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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蚱蜢或一块墨、一支毛笔。我们看到鸳鸯，它们总是出双人对，生活在婚后的幸福之中，这时，我们常常会把思想转到妇人的爱情之上。我们看到一块墨、一枝笔，我们就会想到安静书斋中的文人学士。于是，那些绿色、蓝色和金黄｜色的小动物是蚱蜢、蟋蟀和鸳鸯；这就是这个世俗生活中，我们胆敢梦想的最大幸福。我们有时也画风景，画家庭生活的乐趣，因为这是中国绘画的两个永恒主题。
龙是中国最为荣耀的动物，是皇帝的象征，享有最好的一切。它在中国艺术中通常是供装饰之用的，部分的原因是由于它缠绕的躯体包含了一种完美的韵律，集美和力于一身。龙作为装饰物，有其深刻的含义，并且具有漂亮的、总是可以用来打破单调性的爪子、双角和胡须。否则，我敢说，我们也可以用蛇来作装饰。龙代表着来生来世，代表着我们先前提到的“逸”的原则，代表着伟大的道教智慧，因为它常常藏身于云雾之间，偶而才露其全貌。这也是伟大的中国人的做法。中国人具有完美的智慧和力量，却常常藏而不露。它可以栖身泥淖，也可以飞入云端。它在泥淖之中，我们无法见其全貌，但当它上升之时，将震惊整个世界，就像诸葛亮那样。中国的洪水爆发，总是由于龙的运动而引起的。有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直冲天字，腾云驾雾，夹杂着鸣雷闪电，掀翻屋顶，把古老的柏树杨树连根拔起。我们怎能不对龙这个力量与智慧的化身产生崇敬之情呢？
然而，龙也不是纯粹神话中或远古时代的东西。对中国人来说，山川河流都是有生命的。在许多起伏的山脊上，我们看到了龙的脊背；当山脉逐渐下降，与平原或大海合为一体之时，我们便看到了龙的尾巴。这就是中国的泛神论和中国泥土占卜的基础。因此，尽管泥土占卜是迷信，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它却具有巨大的精神上的和建筑学上的价值。相信这种迷信的人认为，只要把祖家的坟墓放在风水好的地方，从高山上俯视下面的龙山、狮山，就可以使子孙万代交上好运，兴旺发达。如果坟址和风水的确独特，比方说有五龙五虎向祖宗坟墓表示敬意，那么他的子孙里就会出现一个开国帝王，或者至少一个丞相，这一点几乎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这种迷信的基础是对自然风景泛神论般的喜爱与欣赏，泥土占卜提高了我们对美的观察力。于是，我们便力图在山脉的线条中，在总的地貌中，看到我们曾经在动物身上发现的相同的气韵，我们的观察之所至，看到的自然都是活生生的。它那富有韵律的线条东西连绵，并聚集到某一点。而且，我们所看到的山川和总地貌的美，并不是静止的、匀称的美，而是动态的美。一个弧形受到欣赏，原因主要不在于它是个弧形，而在于它具有一个运动的姿态。一个双曲线要比一个封闭的圆更受人们的欣赏。
由此可见，从广义上讲，中国泥土占卜术的美学与中国建筑学关系极大。它迫使人们去选择建筑物周围适当的环境和风景。我有一位朋友，他们的祖坟旁边有一个小池塘。这个小池塘被认为是吉利的，因为人们把它看作龙的眼睛。当池水干枯之时，也正是这个家庭破财倒运之日。事实上，这个池塘处在坟墓之下。它的一面与坟墓有一段距离。从美学的角度而言，这个小池塘是。坟墓总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用一种美妙的方式将池塘与坟墓对称起来，就像绘画中的画龙点睛一样，使画面栩栩如生。尽管这是迷信，并且家庭之间的世仇和家族之间的争斗往往也由此而引起，比如有人在别人的祖坟旁兴建了一个建筑物，从而阻断了别人的风水，破坏了租坟或宗柯前完美的视野和韵律；或者是挖了沟渠，破坏了龙颈，从而破灭了这个家庭发迹的一切希望——尽管如此迷信，我还是在执著地想，泥土占卜学是否更多地丰富了我们的美学生活，而较少地妨碍我们对地质学的研究。
中国建筑最大、最重要的要求，是要与自然保持和谐。从某种意义上讲，镶嵌宝石的框子比宝石更重要。建筑本身可以是完美的，但如果它与周围的风景不协调，就会使我们有一种不愉快的感受，觉得这个建筑在自作聪明，自我表白。我们觉得和谐被破坏了，因而称之为不得体。最佳的建筑总与周围融成一体，成为其组成部分之一。这条原则被用来指导中国建筑的一切造型。从驼峰状拱起的小桥到宝塔、庙字和池塘边的小亭子，无一例外，建筑物的线条应该是平滑而又不突兀的。其屋顶应该静静地半掩半现在树荫之下，柔软的枝条仿佛还在轻轻地抚摸着它的眉梢。中国的屋顶并不大张声势，也不用自己的手指指向苍天。它只是面对着苍天，无声地表白着自己平和的心迹，谦逊地鞠着躬。它是我们人类居住处所的标志。它保护着我们的居住地，从而也暗示着自己是多么庄重有礼。所以，我们总是记着，在一切房屋之上安装屋顶，不允许它们像现代混凝土房顶那样不知羞耻地裸露着自身，并且一刻不停地瞅着天空。
最好的建筑是这样的：我们居住其中，却感觉不到自然在哪里终了，艺术在哪里开始。因此，色彩的使用就是十分重要的了。中国寺庙中赤褐色的院墙与旁边紫色的山坡十分和谐，而它那被刷成绿色、普鲁士蓝、紫色或金黄｜色的屋顶，则与秋天的红叶和蔚蓝的天空交相辉映，给予我们一个和谐的整体。我们站着，远远地看去，叹之为美。
第九章 人生的艺术
人生的乐趣
我们只有知道一个国家人民主活的乐趣，才会真正了解这个国家，正如我们只有知道一个人怎样利用闲暇时光，才会真正了解这个人一样。只有当一个人歇下他手头不得不于的事情，开始做他所喜欢做的事情时，他的个性才会显露出来。只有当社会与公务的压力消失，金钱、名誉和野心的刺激离去，精神可以随心所欲地游荡之时，我们才会看到一个内在的人，看到他真正的自我。生活是艰辛的，政治是肮脏的，商业是卑鄙的。因而，通过一个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去判断一个人，通常是不公平的。我发现我们有不少政治上的恶棍在其他方面却是十分可爱的人，许许多多无能而又夸夸其谈的大学校长在家里却是绝顶的好人。同理，我认为玩耍时的中国人要比于正经事情时的中国人可爱得多。中国人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在社会上是幼稚的，但他们在闲暇时却是最聪明最理智的，他们有着如此之多的闲暇和悠闲的乐趣，这有关他们生活的一章，就是为愿意接近他们并与之共同生活的读者而作的。这里，中国人才是真正的自己，并且发挥得最好，因为只有在生活上他们才会显示出自己最佳的性格——亲切、友好与温和。
既然有了足够的闲暇，中国人有什么不能做呢？他们食蟹、品茗、尝泉、唱戏、放风筝、踢毽子、比草的长势、糊纸盒、猜谜、搓麻将、赌博、典当衣物、煨人参、看斗鸡、逗小孩、浇花、种菜、嫁接果树、弈棋、沐浴、闲聊、蓄鸟、午睡、大吃二喝、行酒令、看手相、谈狐狸精、听戏、敲锣打鼓、吹笛、练书法、嚼鸭腕、腌萝卜、转胡桃、放鹰、喂鸽子、与裁缝吵架、去朝圣、拜访寺庙、观山、看赛舟、斗牛、服春药、抽鸦片、闲荡街头、看飞机、骂日本人、围观白人、感到纳闷儿、批评政治家、念佛、练深呼吸、举行佛教聚会、请教算命先生、捉蟋蟀、嗑瓜子、赌月饼、办灯会、焚净香、吃面条、养瓶花、送礼祝寿、互相磕头、生孩子、睡大觉。
这是因为中国人总是那么亲切、和蔼、活泼、愉快，那么富有情趣，又是那么会玩儿。尽管现代中国受过教育的人们总是脾气很坏，悲观厌世，失去了一切价值观念，但大多数人还是保持着亲切、和蔼、活泼、愉快的性格，少数人还保持着自己的情趣和玩耍的技巧。这也是自然的，因为情趣来自传统。人们被教会欣赏美的事物，不是通过书本，而是通过社会实例，通过在富有高尚情趣的社会里的生活。工业时代人们的精神无论如何是丑陋的，而某些中国人的精神——他们把自己的社会传统中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抛弃掉，而疯狂地去追求西方的东西，可自己又不具备西方的传统，他们的精神更为丑陋。在全上海所有富豪人家的园林住宅中，只有一家是真正的中国式园林，却为一个犹太人所拥有。所有的中国人都醉心于什么网球场、几何状的花床、整齐的栅栏，修剪成圆形或圆锥形的树木，以及按英语字母模样栽培的花草。上海不是中国，但上海却是现代中国往何处去的不祥之兆。它在我们嘴里留下了一股又昔又涩的味道，就像中国人用猪油做的西式奶油糕点那样。它刺激了我们的神经，就像中国的乐队在送葬行列中大奏其“前进，基督的士兵们”一样。传统和趣味需要时间来互相适应。
古代的中国人是有他们自己的情趣的。我们可以从漂亮的古籍装帧、精美的信笺、古老的瓷器、杰出的绘画和一切未受现代影响的古玩中看到这些情趣的痕迹。人们在抚玩着漂亮的旧书、欣赏着文人的信笺时，不可能看不到古代的中国人对优雅、和谐和悦目色彩的鉴赏力。仅在二三十年之前，男人尚穿着鸭蛋青的长袍，女人穿紫红色的衣裳，那时的双绪也是真正的双绉，上好的红色印泥尚有市场。而现在整个丝绸工业部在最近宣告倒闭，因为人造丝是如此便宜，如此便于洗涤，32元钱一盎司的红色印泥也没有了市场，因为它已被橡皮图章的紫色印油所取代。
古代的亲切和蔼在中国人的小品文中得到了极好的反映。小品文是中国人精神的产物，闲暇生活的乐趣是其永恒的主题。小品文的题材包括品茗的艺术，图章的刻制及其工艺和石质的欣赏，盆花的栽培，还有如何照料兰草，泛舟湖上，攀登名山，拜谒古代美人的坟墓，月下赋诗，以及在高山上欣赏暴风雨——其风格总是那么悠闲、亲切而文雅，其诚挚谦逊犹如与密友在炉边交谈，其形散神聚犹如隐士的衣着，其笔锋犀利而笔调柔和，犹如陈年老酒。文章通篇都洋溢着这样一个人的精神：他对宇宙万物和自己都十分满意；他财产不多，情感却不少；他有自己的情趣，富有生活的经验和世俗的智慧，却又非常幼稚；他有满腔激｜情，而表面上又对外部世界无动于衷；他有一种愤世嫉俗般的满足，一种明智的无为；他热爱简朴而舒适的物质生活。这种温和的精神在《水浒传》的序言里表述得最为明显，这篇序文伪托给该书作者，实乃17世纪一位批评家金圣叹所作。这篇序文在风格和内容上都是中国小品文的最佳典范，读起来像是一篇专论“悠闲安逸”的文章。使人感到惊讶的是，这篇文章竟被用作小说的序言。
在中国，人们对一切艺术的艺术，即生活的艺术，懂得很多。一个较为年轻的文明国家可能会致力于进步，然而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度，自然在人生的历程上见多识广，她所感兴趣的只是如何过好生活。就中国而言，由于有了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把人当作一切事物的中心，把人类幸福当作一切知识的终结，于是，强调生活的艺术就是更为自然的事情了。但即使没有人文主义，一个古老的文明也一定会有一个不同的价值尺度，只有它才知道什么是“持久的生活乐趣”，这就是那些感官上的东西，比如饮食、房屋、花园、女人和友谊。这就是生活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像巴黎和维也纳这样古老的城市有良好的厨师、上等的酒、漂亮的女人和美妙的音乐。人类的智慧发展到某个阶段之后便感到无路可走了，于是便不愿意再去研究什么问题，而是像奥玛。开阳那样沉洒于世俗生活的乐趣之中了。于是，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它不知道怎样像中国人那样吃，如何像他们那样享受生活，那末，在我们眼里，这个民族一定是粗野的，不文明的。
在李笠翁（17世纪）的著作中，有一个重要部分专门研究生活的乐趣，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从住宅与庭园、屋内装饰、界壁分隔到妇女的梳妆、美容、施粉黛、烹调的艺术和美食的导引，富人穷人寻求乐趣的方法，一年四季消愁解闷的途径，性生活的节制，疾病的防治，最后是从感觉上把药物分成三类：“本性酷好之药”、“其人急需之药”和“一生钟爱之药”。这一章包含了比医科大学的药学课程更多的用药知识。这个享乐主义的戏剧家和伟大的喜剧诗人，写出了自己心中之言。我们在这里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他对生活艺术的透彻见解，这也是中国精神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