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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力量去对抗日本的侵略。日本军队被赶出绥远，中国人民振奋起来了。我仍然相信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安抚中国人民，他相信绥远之争不会引发一场大战。但至少在表面上，他这样做是完全顺从了人民的意愿。而只有服从人民的愿望，他才能当统帅。他是一个伟人，天堂里没有抽象的原则要他去机械地遵守，他也不能被说成是看错了时机。他新近采取的抵抗政策在西安事变中得到了回报；国民仍然向他表示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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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正如我说的那样，这些反叛澄清并加强了国民的对日态度，使他们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如果反叛起到了这些应该起到的作用，那么西安的反叛就可以说成是真正为一个统一的立场和统一的战线铺平了道路。这在这场战争的历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也是情节起伏跌宕、颇富戏剧性的事件。承认上述各点之后，我们就必须给予那位湮没无闻的张学良将军以充分的赞扬，因为他导致了这次事件的发生，在整个处理过程中，都完全出于爱国的而非个人的动机。在强迫蒋介石签署统一战线的协定，停止围剿多少年来一直渴求建立统一战线、渴求获得与日本文战的机会的共产党（这些无效的围剿于国家无补）这个问题上，张学良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的呢？答案很清楚。统一战线是中国形势的逻辑发展，然而，没有西安事变，它就不可能产生，中国也就不会作好抗战的准备。蒋介石在西安被释放标志着国共两党重建友谊关系，共产党许诺停止执行它的其他主张，条件只有一个，即南京答应抵抗日本，并且永远不再将中国的一寸土地让给日本。
西安事变被证明是中国所有党派和团体团结起来，跟在蒋介石后面，一致抗日的信号。于是，这样一个循环完成了：它起始于1935年夏天日本谴责蒋介石，以1936年12月中国各党派团体联合起来，以他为民族领袖而告终。
我在1937年春天的文章（《中国准备抵抗》，载《外交事务》1937年4月，纽约）末尾警告说会有一个最后的爆发，人们会诉诸理智：“……最后，这就是中国，被一个她内心根本看不起的民族欺负了许多年，被弄得痛苦不堪，在对国际外交的幻想破灭之后变得冷酷起来，最后，终于获得归根结蒂要靠自己的教训。站在民族的前列，终于调节到现代民族主义的调子之下，被侵略者的仇恨纠缠不休，然而最终被一种强烈的感情统一起来的，是一位意志坚走、诡计多端的现代政治家兼军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以往长期受中国政府的压制，当它最终爆发时——如果日本人继续施加压力，它是会爆发的——那时全世界都将为之一震。这种爆发会产生比上海战争更为壮观的结果。唯一的选择是立即实行一条古老的哲学原理：‘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笔者以较大的篇幅，努力勾勒出了中国抗战的基础，以及战前那些年代各种力量是如何聚集到一起的图画，目的是要表明，并使西方读者能够懂得震惊世界的中国抗战之坚实的结构与内部的组织。我想要说明的是：首先，中国的抵抗力量是建立在1932～1937年之间而不是之后，中国在这么多年期间，从日本人对我们人民所作的“精神大动员”中获益非浅。如果日本没有利用伪满洲国表演了它的一贯伎俩，展示了它的真正企图，如果中国决定在1931年就与日交战，中国抗臼的基础就不会那么普遍和深入人心；其次，我想说明，战争是由于各种巨大历史力量发生了冲突而引起的，战前的年代也正好是中华民族的内部建设搞得最好、国家最有希望的时期。这种建设成了与日本向这个刚刚开始发育成长的现代统一国家发起进攻的计划争时间抢速度的竞赛。第三，我希望说明抵抗的愿望来自人民，这种志愿迫使政府提前表态，提前行动，使它的拖延政策遭到失败；第四，我想说明现代中国没有民族败落的必要条件，与宋明两朝的末期不同。我指的是中国领导人之间微妙的倾轧与私下争吵的情绪。这首先得归诸蒋介石的领导，以及他那使其他党派能够对他诚实的、尽管是现实的、冷酷的爱国主义确信无疑的能力；其次，这一切还必须归功于具有真诚的爱国主义和宽宏大量态度的广西将军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共产党的领袖朱德、毛泽东等人。难道我还需要强调以下这个事实吗：朱和毛在西安掌握了一个与之打了8年仗并悬巨赏捉拿他们的人的性命，而他们还是宽宏大量，不记前嫌地将他释放，因为他们相信，中国需要这个人来参加全民抗战。领导人之间为了一个共同的民族解放战争而携手合作这一点，我认为是中国人精神复兴的一个最好的标志。相比于历史上宋明两朝未年中国君臣之间的微妙敌对而言，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当我看到中国因此团结起来的时候，我认为我的祖国已经度过了她在现代历史上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
蒋介石其人其谋
研究一下蒋介石的心理当是十分有趣，然而这里讨论的只限于他在现今这场战争中的领导心理。他用武力和高明的策略战胜了他的老对手，统一了中国，这并非易事。他比吴佩孚和袁世凯要摩登得多，这两人没有能够在共和的旗帜下完成军事统一中国的大业，但他却做到了。他在1927年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向武汉政府挑战，并且在南京建立了自己的政府，从而改变了国民党历史的整个进程。战争爆发前的11年间，他使南京政府变成了中国稳定的国民政府，成为中国内部进行重新建设的基础和中心。他大大小小打了约12次内战，有时甚至是和强大的联军作战，但他最后总是靠枪杆取得了胜利。他用智谋战胜了他的政治对手和军事敌手，使他们总是感到自己一错再错。他曾经收买或者出卖过不少将军，并且善于临时利用某些政治集团以达急功近利之效。他不得不与这样一群鱼龙混杂的政治家们打交道，进行最激烈的内部的明争暗斗，他不得不忍受某些邪恶势力的存在，直到有朝一日把它们铲除干净。他必须建设一个能在一起工作的新政权，尽管这个过渡时代所提供给他的仅仅是一些不完美的官员。他与每一个朋友交战，又与每个敌人重修旧好。他让军事上的敌手，被自己打败的唐生智将军，在自己的秘书处里任职。唐生智后来虽曾反叛，最终却又重新投奔到他的麾下。他在1932年上海抗战之后的一年半里，使中国人眼中的所有的十九路军英雄们名誉扫地，他收买了与他交战的军阀手下的将军们（无法收买的共产党军官们除外），他切断真正强大的对手们在各地的联系，从而瓦解了他们的军队。他任性、老练、精明、富有远见、执著、顽固、冷漠、残酷、工于心计、狡诈、野心勃勃，并且爱国。他成熟、视野开阔，能以中国的利益为重。他幻想一个强大、统一和独立的中国，幻想自己成为它的领袖，这两个幻想同时出现在他的心目中，互不可分。
就个人而言，他是一个严以律己的人，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连茶也不喝；他光干不说，召集会议时自己不发言，静静地听别人讲，把他们送走后，自己再作决定。他可以站在夏日之下，给下级军官接连讲演几个小时。他很少顾忌个人安危，一旦需要，他就冒着生命危险出现在前沿阵地上。
至于他的民族领导的地位，不管战前战后，我以为他都在十分危险的时期熟练地掌握着国家的航向，他也犯过致命的错误，但比常人要少。我已指出了他在放弃满洲和1932年上海抗战这两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不近人情的内心冷漠，他是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反对声中这样做的。他一直在拖延时间，避免与日本作战，在等待着中国可以团结起来，有力量对日作战的那一天。在1932年至1935年期间，他利用在政府和外交部中的亲日集团，向日本磕头，他经常离开南京，尽量避免在谈判中抛头露面，他要么呆在牯岭，要么与共产党作战，要么坐飞机从这个省飞到那个省与任何他可以找的并且可以与之斗争的人和事作斗争，或者至少可以视查一下城市的供水装置和河堤。这种花招玩的时间太长了，以至那时蒋介石返回南京进行一次飞行访问也被视为一起不得了的事件，日本恼怒至极，最后要求直接与蒋介石本人谈判。这成为了他的殊荣，在江精卫被刺未遂之后，蒋介石重掌谈判的大权，日本直接与蒋介石本人对话，这时，在中日谈判中就增添了一个新的音符。在为期83天的谈判中，从1936年的9月中旬到12月初，日方每提出一个条件，中方就提出一个相反的条件作为交换。比如，日本要求在中日之间开辟飞机航班，中国的交换条件是要求日本飞机停止在中国领空的飞行；日本提出共同对付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外交部长则提出派遣部队去消灭在满洲的共产党！在中日谈判史上，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把自己置于与日本同等的地位。
人们很可能会相信蒋介石是故意向日本屈服长达五六年，以便让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愤懑情绪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种看法也许有其合理之处，因为那些年月里的忍耐和屈服确实增强了中国人的反抗精神。是蒋介石想等待，直到他不能控制民族的情绪，然后才起来抵抗吗？我个人以之为否。事实上，等待对中国有利。蒋介石确实等待了，他一直等到自己确信有各派领袖的广泛支持，知道在与日本作战的同时背后不会遭到暗算。这后一点，即内部分裂，是很有可能发生的，日本人从发动对华战争的那天起就对此寄予希望。这一点已经被蒋像变戏法一样地变掉了。
我以为蒋介石利用汪精卫以及察哈尔－河北临时议会与日本周旋的真正动机，是要在与日本开战之前建立起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且一心要消灭掉共产党。现在得承认蒋介石有反共的情结，这是从与鲍罗廷共事以来就开始的。他认为自己能够剿清共产党。但他不能。于是，他剿共的决心就越大，直到这成为他的顽固成见。贿赂共产党的官员已经证明是无效的。他花费了长达7年之久的大好时光，枉费了相当一部分的国民收入，与共产党打仗，进行了5次围剿，投入了越来越多的人力与物力，直到1933年末的第五次围剿，他纠集了近100万军队，设立了封锁线切断了他们的盐、食物和医药用品的来源。他“修建了数百英里的军事公路，成千上万的防御工事，并用机枪和大炮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缓慢地进逼，缩小包围圈。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些是埃德加·斯诺在他引人入胜的长征故事（《红星照耀中国》）中所描述的情况。他说，蒋介石“在苏区周围修建了一道‘长城’，组成了一个逐渐缩小的坚固的包围圈。”然而，他还是未能成功。共产党仍然在和他捉迷藏；他们被迫退出了江西根据地，却集合了他们的全部人马，男女老幼，党员及非党员，拆除了工厂的装备，携带着他们的工业设备和军事装备，于1934年10月16日向西北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长征。他们突破了国民党在西部的封锁线，走出了几乎是无法通过的贵州、云南以及四川和西藏交界处的山区，历时368天，行程6千英里（18088里），于1935年10月20日到达陕北。他们平均每天都要有一次遭遇战，跨越了12个省，翻过了18座山脉（其中4座是终年积雪的），强渡了24条河流，打垮了10个省的军阀的围歼部队，然后在陕西安营扎寨，并且日趋强大起来，以至于在次年威胁到了山四的太原，再次年，迫使蒋介石本人在西安接受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是一个超人之举，全靠精神和士气取胜。埃德加·斯诺说，此举使得“汉尼拔①的翻越阿尔卑斯山看起来就像一次休假的远足”。
『①汉尼拔（Hannibal，前247～前183或182），迦太基统帅。曾于公元前218年春率约6万军队远征意大利。』
这就意味着，如果蒋介石打日本像打共产党那样倔强，如果中国的抗日游击队伍保持像红军那样良好的士气，这两点似乎都没有疑问，如果现在国共两党已经能把民族利益置于首位，这一点也无疑问，那么日本将不是花费5年或者7年，而是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征服中国，与此同时，它的金融体制却至多堪以承受三四年的紧张局势。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和组织起来的抗日游击队在过去10年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蒋介石的顽固还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南京沦陷后，在汉口的中央政府议会中软弱、“动摇”的领导已经准备去讲和，只有当蒋介石抵达汉口，士气才高涨起来，抗战到底的决心重又坚定起来。但是我已经讲过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