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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必须立即揪出，立即打倒！我们几个“*/大革命”“先觉者”组成了“文化革命小队”，白天偷偷到群众中串联，找知情人调查了解校党委的“罪行”。这时的群众也正在“觉醒”，有一些教工、干部也开始怀疑党委，主动为我们提供材料。晚上我们就写大字报、刻钢板、油印传单。每当这个时候，我们中心就油然升起一种崇高的使命感，我们就“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就迸发出无比的智慧和力量，工作完全自觉自愿，无需领导，不用安排，谁适合什么自告奋勇，努力完成任务。我们有时集中力量，有时各自为战。一会儿以这个战斗队名字写揭发材料，一会儿又以那个群众团体名义写批判大字报，搞得党委领导也弄不清虚实。
此时的党委更像《十六条》所批评的“怕字当头”的领导，他们已不敢硬性管束群众，特别是学生。一、因为八届十一中全会居然有首都高校革命师生代表四十七人列席：二、因为毛主席在会上对派出工作组多次提出严厉批评，指责工作组“起了一个*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都干尽了坏事”……三、因为全会提出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之外，另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号召炮打这个司令部；四、因为他们害怕自己这级组织被划到《十六条》所指出的第四种类型的行列——这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此时他们又不知道运动究竟该怎么搞，只能亦步亦趋地磨蹭了。半个月里，他们做了两件大事：按《十六条》要求，成立了“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组织了“红卫兵”（后来称之为“官办红卫兵”）。这些红卫兵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破“四旧”、大立“四新”，也即所谓的“hongse恐怖”。
八月中下旬，各地的“官办红卫兵”开始分裂，分裂为“保守派（保皇派）”和“造反派（革命派）”。一般前者多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思想兵）”命名，后者多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主义兵）”命名。前者一开始思想就比较“保守”，完全服从所在单位领导的指挥。而后者的思想比较活跃、比较激进，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问题，他们就不听中央的一致说法，而坚持认为毛主席和*、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应该并列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领袖，马列的思想既然称为“主义”，那么自然而然地毛泽东思想也应该称为“主义”。
各个红卫兵组织都制定了严格缜密的《章程》：有核心领导（为单数），司令、副司令、常委）；设立各组织机构，如组织组、宣传组、接待组、联络组、动态组、专案组、调查组、材料组、后勤组等；还确定了“誓词”并写进了《章程》；再就是刻了一个和学校的钢印一样的公章。
谁说红卫兵运动是儿戏？是胡闹？他们的本意绝不是这样的。他们把自己的组织当作绝对的正规的严肃的革命队伍，是“无产阶级文化”的“大革命”运动的生力军，是捍卫毛主席、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铁血军、敢死队，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我敢说“运动”伊始没有一个红卫兵是心怀叵测，没有一个红卫兵想做民众的敌人、社会的祸害、历史的罪犯。
红卫兵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这是谁之过？这是因为什么？这是个值得每一个人去深思的问题，这是个要永远汲取的历史教训。
十一 “hongse恐怖” 天翻地覆亲痛煞（二）
我们的“八。一八兵团”正式成立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那天，召开了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这大会一方面是为了壮声势、造影响，更主要的是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战，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个迎头痛击。因而，兵团战士个个斗志昂扬、精神抖擞，四百多人在大操场上席地端坐，队形井然，横行竖列，如刀切线拉的一般，俨然一个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团。外院校造反派红卫兵不断开进操场，使得这支队伍更为壮观。
大会的第一项议程当然是全体起立，高唱《东方红》，然后依次是宣读《章程》、全体兵团战士宣誓、司令讲话、外院红卫兵组织代表讲话……其中来兴海“煽风”、“点火”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代表陈钢的讲话《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尤其激动人心，仿佛他就是中央派来的代表，传达着毛主席的指示，他的讲话不时被一阵阵掌声和口号声所打断。
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外院校来支持祝贺的红卫兵还在陆续到来。同时，医大官办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大队人马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操场。他们人多势众（总有三千多人），把我们围个水泄不通，同时架起四个大功率高音喇叭，播放《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革命歌曲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等毛主席语录。他们因我们这些“异化”分子的退出更加众志成城，他们群情激奋斗志昂扬地阻止外院校红卫兵进入操场，他们反复宣讲“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要包办代替……”一个个喊得口干舌燥。
此时，我们大会的发言已无法进行——我们没有广播器，在这种喧嚣的环境中任你是金嗓子、银嗓子，扯破了嗓子发出的声音也如同蚊子哼哼一个样了。我们是群情激愤、同仇敌忾地挥拳狂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领呼口号的战士一句“共产党万岁”的话声没落，林书梅立即接上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紧接这十几句“中国共产党万岁！”
在当时那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认为国际上很多共产党已蜕化为修正主义政党，真正坚持马列主义的政党只有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了，被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盏“明灯”。故而不可以笼统地喊“共产党万岁”，未必修正主义的共产党也万岁？这是政治性的错误！还有，“造反派”提到党中央必须冠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提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必须加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字样。因为他们认为党中央已分为两个了。
后来，两派对峙，对喊口号。绝大多数口号是相同的。然而，因为立场、观点的迥异，那相同的口号具有大不相同的内涵。
在当时，两派群众高举着同一面旗帜，都是以革命的名义，但是他们几乎无不互相视为敌人，甚至视对方组织为反动组织。试想，对立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上的人不是敌人，还能是什么？这也是那场“浩劫”所以空前绝后的混乱的原因之一。
从那天起，我和林书梅，正、副二司令，就开始带领这支队伍迈上了艰难的“文化”的“大革命”的旅途。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十一 “hongse恐怖” 天翻地覆亲痛煞（三）
“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刘少奇说他“不晓得”；*、周恩来等说他们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我们则更是“狗咬刺猬”——不知如何下口。怎么办？我们只有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怎么跟？只能是毛主席怎么指示，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怎么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如何说，就照猫画虎地去做。九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就组织兵团战士参加“海港大会战”（同码头工人一起装船卸货）；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掌握斗争大方向》，我们联合全市造反派红卫兵声讨兴海市最大“走资派”——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好秋收》，刚刚为抢救危重病人献了二百毫升血的我就带队下乡参加秋收，累得昏倒在田埂上；十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毛泽东思想必须认真地学，刻苦地学》，我们立即组织“讲用会”，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新高潮……事情千头万绪，问题成堆成串，我们每天像被鞭子抽打着的陀螺样不停地旋转，旋转……不过，斗争的大方向我们是时刻不会忘记的——我们念念不忘“把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睛一直盯着基层单位最大的权力机关、最高的领导者。全中国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几乎都如出一辙地“压制了群众”、“打击了革命派”，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白色恐怖”，因而也就几乎毫无例外地受到了冲击。因此，神州大地到处硝烟弥漫。此时大多数群众、干部还是保党委的，“造反派”想了解、落实一个问题常常是很不容易的。有时我们院内校外连跑几天，都拿不到一份儿可以写张有“分量的”大字报的材料。所以，在当时，我们的身体和精神的负荷都是空前的、超限的。但我们毫无怨言，也无半点儿懈怠。那时候我们真是将个人的一切都置之度外了。别的不论，单说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一事，即可见一斑。当时，有哪一个红卫兵，有哪一个中国人不想见见毛主席？那是怎样的荣耀，怎样的骄傲，怎样的幸福的一件事啊！人们会握住跟毛主席握过手的人的手，又哭、又笑、又蹦、又跳，那心是痴迷的，那情是疯狂的。我何尝不是？林书梅又何尝不是？还有许多同学也何尝不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和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两次接见红卫兵后，全国各地红卫兵纷纷到地方党委请愿，他们得不到答复就坐在机关门外不走，即所谓的静坐。于是九月五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文化革命运动的通知》。于是各地红卫兵相继进京。开始还有组织、有计划、分期分批，后来管束不住了，谁有本事挤上火车谁就去了。实际上，当时进京也并非是件很享受的事情，当然除了见毛主席满足夙愿这一层。车厢里拥塞、燥热、憋闷、烦渴、饥饿、疲劳、困倦、空气污浊的感觉好受吗？装在沙丁鱼罐头里的沙丁鱼好受吗？听说有年纪小的红卫兵就死在了路途中。然而，他们以最大的毅力忍耐着，他们的觉悟还是很高的，他们真的是想去见毛主席和参观首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然，游山玩水的也不是绝无仅有。不过，到后来，全国大串联开始，确实有很多红卫兵借“革命”之名，行“游山玩水”之实了。他们既辜负了毛主席的期望，也冤枉铁道部门承担巨大压力腾出列车、疏通道路和各级地方组织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接待了。至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毛主席最后一次检阅红卫兵，前后八次共接见红卫兵和师生一千一百万之多！ 而我和林书梅等几名同学因为忙于学校的“运动”，始终未能脱开身去见一见毛主席，更勿说到哪里去玩一玩了。这件事是我们终生的遗憾。啊，不，不是“遗憾”，而是懊恼和悔恨——早知我们积极投身运动的结果是如此这般，当初何不周游中国，悠哉、快哉，而且可能减少了许多错误。唉，知道尿床，谁还睡觉？
林书梅，你说得太对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真是不值，太不值啦！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十一 “hongse恐怖” 天翻地覆亲痛煞（四）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林/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十月二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期社论更明确地说：“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用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并发出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从此，“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新的篇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月六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有北京市和全国各地来京的十万人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张春桥在会上宣读了军委、总政治部根据*副统帅提议发出的紧急指示，这份经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修改、毛主席审定批准的文件中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同时，党中央还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并加评语要求全党“坚决贯彻执行”。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