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炙奈ㄒ荒勘晔恰按莼俳槭保蛭槭欠慈盏模」芩彩欠垂驳摹Ｎ抑啦痪萌毡揪突岱⑾炙按虻埂苯槭蛭槭坏欠慈盏模故乔坠驳摹�
然而，这场高级喜剧正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和外交官员中上演的同时——这场戏我们今后还会看到——中国人民正处在一种举国失望乃至发狂的可怕氛围之中。第一线希望1935年夏天才来到，日军宣布要摧垮蒋介石。对那时也正处于绝望的深渊的我来说，无疑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此时日本在中国的军国主义者们狂妄之至，驻南京的日本大使馆武官公开扬言，他奉命出使的这个友好政府的首脑应该被推翻。此后，华北日军的权威人士多次发表公开谈话，他们喜欢在报纸上露面，并极为坦率地向记者阐明日本的企图。这些言论有两个效果，却都令人震惊：首先，蒋介石也是一个人，有着常人共有的七情六欲。他尤其是一个天生的、勇敢的、战斗到底的勇士。日本公开挑明的敌意惹恼了他，就像波斯猫的毛被逆向搓抚了一样；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效果是，日本对蒋介石的指责，反而立即为蒋开脱罪责了，在中国人民眼里蒋介石不再有亲日的嫌疑了。中国人民开始把他当作民族领袖而聚集在他周围，这种事情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为实现各自的目的，斗争了那么长时间，这使中国人本能地意识到，凡是日本人说是有益于中国的必定有害于中国；反之，凡是日本人说是有害于中国的，必定有益于中国。因此，当日本人宣布视蒋介石为中国人民的敌人时，中国人就感到他肯定是自己的救星。简而言之，如果日本认为蒋是坏人，这就证明他是个好人。如果他不是为中国做事，日本人就不会企图“打垮”他。1935年夏天，几个有影响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这些声明，使中国人民深信蒋介石正在准备抵抗，只不过是他不能讲出来罢了。以往曾经非难和指责蒋介石的人也开始改变了他们对他的看法，齐心协力支持他。
追溯到这之前的一年——1934年夏天，笔者在枯岭写本书时，就听到了蒋要准备武装抗日的传言，心中不免产生许多疑窦。枯岭附近的庐山，那个时候，有一个夏季军事训练团，从全国各地召来的军官在这里接受总司令亲自指导的政治训练，整个夏天，总司令每天都接连几个小时地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大讲特讲抵抗的必要性，装备条件的悬殊，以及民族自己的准备。所有的官员都心悦诚服地回到自己的地方军队里。不过，他们对自己的直接上司的忠诚也减少了。然而，除了这些军训团里的讲话之外——这些讲话通常都是保密的，我没有看到任何打算抵抗的具体迹象，给我的印象是总司令极其狡猾。他在日本问题上也是爱国的，这一点他竭力在我和中华民族面前掩饰。日本人扬言“蒋介石一定要推翻”，第一次使我确信蒋准备民族自卫、抵抗侵略的那些表白是真诚的，我的直觉没有错。
由于蒋介石不在乎民众是否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由于有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由于在日本与日俱增的奢求面前政府仍旧采取卑躬屈膝的对外政策，故而实际上一直到1935年夏天之后，人们才开始风传蒋是在为抵抗作着准备。对此，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表示相信或不相信。蒋介石过去在满洲事件、上海战争和塘沽协定中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这一直对他很不利。但像我这样略知一点内情——即民族自卫的准备正在进行——的人，认为他过去的罪孽都能得到宽恕，因为他不是从感伤的爱国角度出发，而是从军事组织、交通或通讯设备、供给和照顾伤员的能力等方面来考虑的，这是要用客观事实和具体数据来说话的，像一个军人该做的那样。用来说明他正在加强个人对全国的统治的事例，不仅有空军的建立，还有其他一些具体事例，如乍浦海防工事的加固，高中和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必须接受军训，为防止日本封锁东海岸而不分昼夜地修建广东到汉口的铁路，对医护人员的调查等等。就我个人而言，我已经在私下宽恕了他。
1935年8月以来，这个人对共产党提出的统一战线采取了顽固不化的态度，对此，本人仍然深为不满。这种态度直到他在西安被绑架时才被迫有所松动。他到西安，本意是要加强那里的剿共运动，他离开西安时，则已经相信了共产党的诚意；共产党本来可以在那里要了他的命，但是他们却力主将他释放，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也感到，如果此时蒋介石继续对日采取不抵抗主义，无穷的暴乱就会发生（就像1936年所发生的广西反叛那样），他就很难再将中国拢在一起，尽管他占有军事上的优势。另一方面，抵制日本威胁的公众情绪是如此炽热，以致于只有通过在民族自卫中担当领袖，他才能把他在中国的军事统一变成真正的道德一统。我觉得，如果他能公开担当这个重任，他就会成为人们衷心拥护的民族领袖，就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当时的条件就是如此。但是，无论何时，只要他稍作犹豫，放弃了民族抵抗（这一点从他出了名的顽固和见识来看是不可能的），那末，整个民族就会聚集到那些继续抗战的将军身边。直到今天，事实仍然如此。我们大家也不例外，哪怕你是英雄也罢，普通百姓也罢；是被环境所支配的木偶也罢，控制局势的人也罢。恰如中国格言所云，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
同时，对于仍然怀疑蒋的爱国领导的中国人来说，战前时代的中国确是一幅令人厌恶和失望的画面。还要我来讲讲无耻、凶残的日本侵略，以及中国方面同样无耻的投降态度和对所有反日情绪的无耻镇压吗？我是否应该从头讲讲日本的卑鄙、不可忍受的傲慢，以及中国人难以容忍的恭顺和屈从，乃至稍有些许自尊心的人们就活不下去的生活条件？当日本浪人在北京的一个市场对妇女进行调戏和哄笑时，中国的丈夫们只能在旁观看，束手无策，而此时的北京尚在中国控制之下，中日尚未交战。难道这两个民族不应该一决雌雄，结果使中国要么保持一个平等的国家，要么沦为日本的附庸国，中国政府是如何不惜实行最严格的新闻检查并严格禁止示威游行以压制反日情绪的呢？尽管有着种种防备，学生的示威游行还是爆发了，北京的警察竟然挥舞着大刀朝学生砍杀。是同样的大刀，燕京的学生们曾经送给过去在长城上抵御日本军队的第二十九师；还有，在寒凤刺骨的天气里，警察们拿着消防水管朝示威游行的学生身上浇凉水。1930年5月，我目睹了成千上万的北平学生的一次示威游行，后来都血流满面地坐在黄包车里被拉回去。但是政府的新闻检查是如此的严格，几天之后我回到上海，发现上海的中国报纸没有登出一条有关游行示威的消息。回上海途中，在天津东站，我亲眼看到日本货物在光夭化日之下走私进来。大堆的日本棉花和食糖耸立在一个中国的火车站上，四五个日本人和朝鲜人两腿叉开，稳稳地坐在板凳上，而中国的火车站的铁路警察则只能两眼瞪着看，敢怒不敢言，因为人家有治外法权！日本的走私犯在天津，曾在半夜里把中国旅客从三等车厢里赶下来，又把他们的货物从窗口塞进去。中国的铁路只得把他们的走私物品运往济南，还要被骂为反日，“对中日合作没有诚意”。中国的铁道部曾经颁布过一道命令，不具备表明已经付过关税的证明书的货物，火车站一律不能接受托运。但是，日本领事馆则宣布，这样做是再合情合理不过的了。如果谁敢动日本和朝鲜走私犯一根汗毛，他就要承担全部后果，从赔偿到遭受军事处罚。日本的军舰已经把中国的海关小艇缴了械，并且严禁他们在山海关的水面上巡逻，山海关成了一队队日本汽艇和帆船卸货的港口。中国海关的船只与日本船只相遇，都会被视为对日本旗的大不敬，事实上这种情况也确实发生过一次。1935年中国海关的官方报告说，在仅仅9个月内，华北的大量走私已使关税直接收入的损失超过2500万元中国货币。然而，关于这种大规模走私哪怕是只言片语的报道或评论，在中国报纸上也是不许可的，尽管这种走私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直到伦敦和纽约的报纸纷纷报道详情，中国报纸才开始有所披露。定县（在北平附近）的一个中国鸦片商被逮捕，后来却又不得不释放，因为日本在京当局拍来了电报，日本游客要去游览和视察清华大学和其他在北京、上海的大学图书馆，市政府会通知中国的学校当局把那些可能提到满洲沦陷的大批现代历史书籍藏起来或销毁掉。两则有关广田的并无什么恶意的幽默小品文，也从我的杂文集中被删去，这样，我的上海出版商才敢出版。我在上海的一家英丈周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人不断增加的影响，以及学习日语的明智，结果遭到了刚从日本归来的外交部情报司的头目的严厉警告，周刊的负责人不得不立刻连夜乘车到南京疏通关系，并发誓今后要规规矩矩。那些年里，在上海的中国报纸上，我从未读到过一篇涉及到日本的社论，谈论日本是不允许的。《新生活周刊》发表了一篇来槁，把“满洲国的皇帝”描绘作“傀儡之傀儡”，结果，上海的中国法院在日本的直接压力下，判处壮经理14个月的监禁。事后，一位年轻的读者读到有个姓杜的人正好在这段时间里死去了，便误以为是那个爱国的杜经理，于是他悲痛得自杀了。复旦大学和上海其他大学发起了一次游行示威，学生们要求乘坐火车到南京政府门口示威。但铁路当局硬是不让他们上火车。于是，学生们抢到了几节车厢，机械系的学生驾驶着火车头，但车到苏州之后，中国当局扒了铁道，强迫学生疏散，并返回上海。另一次本已准备好的上海大学生的示威游行，又因中国宪兵闯入复旦的男女生宿舍抓走8个学生而告夭折，那是在1936年3月24日。次日，除英文报纸在头版头等刊登这个事件之外，中国报纸对此事只是一笔带过，还刊登了新闻发布中心发表的一篇淞沪警备司令的发言：少数共党学生如此无视法纪，指挥总部的联络官员命令上述学校当局交出共党不法分子，同时提醒那些好学生不要被共党利用，劝说他们要专心读书。近在1936年秋，8个①很有声望的中年编辑和律师没有一个人有任何共产党嫌疑，但全部在上海遭到逮捕和关押，罪名是公开组织反对日本侵略的团体。直到战争爆发才被释放，因为其时孙逸仙夫人到法院抗议，要求同服爱国罪：“如爱国无罪，则应同享自由。”
『①原文如此。』
广田及其继承者们抨击蒋介石和国民党“挑起反日情绪”，这种指责的可笑与可悲性只有那些从开战前的岁月过来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得到。1936年2月20日南京发布的禁止游行示威的命令，立即扼杀了爆发于一月份的遍及全国的学生大规模反日聚会，命令包括下列四条：
〖1。对任何扰乱社会秩序、煽动闹事、破坏交通设施的企图，任何危及民国安全的行动，治安军队和警察将使用武力或其他有效措施加以镇压。
2。任何人若被发现以任何形式宣传、鼓动他人从事上述犯罪行为的，无论是通过文字、图画、演讲，还是任何其他形式，都将被当场逮捕，如有反抗，治安人员则可用武力或其他方式迫其就范。
3。旨在扰乱社会安定和秩序、蛊惑人心的游行集会，将由有关的治安军队或警察予以解散；游行集会的首要分子以及任何拒不解散的人，都必须予以逮捕。
4。任何人如若藏匿或收留上述条款中的违法分子，或帮助他们逃跑，将被逮捕。〗
正是在这种所谓针对“危及国家安全罪”的“紧急状态法”的庇护下，复旦的学生在法令颁布的第二个月便被合法地逮捕了。1936年我在《中国新闻舆论史》（芝加哥大学版）一书的“新闻检查”一节中不得不这样写道：
〖新闻的例行检查，意味着政府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不受来自出版社或其他人们的“干扰”，从而行使国家的职责。当一个政府无论是军事还是外交上都正在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时候，人们当然就不在乎把他们的嘴巴闭上；然而，当政府节节败退，属于整个民族的版图日渐减少，人民却不能讲话，新闻媒介的嘴巴也被封上了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新闻长期受到检查，结果自然是人民会普遍产生玩世不恭和沮丧情绪。统治者总是一再呼吁人民在民族危急关头保持“镇静”。这在东方传统里是再贴切不过的字眼，但是当这种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