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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引《琵琶记》的故事，来说明戏剧在总体上对于中国大众道德的影响。作为这类故事的一个代表作，它是一个直接宣扬家庭的节孝，从而赢得了大众喜好的故事。它的杰出并不意味着它遵守了现代意识上的戏剧观念，如一致性等等，它包含42出，情节延续数年。它没有像《牡丹亭》那样的绚丽想象，没有《西厢记》那样优美的曲同，也没有《长生殿》那样的强烈感情。但《琵琶记》仍以自己宣扬家庭恩爱忠贞而取胜，从而在中国人的心灵里找到了温暖的地位，它的影响是十分典型的。
故事讲汉代有位聪明的学者叫蔡伯喈，由于双亲年事已高，因而抛却了仕途的打算，安心居家侍奉父母。他刚刚娶亲，妻子叫赵五娘。戏开始于他们的一次家宴，场景是春季的庭院。当时正值皇帝张榜科举，地方官吏把蔡伯哈的名字报了上去。这意味着要远赴京城，并且一去多年，忠孝难以双全，爱情也要经受磨难。他父亲出于一种自我牺牲精神，鼓励儿子前去赶考，而他母亲则出于人之常情，拼命反对。最后，蔡伯喈还是不得已把双亲托付给新婚妻子和一位叫张太公的好友，自己上了路。
蔡伯喈考试获得了成功，成了状元，麻烦也接踵而至：牛丞相有个漂亮聪慧的独生女儿，视若掌上明珠。蔡伯喈被迫入赘牛府，面对新婚之夜的良辰美景，他想了起赵五娘。牛小姐得知此事，准备与父亲商议让他回乡省亲，但牛丞相十分恼怒，毫无商量余地。
与此同时，赵五娘那儿的情形却是每况愈下。全家靠赵五娘帮人做针线活维生，不幸又发生了一场大饥荒。幸好有义仓赈济，赵五娘也得到了一份救济粮，然而却在半路上被人抢走。赵五娘痛不欲生，想投井自尽，但想到家中二老在她死后会失去依靠，因而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她到蔡伯喈的朋友张太公那儿借了一把米回来给两位老人做饭，而她自己只能在暗地里用糟糠充饥。剧情发展到了人所公认的感人之处：出现她的一段独唱，把丈夫喻为米，自己比作糠，米糠分离，夫妻两地。
不久两位老人得知此事，颇为以前因饭食差而恼怒等感到惭愧，并求媳妇原谅。过了一段时间，蔡母病逝，蔡父也卧床不起。赵五娘侍奉老人，直至他离开人世。然后她剪下自己的头发卖钱以筹措丧葬之资。在她的好朋友张太公的帮助下，她亲手为蔡父挖土筑坟。由于劳累和饥饿，她昏倒在坟墓旁，梦见土地神怜悯她，派白猴、黑虎两个精灵前来帮忙。她醒来时惊喜地发现坟墓已经筑成，她将此事告诉了张太公。
张太公于是劝她去京寻夫。她妆扮成尼姑，自描了一幅丈夫的画像，身背一把琵琶，沿路乞讨，往京城走去。历经千辛万苦，最后终于到达洛阳城。正好碰到一次佛教盛典，于是她便走到庙字前，把丈夫的画像挂了出来。正好作为新郎的蔡伯喈来寺庙求佛保佑父母，认出自己的画像，便把它带了回去。第二天，赵五娘以乞求施舍的尼姑身份出现在牛府，不久便为牛小姐接受。牛小姐还巧妙地同赵五娘一起试探了丈夫，于是他们重新得到了团圆。故事结束时，他们全家得到了皇帝的“一门旌奖”，两妻共事一夫。
这里包含了中国大众戏剧的全部要素。故事所宣传的崇高品质使该剧在中国大为流行，正像英国的读者关心社会事件一样。故事中有科举，而科学是中国一切故事里人物命运的转折点。另外，故事还展现了一位贤妻良妇，两位需要照顾的老人，一位患难之交——真正的朋友，一位不对情敌产生妒意的夫人，还有一个热衷于权势的高官。这就是灌输给中国大众的中国戏剧要索。《东行之路》（Way Down East）和《在山上》（Over the Hill）两片在中国大受欢迎，正是基于这些因素。这也表明中华民族是个多愁善感的民族，他们常常会为一个感伤的情节一掬同情之泪。
小说
从前，中国的小说家们总是害怕别人知道自己会堕落到去写小说的地步。试以较为晚近的作品《野叟曝言》为例，该书的作者是18世纪的夏二铭，他能够写出较有独创性的文章和优秀的诗篇，还写过不少游记、传记等等，就像所有的正统文人那样。这些作品都收在《浣玉轩集》，但他也写了《野叟曝言》，这一点可以由收在集子里的诗文来证实。然而1890年秋，他的一位孝顺的曾孙为使夏名垂千古而重印《浣玉轩集》时，却不敢或者不愿，不管怎样终究没有把这部小说、这部无可辩驳的最佳作品列入文集。就连确认《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这件工作也只是到了1917年才由胡适博士完成。曹至此才被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白话散文家——至少是最伟大的白话散文家之一。我们至今不知道《金瓶梅》的真正作者是谁，也搞不清楚《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施耐庵，还是罗贯中。
《红楼梦》的起首与收场，代表了这种对待小说的典型态度。有个道人发现一块巨石，上面刻着一个故事。这块巨石是女娲补天时仅剩的一块。蜗皇氏当时只用了36500块巨石去补天上那个由“奥林匹亚”巨人恶战所造成的大洞。此石高12丈，宽24丈。道人将这个故事从石头上抄了下来，后来，故事到了曹雪芹手中。他修改了10年，五易其稿，分出章回，并题一首五言绝句：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故事结束时，一场最为深刻、最富有悲剧意味的人生活剧正在演出。主人公遁入空门，他那个曾给他带来聪慧、使他堪以承爱情所带来的痛苦的灵性，又回到了几千年前女蜗补天未用之石那里。这时，那位道人又出现了。据说这位道人又将这个增加了许多话头的故事抄录下来，并在某一夭来到作者的书房，示看抄本，并问作者何以认得贾雨村，曹雪芹笑道：“既是假语村言，但无鲁鱼亥豕以及背谬矛盾之处，乐得与二三同志，酒余饭饱，雨夕灯窗之下，同消寂寞。……似你这样寻根究底，便是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了。”这位道人听了之后仰天大笑，随即把抄本掷在桌上，飘然而去。边走边说：“果然是敷衍荒唐！不但作者不知，并阅者也不知，不过游戏笔墨，陶情适性而已！”据说后人看到这本传奇之后，曾在上面题了四句诗：
〖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
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
但这些荒唐之言却是那么悲伤感人，真是一个绝妙的故事。由于这种文学是为快乐和自娱而作，它的创作便纯粹出于一种真正的创作冲动，而非出于对名利的喜好。又由于它被排斥在正统文学圈子之外，故而可以不受那些经典的传统标准的影响。但是，小说创作非但不能为作者带来金钱和荣誉，反而会危及他的人身安全。
在《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故乡江阴①，至今流传着一个故事，讲作者如何摆脱《水浒传》的创作所带来的危险。据说施耐庵有先见之明，他写了这部小说之后，就退居乡村。拒绝为明朝服务。一天，皇帝与刘伯温同来江阴。刘伯温曾是施耐庵的同窗，那时是皇帝的左膀右臂。刘伯温在施的桌子上看到了这部小说稿，发现了他超人的天才，于是暗起谋害之心。时值新朝代江山未尝坐稳之际，而施耐庵的小说却宣扬四海之内皆兄弟，包括盗贼在内，这显然是极危险的思想。因此有一天，刘伯温据此奏明天子，宣召施耐庵进京受训。圣旨到达之际，施耐庵才发现手稿被盗，方知死期将至，于是从一位朋友那儿借来五百两银子去贿赂船工，要他尽量在船上拖延时间，推迟到京的日期。因此在去南京的途中，他迅速写了一部奇幻的神怪小说《封神榜》（该书作者实则何人，至今不详），以使皇帝相信他的疯癫。在疯癫的遮掩下，他得以死里逃生。
『①江阴（Kiangyin），原文如此。』
小说就这样潜滋暗长着，像路边的野花，只能对孤独的路人投以一瞥，以朔取悦。它就像野花引人注目地生长在顽石绝隙之中，没有人培植。它给予，但并不期望回报。它依靠的只是一种纯粹的内在创作冲动。有时，这种花要隔上四分之一个世纪才开放一次，但这是何其芬芳的花朵啊！它的开放看起来恰好证明了它存在的合理性，它耗尽生命之血尽情开放，然后凋谢。一切优秀的故事和小说都是这样起源的。塞万提斯和薄伽丘写小说，也都是出于纯粹的创作快感。金钱与创作没有必然联系。即使是现代，有了版税版权的保障，金钱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的。再多的金钱也无法使一个不具创造能力的心灵讲出一个动听的故事来。安逸的生活为人们的创作提供了条件，却并非决定性的条件。安逸生活本身不会创造出任何东西。金钱把查理·狄更斯送上了去美国的旅途，但金钱无法制造出《大卫·科彼菲尔》。我们的故事巨匠，像笛福、菲尔丁和施耐庵、曹雪芹，他们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们有个故事要讲，是因为他们生来就是讲故事的人。造化把曹雪芹先生放在一个豪奢之家，厩而又使他穷愁潦倒，晚年变成了一个困苦的儒生，生活在一个破败的茅舍之中。于是他就能像一个刚从梦中醒来的人那样，把梦中的故事回忆起来。他在自己的想象中再现了这个梦境之后，便感到要迫不及待地把它落在纸上，我们随即称之为“文学”。
笔者认为，《红楼梦》无愧为世界名著。它的人物刻画，它深切而丰富的人性，它炉火纯青的风格，使它当之无愧。它的人物生动形象使我们感到比自己生活中的朋友还要真实，还要熟悉。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我们能一一加以分辨。总之，优秀小说该具备的它都具备：
它有惊人瑰丽的中国式亭台楼阁，有一个庞大的官宦之家，四个小姐和一个公子，他们正在长大成｜人。还有一些漂亮的、年龄相仿的表姐妹，过着善意的椰榆戏谑的快乐生活。一群十分迷人而聪明的婢女，有的工于心计，有的急躁真诚，有的则悄悄地爱上了自己的主人。一些仆人的妻子不忠实，常常牵涉进家庭中发生的小小嫉妒和流言之中。一位老爷常年出门在外为官，两三个媳妇把家政家务管理得井然有序，其中最能干、最有天赋、最饶舌、最受人爱戴的，是凤姐，但她却根本目不识丁。主人公宝玉正值青春年少，十分聪明，却又总喜欢钻在脂粉堆里，正如书中所言，是被仙界遣送下凡历劫，以参透情缘便是魔障的幻境，他像中国所有大家庭中独嗣子那样，颇受祖母这个家庭权威的过分宠爱，但他又极为害怕父亲，十分受堂、表姐妹们的喜欢。几个蝉女照顾着宝玉的衣食住行，甚至还通宵守护照看他的睡觉。他爱着表妹黛玉——这个寄居在大家庭里的孤儿，害着肺病，靠喝燕窝汤度日。她的美貌和诗才都使别人大为逊色，但她却太聪明了一点，以至不能像那些比她傻的人们一样过幸福的生活。她用少女的纯真和激｜情，热烈地爱着宝玉。另一位是表姐宝钗，也爱着宝玉，但性情更为爽直，头脑更为实际，被长辈视为更合格些的妻子。最后的一次欺骗行为是：几位夫人在宝黛两人全无知晓的情况下，筹办了主玉与宝钗的婚礼。黛玉直到婚礼举行前夕才得知此事，这个消息使她歇斯底里地狂笑一阵之后就香消玉陨了。宝玉则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婚礼举行的那个夜晚，才发现父母的骗局。于是他变得半痴半呆，魂不守舍，最后遁入空门。
所有这些事件都发生在一个大家庭兴衰的过程之中，在故事的最后三分之一部分里，家庭的灾难接二连三地发生，使人大为惊讶，就像埃德加·爱伦·坡的小说《厄舍古屋的倒塌》所描绘的那样。它快乐的全盛期已经过去，倾家荡产的气氛四处弥散。我们听到的不复为中秋月下酒宴上的欢笑声，而是寂静庭院中怨鬼的哭声，漂亮的姑娘都已长大成｜人，并嫁到不同的人家，命运也各不相同。宝玉的贴身婢女们都被遣发殆尽，各自嫁人去了，其中最为忠实的晴雯，带着贞洁和真诚归西。幻境消逝了。
如果像中国的有些批评家所说的那样，《红楼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