电池、防毒面具。银匠也在街头服务，卖的不是银首饰而是“脖饰”：像狗牌儿似的，上面为顾客刻上姓名，现卖现刻，这种生意一时颇为兴隆，买者无非是为了自己一旦被炸死便于被亲属认领尸首！还有做不花本钱的生意的：能说会道的吉卜赛流浪女人给那些惶惶然不知何日归天的人们看手相，预卜在这场大难之中的凶吉。当然，还有乞丐，盲人音乐家激昂地拉着帕格尼尼的变奏曲《卡玛尼奥拉》，把这首在断头台上反暴政、争自由的名曲拉得悲悲切切，技巧是拙劣的，情感却是真挚的……
亨特家的那座哥特式尖顶的红砖瓦小楼在晨雾中苏醒了。连续几个月的轰炸，伦敦不知道被毁灭了多少建筑，死伤了多少人。汽车被震上房顶；炸弹把九层楼房一穿到底；压在房梁下的母亲强撑着身躯保护着怀中的婴儿等待援救，连续十几个小时背脊不曾弯曲；刚刚举行了婚礼的夫妇跨出教堂门便双双血肉横飞……这些新闻都已是平淡无奇的。而奇怪的倒是亨特家的这座百岁高龄的小楼竟然还没有轮上一颗炸弹，它只在无数次的哆嗦中甩掉了房顶的几块鳞甲，在饱经风霜的腰身上张开了几道裂纹，至今还挺立在东倒西歪的邻舍之间。奥立佛几次动员全家都到地铁车站去过夜，沙蒙·亨特却懒得去，他半开玩笑地说这座房子有“灵”，上次大战就没倒，这次也可能挺得过去，实则是他认为躲避是盲目的，有的人就是在东奔西逃时送了命，倒不如干脆“听天由命”。韩子奇也不肯走，这座房于里存着他从中国带来的珍贵收藏品。中国人习惯于把宝贝藏在身边，而不愿存入银行的保险柜，何况现在哪儿都不保险了。韩子奇要守着这些东西，他也不可能每天带着到地铁站去过夜，天明再搬回来。他更不能丢下这些比性命还宝贵的东西去“逃命”。最后的一致意见是把这些藏品，连同日用物品都搬到楼下的地下室去，大家夜晚都囚禁到地下，白天再出来放风。只有把希望寄托于命运了，如果炸弹不把楼基下的厚水泥板敲碎，就别无所求了。奥立佛以足够的耐心把地下室好好儿地布置了一番，弄了几张铁床，双层的，单层的——有人在做这种生意，把炸毁的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