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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凯在《三门峡工程半个世纪成败得失》一文中这样记录会后的情况——
讨论会的情况上报之后，国务院将《报告》批转给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甘肃等省。陕西省在回文中提出要求降低水位、缩小规模的建议。数百万亩即将被淹的良田，近百万的移民，主要都在陕西省。这几乎是一个无法接受的“自我牺牲”。
其他各省都没有提出意见。而陕西省不屈不挠，在三门峡工程开工一年之后依然要求“翻案”。
作为回应，周恩来于1958年4月赶到热火朝天的三门峡工地召开听取各方意见的现场会议。
一方面，他目的明确，有备而来，随他一道前来的，是对西北局有着重大影响力的彭德怀和习仲勋。他们是周恩来请来对陕西省作说服工作的。
另一方面，周恩来对于陕西省的困难深表理解，一再强调“要听取反面意见”；而且为了降低水位，周恩来也确实是在“半米半米地争”。
作为一位深谙中国当时具体国情的总理，周恩来在两难中努力调和，利用自己手中的决策权限，尽量为三门峡工程的沸腾情绪“降温”，开始理性地对上游的利益给予考量，明言“不能损害西安”。
于是，在“淹一家救万家”的大义之下，陕西省表示“有困难，但中央决定了就服从”；而大坝的标准也改为：按360米设计，350米施工，1967年最高运用水位不超过340米；泄流孔底也做相应降低，以增加随水排出泥沙的机会。
这样一个决策，便使原本90万要背井离乡的人中有一大半得留故土。
李文凯的文章认为，如果没有后来的两次改建，三门峡水利工程将以一个彻底的水害工程被废弃而告终。
潼关河床升高，上游泥沙不断淤积，西安面临危险。对此难题，提出解决方案已经迫在眉睫。
陕西省代表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要求国务院尽快拿出方案———拯救陕西。
好脾气的周恩来也终于按捺不住，在第三次视察三门峡之后，周恩来于1964年12月再以总理的身份召开会议，直言“三门峡改建不能再等”。
这次会议同1957年那次大相径庭，各方意见分歧甚远，一边倒的现象没有出现。
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认为：“黄河本无事，庸人自忧之。”主张将三门峡大坝一炸了事。而担任过三门峡水电枢纽第一任总工程师的汪胡桢却在另一个极端坚守———淤积是必然的，下游的利益是全局利益，三门峡枢纽不必改建。
对于反对改建的意见，周恩来批评道：“为什么只看到下游河道发生冲刷的好现象，而不看中游发生的坏现象呢？”
面对互不相让的争论，周恩来只好让王化云和林一山搞试验，一个在上游甘肃筑坝拦沙，一个在下游山东开渠放淤。
至于三门峡改建的燃眉之急，则采用折中措施———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原本用来发电的引水钢管，以促库内淤沙泄出。
1968年，这一改建工程完成，但效果一如周恩来所言，只是“临时性的”，“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水库淤沙虽有减轻，但潼关以上淤积却仍然在继续，显然水库的排沙能力还不够。
于是第二次改建接踵而来。至此争论已经毫无意义，只能将当年黄万里主张保留却在施工时被堵死的施工导流底孔打开，从1号孔到8号孔，每一个耗资一千万元。
与改建方案具有同等意义的，是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这四个与三门峡水库运行方式发生直接利益关系的省份在1969年达成的一项“协议”：三门峡水库汛期控制水位为305米，必要时降到300米，非汛期为310米。
此时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距离当初激情规划的巨大综合效益，已经大打折扣：由于水位的一再调低，发电效益已由最初设计的90万千瓦机组年发电46亿度下降到二期改建后的25万千瓦机组年发电不足10亿度；灌溉能力也随之减弱；为下游拦蓄泥沙实现黄河清与地下河的设想，也随着大坝上的孔洞接连开通而作废；发展下游航运，更因黄河遭遇长年枯水而无法实现。
大坝的“档案”
两院院士潘家铮在《千秋功罪话水坝——三门峡工程的故事》一书中说：每一座建成或毁弃的水坝，都是一座纪念碑，只是有的碑上记载着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丰功伟绩，有的却留下大自然报复人类的痕迹。
按照这个说法，三门峡大坝是座什么性质的纪念碑呢？
对于三门峡水库的是是非非，也许我们只有套用“让后人去评说”那句话。
我们需要了解的只是三门峡水库的修建过程。根据河南、陕西有关政府部门对三门峡水库的档案记录和 weihuanwei 的《三门峡工程历史决策记实》、梁相斌先生的《三门峡水库是怎样上马的》及《三门峡大事记》等记事作品和史料，我们可以三门峡水库“复原”一份这样的“年志”：
●1949年：第一份提案被否决。
1949年6月16日，华北、中原和华东三大解放区成立了治理黄河的统一机构——黄河水利委员会（黄委会）。
1949 年8月，一份建议《治理黄河初步意见》呈交到了当时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之手。该文件主张在三门峡建蓄水水位350米的大坝，“以发电、灌溉、防洪为开发目的”。意见的主要起草者王化云，后来成为黄委会的一把手。但当时的水利部在复勘之后，认为从当时国家政治、经济、技术条件来考虑，不适宜在黄河干流上大动干戈。
1950 年3月26日至6月30日，黄委会首先组织查勘队，以吴以教任队长、仝允杲、郝步荣任副队长，查勘了龙门至孟津的黄河干流段，特聘请冯景兰、曹世禄两位地质专家参加三门峡、八里胡同和小浪底三处坝址的考察。通过查勘肯定了三门峡坝址。以往中外专家一直对八里胡同坝址评价较高，都认为是黄河中游的优良坝址，经过这次查勘后，证实了八里胡同虽有较好的地形条件，但地质条件远不如三门峡，主要是石灰岩溶洞发育。对三门峡建库方案，初步确定蓄水位为350米高程，以防洪、发电结合灌溉为开发目的。
1950 年7月，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率领张含英、张光斗、冯景兰和苏联专家布可夫等复勘了潼关至孟津河段，就黄河干流上修建防洪水库问题指出：潼孟干流段的防洪水库应该是整个黄河流域规划的一部分，黄河问题很复杂，应首先拟定开发整个流域的大轮廓，然后提前修建潼孟段水库，以解决下游防洪的迫切需要。水库宜分期修筑，坝址可从三门峡、王家滩两处比较选择。
1951年，有不少人认为，以当时国家的经济状况和技术条件，在黄河干流修建大水库有较大困难，于是提出从支流解决问题，主张在支流上建土坝，三门峡建库方案历经了第一个起落。
黄委会随即对各大支流进行全面查勘，找到支流坝址数十处，但经计算发现：支流太多，拦洪机遇又不十分可靠，且花钱多，效益小，需时长，交通不便和施工困难等，仍需从干流的潼孟河段下手。在这期间黄委会提出了“蓄水拦沙”的治黄方略，除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外，关键是要修建一座大水库。同时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从开发黄河水力资源出发，也积极主张在干流上建大型水电站，于是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峰回路转，被再次提出。
●1952：第二次提案及被否决。
1952 年5月，黄委会主任王化云、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副局长张铁铮和苏联专家格里柯洛维奇等查勘了三门峡坝址，专家认为三门峡地质条件很好，能够建高坝。而在这时，黄委会主张把三门峡水库的蓄水位由1950年确定的350米高程，提高到360米高程，拟用大水库的一部分库容拦沙，以解决水土保持不能迅速发挥减沙效益的矛盾，尽量延长水库寿命。为了解决水库寿命和淹没问题，当时有拦沙与冲沙之争论，前者主张提高三门峡枢纽的正常高水位，加大库容，枢纽实行分期修筑、分期抬高水位运用；后者则主张坝址下移到八里胡同建冲沙水库，利用该处的峡谷地形冲沙，且可避免淹没关中平原。
经计算得知，在八里胡同搞冲沙水库不行，而三门峡水库又因淹地淹人太多，不少人反对。从1952年下半年起，转而研究淹人淹地较少的邙山建库方案。1952 年10月，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时，王化云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邙山建库方案。至此，三门峡建库方案历经了二起二落。当时，计划在邙山修建库容160亿立方米的滞洪水库，但有人主张修建冲沙水库。上述两种方案的计算结果，投资都在10亿元以上，移民超过15万人，由于花钱多，又没有综合利用效益，不合算。于是，1952年冬又第三次提出修建三门峡水库。
●1953：第三次提案及被否决。
1953 年2月，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三门峡建库及整个黄河的治理方策，毛泽东主席听后很高兴，认为可以研究。1953年2月15日，黄委会做出《关于1953年治黄任务的决定》。其后，水利部对修建水库解决黄河防洪问题给黄委会作了明确指示：第一，要迅速解决黄河防洪问题；第二，根据国家经济状况，花钱不能超过5亿元，淹没不能超过5万人。由于这一限制，三门峡的建库方案第三次搁置起来。根据水利部的指示，黄委会重新研究方案。1953年5月 31日，王化云据此上报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并转报毛泽东主席。由于当时国务院已决定将治理和开发黄河列入苏联援建项目，而未定案。
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国家计划委员会于1953年6月17日召集水利部、燃料工业部、地质部、农业部、林业部、铁道部和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领导人开会，商讨苏联专家来华帮助制定黄河规划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以燃料工业部和水利部为主的黄河研究组，国务院有关部委指定专人参加，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调查、收集、整理与分析黄河规划所需的各项资料。由李葆华任组长，刘澜波、王化云、王新三、顾大川任副组长。黄河研究组初始集中技术干部39 人，整理、编写及翻译了黄河概况，包括主要坝址的地质、经济调查和水土保持调查等方面文献47篇与大量图表及统计数据。苏联专家综合组来华后，研究了上述各项基本资料后认为：已具备编制《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以下称《技经报告》）的条件，并建议在进行黄河查勘的同时，开始编制《技经报告》，《技经报告》主要综合解决防洪、发电、水土保持、防沙、灌溉、航运和选择第一期工程等问题。
随后，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副局长张铁铸，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办公室主任袁隆、计划处副处长耿鸿枢等，陪同苏联专家格里哥洛维奇、瓦果林奇，乘船查勘黄河干流潼关、三门峡、王家滩、八里胡同等坝址。在三门峡下船，专家们仔细观察了两岸的形势和地质情况，认为该处建坝条件优越，应做比较详细的勘测工作，并为坝址指定了第一批地质钻探孔位。
●1954：苏联专家力荐三门峡方案。
在三门峡工程历史上，1954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苏联对华156项重点援建项目出台，黄河流域规划赫然列在其中。该年初，黄河规划苏联专家组一行7人抵京，同中国的水利专家以及官员组成考察团，进行了历时数月的勘查。作为结论，苏联专家组组长科洛略夫力荐三门峡方案。更关键的是，科洛略夫提出了“用淹没换取库容”的理由：“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可能的幻想、空想，没有必要去研究。为了调节洪水，需要足够的水库库容，但为了获得足够的库容，就免不了淹没和迁移。”
公共工程的决策，同时也是决策者对于各方利益进行权衡取舍的过程。正是这句“免不了”，三门峡工程是否上马的天平开始倾斜。
2月至6月，中苏专家120余人，行程12000余公里，进行黄河现场大查勘。苏联专家在查勘中肯定了三门峡坝址。柯洛略夫说：“任何其它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为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
●1954：泥沙淤积问题的估算。
几番起落，体现的是当时中央的两难——渴望解决黄河下游的千年水患，但八百里秦川终究不是新生政权能轻易付出的代价。当时苏联专家要数据，中方提供了数据：通过水土保持，兼上游支流再建拦沙大坝，到196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