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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这些县各村社的干部、基干民兵全部集中到了县里，各级党政机关除了留下守门的，其余人员全部倾巢出动，县委书记、县长带队指挥，各乡书记、乡长分别带领人马、车辆奔赴库区，一时间，条条通往库区的道路上车辆轰鸣，尘土飞扬，大批车辆、人员挤满了大荔县城，也挤满了华阴、朝邑滩头，到处是人声鼎沸，马鸣车叫。
这种兵临城下的阵势极大震慑了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移民，他们惊惶地奔走相告：“政府军来了！要把我们全部抓起来……”
惊惶的信息者像瘟疫一样迅速在移民中传播，几个“移民定居点”的人无不惊恐万状，慌作一团，有的甚至开始收拾行装，准备逃跑。开初，刘怀荣还试图稳住阵角，他召集几个小头目开了个短会，让大家分头去安抚稳定惶恐的队伍，同时，刘怀荣还派人前去大荔和朝邑联系苗福群、陈文山等人，约定三处结成同盟，相互支援。但不想，苗福群、陈文山等人也已被“政府军”分割包围，自身难保。
转眼间，清明祭祖声势浩大的移民队伍失去了昔日在斗志和力量上的优势，与“政府军”短兵相接后，很快就节节败退，最后被其团团包围在各自的“指挥部”附近很小的范围里。然后，“政府军”将那些拥在一起哭爹叫娘的移民一个个撕扯开，抬手抬脚地将其拖到一旁，连同他们的锅碗瓢盆和充满汗臭气的衣物、被子扔上汽车强行拉走……
最后，高声叫骂的刘怀荣被史县长指挥人从“总指挥部”拖了出来。
与此同时，朝邑滩的苗福群也在他的“指挥部”里与大荔县公安局长进行了一番无畏的叫板和对峙，最终被一群公安人员抬胳膊搬腿地硬塞进了为他准备的专车。而在这之前，陈文山、王福义和他们的部下们已在“政府军”的押解下行进在返回澄城与蒲城的山路上……
到此，以清明祭祖的方式实施的返库再次以失败的结局告终。
23、“狂妄至极，嚣张至极”
26年的时光没能尘封刘怀荣对那段“走麦城”历史的记忆，讲到被人摁住手脚强行带离库区的情景时，老汉立即表现出了自采访以来少有的激动和愤怒，讲话的思维方式和语调也变得奇怪起来，“他们搞突然袭击，以多欺少，这是政府干部应干的事吗？”
但他很快在对另一件事情的讲述中求得了平衡，“我告了史县长，上边批评他了！还赔偿了我们移民四万多元的损失。”讲到这里，刘怀荣得意地揭下帽子，用手掸了掸灰尘，似乎要掸掉那段不愉快的记忆。
事实上，到地委、行署“告”史县长只是刘怀荣这次历时两个多月**的一个开端。1983年2月，春节刚过，他便从渭南一路“告”到西安，最后反复穿梭于北
京水利部、农业部、中纪委讨要公道。
终于在水利部听到了“公道”的声音，“你反映的事很重要，移民工作是个新生事物，我们没有经验。但我们的原则是一定要把移民安置好。”水利部的接待者还告诉刘怀荣：“你们看哪个地方好，报上来，我们尽可能按要求安置。”
这次接访和接访者的承诺真伪已无法考证，但1984年秋收季节，刘怀荣忙着在澄城、白水、富平等县传达无数次的“进京**精神”就是这些内容。“中央的关
心和答复”点燃了安置区移民返库的希望之火。
刘怀荣回忆说：1984年4月以来，我都在各县组织发动群众，与苗福群、陈文山、王福义等人商议返库之事。我们共召开了两次总指挥部联席会议，划分了返库后各自占据的范围，议定了统一行动的日期。6月7日，我们在蒲城县龙阳乡上村开了一个返库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三四百人，我在会上安排布置了返库的事。这次，我们调整完善组织机构的情况正如《黄河大移民》中记述的那样，成立了返库种地生产自救指挥部，下边设置了由知识青年为主体的参谋系统，触角一直延伸到省城、专区、县城的庞大的情报系统，起草文告，散发传单的宣传系统和由精壮青年所组成的总部卫队。
这次，移民返库的目的已不仅仅只是抢种土地和房屋，而是从一开始就着手建立起移民新秩序。在动员发动期间，移民们就进行了街道规划，划分宅地，打井垒墙，分田承包。一切有条不紊，秩序井然。
1984年8月19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返库发生了。八县上百个乡的安置区内，移民们仅留下老幼看家，8000多青壮年男女参加了返库。
返库的情形在《渭南移民志》中是这样记载的：
1984年“五一”前，移民组织百辆拖拉机、千人**团准备赴省**，围坐陕西省委省政府。后经多方做工作，才未成行。此后，移民还组织10多人赴省、地、县**。同时，这年秋季，移民经酝酿串连，召开会议，总结以往返库失败的经验教训，改组领导机构，成立了非法民间组织“返库种地生产自救指挥部”。在所谓“返库种地生产自救指挥部”的组织下，筹粮助款，协调步调，统一口号。一面组织**，一面进行返库。同年8月，澄城、白水、富平、合阳、渭南、临潼、大荔等县千余名移民在朝邑、华阳库区建立三个聚居点，挖井3眼，搭庵棚296个，规划街道18条，划分庄基450户，打墙500余堵，盖草房70多间，抢种土地6000余亩，形成定居态势。这次移民返库组织更为严密，态度更加坚决，声称“政府要强制我们回安置区，除非抬几口棺材来！”直到1985年春节前，仍有七八百人滞留库区。春节过后，移民返库**又起，最多时在库人数达9000多人，后经渭南地委、行署和各县主要领导带队抽调大批干部传达中央《关于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安置问题会议纪要》后，移民才于夏收前回到安置区……
作家冷梦在她的报告文学《黄河大移民》中对这次返库作了这样精彩的记述：
返库之前，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和组织准备，乡乡动员，县县动员，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分片分地区召开“移民返库动员大会”。到了返库的日子，在“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下，八县几百余乡的移民安置区里，多留下老婆老汉小娃娃们看家守户，男女青壮年浩浩荡荡奔赴预先划分的库区移民点。“首领”们已经开启中军帐静候各自部卒的到来。苗福群的“司令部”设在所谓“四面窑”的地方，“秘书”聂小二为他起草文书，发布公告，另有六十多名骑自行车的“通讯员”穿梭往返于县城地区省上，打探消息，通风报信。陈文山在朝邑滩一连建立了自己的营区，几个农民“秀才”为他鞍前马后效力充当军师同时兼任勤务兵角色。王福义又带领着“渴死寡妇”的蒲城马湖、白水龙山人马驻扎在了沙苑滩上。他拥有六人“联络小组”和近百人的“基干民兵”队伍，前者分片跑联络，后者担负着移民聚居区域的安全保卫工作。刘怀荣的帐前竖起了“华阴滩移民返库总部”的大旗，除“刘司令”本人外，下设十大常委，“常委”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责；他的“卫戍部队”也更为强悍人多势众，组织起严密的防范保护网。
返库之日也是当地政府驱赶移民返回安置区之时，作家冷梦在她的书中写道：
空前的“消耗战”就此拉开了战幕。
地委副专员乘着吉普车到华阴滩，车行不远看见一个农民站着，好端端地突然一圪蹴（蹲下）；再离不远，相隔几十米，又一个人站着，再一圪蹴，如此这般，倒下的麦捆般，不声不响一捆一捆有秩有序地“躺倒”。刘副专员惊奇地瞪大了眼睛，心里明白这是移民用这种中外战史上都没有见过的信息传递方式将消息传了过去。果真，快要接近移民聚居区，突然就冒出了一大群所谓“死老汉病娃”，老老少少，一哄而上，抱车轱辘的，抱干部腿的，又哭又闹，撕撕拽拽，让你哭笑不得，动弹不成。干部早进行过“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政策教育，看着专员被困，竟完全“爱莫能助”。性躁的干部稍稍动动胳膊腿，老汉老婆就顺势往地上一躺，口吐白沫，装死装病。好不容易过了软磨硬缠这一关，弃车而行的专员及随员们，突然又被一大群彪壮小伙子挡住。这是所谓的“护卫队”，二三十人，人人手里提根粗棍大棒。一般干部走到这里如果不想酿成械斗和流血事件，只能打道回府。专员来了，“护卫队”稍稍客气点，扣下所有随员，只允许一人陪同专员前往。刘怀荣“司令部”所在地，一群“亲兵”又挡住去路，陪同人高喊：
“我们要见老刘，这是专员！”
对方道：“不行，我们刘司令说，大小官员一律不接见！”
专员看看陪同干部，无奈地苦笑。事情有点颠倒，自古以来百姓拜见官员得千恳万请，“拜谒”这个词就是如此创造出来的。现在倒好，专员要见他属下的一个农民，农民却说“不接见”？遭此奇耻大辱的专员只能默默离去。
这是专员的遭遇，统辖着数万平方公里土地、几百万人口的“州官”的遭遇。
渭南县委书记似乎稍稍幸运一点，他治下的移民聚居在华阴农场拖拉机站一隅，县委书记在接近这部分移民首领指挥部所在地拖拉机库房跟前时，同样被手持棍棒的“卫兵”们挡驾。县委书记为完成动员本县移民离开库区的重大政治任务，相当屈尊地双手合掌作揖道：
“移民群众们，我看你们来了。”
众小伙儿不让步。一个老汉在旁边实在看不下去了，训斥小伙儿们道：
“人家县委书记来了么，还不让给群众讲讲话？”
24、农工闹进城
渭南地区行署的简报说：“情况还在恶化”。
恶化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刘怀荣等人的组织下，移民还在不断涌入库区，移民搭建的临时村落布满库区的角角落落，大有抢占所有农场，赶走所有农工之势。二是在移民的强大攻势下，农工与移民由战而和，有的甚至“相互勾结”，使库区本来就严峻的形势发生了更加复杂的变化。
西安市现光华宾馆退休职工黄思英见证了整个事态的变化过程。
如今已年过六旬的黄思英告诉记者：她是西安市人，1963年9月28日，刚18岁，和那个年代所有城市热血青年一样，在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锻炼的号召下，满怀豪情地决心扎根农村。刚初中毕业不久，就一身军装，胸戴红花，在锣鼓喧天，欢呼如潮的声浪中，踏上了垦荒的征程。
火车将黄思英连同四团的一千多号“战友”扔在了华山脚下，然后，汽车又将他们运向离西边不远的大荔县许庄。从此，在那里安营扎寨，一直“锻炼”到1985年的那场“农工返城”风波后才回到西安开始了艰难的第二次就业。
三门峡库区按照部队编制的生产建设兵团原属兰州军区疆农建11师。师长王继龙原是王震将军手下“老虎团”的团长，人称王老虎。个子不高，脸膛黑红的“王老虎”从疆到渭南后，开始在西安、渭南等地大量招兵买马，很快组成了农建14师。这个师共四个团，一团驻华阴滩，二团在沙湾，三团在朝邑，四团驻大荔。
黄思英说：“我们每个团都有12个连，我所在的五连120多人。我们到许庄时，那里已没有村庄的特征了，原来的农民已经迁移，房屋被拆得七零八落，树也被砍光。我们只好把帐棚搭在农民房屋的残垣断壁上。后来又用移民留下的旧砖头、旧门窗框搭建新屋，从黄河滩割来芦苇盖到房顶。晚上，睡在自己修建的屋子，听门外狐叫狼嚎，白天在黄河滩放火烧荒，让拖拉机复耕撂荒的土地。虽然辛苦，有时甚至十分害怕，但那时年轻，还觉得这种生活浪漫、刺激，咬咬牙也就过去了。”
到了1965年，库区撂荒的土地大部分被复耕时，土地原来的主人回来了。移民和农工对土地的争夺从此此消彼涨，日益严重。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移民对农场的土地和粮食的抢夺达到了白热化状态，使库区刀光剑影、充满血腥，有时，双方间的拉锯战形成了“天天有小打，一月一大打”的局面。黄思英至今还记得：“每次打架，都是男知青手持刀棍在前拼打，我们女知青搞后勤，给前线的战斗人员送饭送水，为伤员包扎……”
1984年5月下旬，农工趁着夜色点燃了朝邑滩移民的十多个庵棚，惹怒了返库的移民，四百多人组成的敢死队在库区横冲直撞，东拼西杀，所到之处无不所向披靡，打得沿途农工狼狈逃窜。此战不仅令农工谈移民色变，还导致大片土地丢失。到了1985年前后，朝邑滩的南滩区、北滩区近五千亩土地已落移民之手，华阴滩、沙湾滩的数千亩土地也被移民强耕。奇怪的是，为争土地而爆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