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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 一
《圣经》说：“梦是生活的预兆。”
国庆节当晚，在看中央电视台文艺晚会时，马良竟然打起了盹儿。那个短暂得一闪即逝的梦中，生前健康的父亲莫名其妙地架着一双木拐立在马良跟前，父亲愣愣地问：“儿子，还记着神笔马良的故事么？”
马良骇然惊醒，一身虚汗早湿了衣裳。
晚上，马良破天荒地失眠了。
“马良”这个大名并非出自父亲之口，终生一字不识的父亲怎么偏就记住了叔父更改名字时，给一家人讲述的“神笔马良”的古老传说？
生前身体健康好端端的父亲，咋就成了个架着双拐的残障者？
父亲满是忧郁的眼神，似乎在可怜巴巴地企求儿子帮他干一件什么事情……
一连数天，马良都在思索着那个奇怪的梦。
上班的头一天，马良刚踏进县民政局办公室，桌上的电话便尖叫起来。像往常一样，马良并不理会急骤的铃声，而是按部就班地慢吞吞地坐下来，从衣兜中摸出根香烟叼上，点着，一边吸烟一边打开案头的文件夹，开始处理属于办公室副主任分内的工作。
这当儿，文书白丽抱着一摞报刊信件急匆匆跑进来，见马良有板有眼地在文件上圈点着什么，不悦地说：“整栋楼的人都听见电话响哩，你可真能坐得住啊！”马良抬起头，朝白丽撇撇嘴角算是回应。多年的机关工作，马良多少悟出些理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接个电话是小事儿，可针尖大的事也是个事，不定惹上什么麻烦。何况，机关职员一个萝卜一个坑儿，各人都有分内的事务，最稳妥的策略是：干好自己的工作。
马良刚在一份文件上签完“送黄局长阅”几个字，白丽拿着话筒叫起来：“马主任，你的电话。”在马良起身的当儿，白丽忍不住揶揄道：“早晓得是找你的，我也干脆不接！”马良吐了烟气，“嘿嘿”笑两声：“这可是文书分内的工作哇，咋，*呀？！”白丽很响地“哼”了声，撅着嘴儿收拾起报刊。
马良“喂——”了一声，话筒那端传来县委组织部长乔峰的大嗓门：“马良呀，在生老同学的气吧？连电话都不接！”
马良不屑地抽抽鼻子懒得搭腔。倒是乔峰等不及了有盐没醋地问：“这一个月歇好了吗？”
马良淡漠地回道：“差不多吧。”
乔峰哈哈大笑：“这就对嘛，人生没得过不去的坎儿，眼下你迈过了这道坎，就没事了，对不对？！”
马良冲着话筒很响地“哼”了声，按他以往的脾气真想把组织部长骂两句方才解气。还在一个月前，正是四年一届的县级机关干部大调整的敏感时期，已在县民政局办公室主任位儿上坐了两年多的马良，是局里上下公认的副局长热门人选，马良自个也觉得无论凭能力还是资格都稳操胜券。岂料刚调来西川县不久的县委组织部长乔峰，不知从哪儿打听到马良是当年的三线学兵，能写会画还是市作家协会会员，就邀马良吃饭，两个三线老战友干完一瓶“秦川大曲”，乔峰醉醺醺地说：省城几位三线战友正谋划着筹拍十八集电视连续剧《三线学兵连》，问马良能否给剧本充实些细节，县里可批准一个月的长假。已喝得头昏脑涨的马良没加思索就满口答应了。这也难怪，想想离开当年流血流汗的襄渝铁路二十多年了，无数回梦中故地重游，醒来时泪湿枕巾。马良就交接了工作，跟着几位主创人员先去巴山汉水采风十天，尔后窝在省城一家宾馆增增删删反复推敲直至最终定稿。当他返回西川县城时，机关干部的调整工作已经结束，马良不仅与副局长无缘，连办公室主任的位儿也被别人占了，只落了个有名无实的局办公室副主任的闲职。每想起这事，马良的心中就很窝火。他至今弄不明白，身为三线老战友，为何在他的人生仕途的关键时刻下个绊子。想到这儿，马良打起官腔问：“乔大部长哇，谁不知你是个大忙人，找我不会闲聊吧？” “咋？！老战友能不谝上两句？！”乔峰很爽朗地笑了两声，“好吧，咱言归正传，你马上来县委一趟。”
马良漠然着问：“不会又是改剧本吧？”
“哈哈哈哈——”乔峰放声大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就晓得你这家伙记仇哩，你干脆骂我几句消消火吧。”
马良实在不习惯组织部长的调侃，何况这阵儿办公室进出的人多起来，就不耐烦地说：“开什么玩笑？正经点儿。”
“那好，这回是好消息，关于工作调动的事，具体咱们面谈。”
马良长长地出了口粗气，放下话筒时，习惯地瞥了一眼桌上的台历，随即拿起笔，在“十月三日”几个黑色字体下，画上了浓重的一笔。
理事长 二
西川县民政局位于县城东郊，紧靠一〇八省道，四周全是东堡子村杂乱的民居， 这里距县城繁华地段足有三四里路程，而离位于西大街正中的县委大院，少说有七八里。县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为何远离本县权力中心，落脚在郊区农村呢？据说这还是一位原在省里工作的西川籍老干部起的作用，当时这大院中只有两座十几间两边淌水的大瓦房，挂的牌子是“西川县光荣院”，主要安置战争年代从西川出去的党的高级干部、伤残军人，以了却他们叶落归根的夙愿。
到七十年代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党政机关普遍扩编，属于国家贫困县的西川因财力紧张盖不起办公楼，县委县政府拥挤在一个大院里，下属诸多局机关、科室，以局级为单位一家一间办公室。大点的局机关十多人挤在二十多平方米的厦房中，甭说办公，乱糟糟的连身都转不开。
这场面没多久就被当时任省委组织部调研员的一位西川籍老干部回乡探亲时发现了，共产党的干部岂能拿着人民的俸禄无所作为？几天后，省市工作组进驻西川，整顿党政机关工作作风，考虑到西川是国家级贫困县的现实，两级政府协商后，给西川县拨付一笔数额不小的机关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县委机关占据了院中大部分瓦房，而政府及下属各局或盖楼或租房纷纷搬迁出去。轮到民政局时，当时工作组一位老干部发了句牢骚：“西川把那些流血流汗打天下的老干部孤零零地扔在郊区，怕不是个办法吧！”
就这么一句话，让民政局远离了西川县权力中心搬进光荣院。老干部们见有了做伴的自然满心欢喜，高兴之余纷纷上下活动倾力相助，通过在职的同事、朋友、部下，又从上面争取一笔资金，民政局就在大门旁紧挨着一〇八省道，盖起当时西川县独一无二的三层办公大楼，着实让其他局机关干部们眼红了好些年。
马良从车棚中推出自行车，沿着穿城而过的一〇八省道，由东向西一阵猛蹬。近些年，随着县城经济的飞速发展，大大小小的商厦店铺不断东扩，已把原先孤立的民政局和县城连为一体。约摸二十多分钟，马良就到了西大街中段的县委大院。按惯例登记、存车后，直奔刚落成不久的漂亮气派的五层办公大楼。
乔峰在一楼大厅迎接了马良，这位组织部长约莫四十出头，体小、微胖，鼻梁上架副金丝框眼镜，给人一种老学究的派头。两人没有多余的客套，握着手直到进了二楼办公室方才松开。
乔峰很热情地给马良倒了杯茶水，让到沙发上，尚未落座就话入正题：“咱们闲话少说，今天是关于你工作调动的事儿。县残联马上要换届了，根据市里文件精神，这回残联要从民政局单列出来，也就是说属于县政府下属独立核算的科级单位。残联原来的理事长老韩年龄到线，得退二线，县里很重视这块工作，让组织部物色合适人选，我掐来算去，全西川只有你这个老实人够资格。”
这一刹那间，马良就想起了几天前的那个奇怪的梦，好端端的父亲成了残疾人这不是跟残联扯上了瓜葛？难道故去二十多年，在阴间里的父亲竟能未卜先知，提前给儿子某种暗示？！
见马良低头沉思，乔峰忍不住问：“你怎么了？说话呀！”
马良抬起头，有点担心地说：“独当一面，我能成吗？这多年咱一直给人家打下手的。”
乔峰不悦地剜了马良一眼：“先不要顾虑嘛，你原来就是副科级干部，没人说闲话的，真要是有人嘀咕，好赖有我这个老战友为你担待着哩！”
这时，有工作人员进来办事，马良就适时地告辞。乔峰一直把他送到楼梯口，叮咛道：“你没意见的话，县里明天发文件，大后天到岗上班。据说老韩的老毛病又犯了，已住院好多天，残联那边正群龙无首，不知乱成啥样啦。”
马良仰起头，冲乔峰笑了笑说：“那我就试试吧！”
理事长 三
返回民政局大院时，马良抬腕瞧瞧表，距下班时间还差一刻钟，懒得再去办公室，就直接进了后院的家属楼中。他没有做饭的习惯，干脆把懒散的身体重重地扔进沙发里，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大口。
出任县残联理事长的消息，并没给马良带来多大的惊喜，却多多少少让他的某种虚荣心获得些许满足。想想在机关坐了二十多年办公室，熬过四十，而今终于可以独当一面发号施令了。县级残联理事长虽说只管几个人，却也算是公鸡头上的那块肉，大小是个冠（官）儿，一把手，正科级，对于许多挖空心思想调进城里的乡镇干部来说，是块不可多得的肥缺！最重要的是这和梦中的父亲有了牵连。
提到残联，民政局里的机关干部再熟悉不过了：县残联的前身是成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盲聋哑人协会，虽说开头热闹了一阵，还开了成立大会。但过后基本上没被重视，协会既无场地也没牌子，就连主管协会工作的秘书长一职也是局办公室文书兼着。当初县残联成立时，还在民政局城福科任副科长的马良，受局长黄政民的遣派，协助搞过一段前期筹备工作。等到决定残联工作人选时，按政府文件精神，理事长一职由民政局局长兼任，残联归属民政局一个股室，县里原来拟让马良担任副理事长一职，后来听说是县委分管组织人事工作的黄浩副书记不赞成。最终把城福科科长韩民义调了过去，谁都晓得五十出头的老韩在机关窝了半辈子，算给了个出头露脸的机会。照以往惯例，机关新设立的科室若定下负责人，在定其副手时，组织上会首先考虑当事人的意见。于是，韩民义挑选一块坐了十多年办公室的康正年去了县残联。
西川县残疾人联合会成立后，局里在紧靠大门西边的一排厦房中腾出间十二平方米的办公室，从信访室搬过来一张桌子两条板凳，连个文件柜都没得。当有残疾人来上访，韩民义和康正年就得站起来让出凳子，立着招呼、记录。局机关一些闲得坐不住的职员，经常在路过时站在残联门口，忍俊不禁地打趣：“老韩、正年，站着哩？！”“站着好嘛，站着办事效率高。”言罢，掩嘴窃笑而去。
残联成立大半年后，消息才传到城外的乡村。残疾人知道有了替他们出头管事的单位，便纷至沓来找上门，大到生活困难，小到挨打受气，皆找残联解决。韩民义和康正年整天忙得陀螺样转个不停却只能维持一般的接待工作，根本没有空隙着手处理问题。一沓一沓上访材料就只能转给局里的救济科、城福科，以及工商、税务、城管、派出所和各乡镇民政办。因为缺乏协调督促，残疾人反映的诸多问题出了残联门后，便石沉大海。问题解决不了，残疾人反复上访，如此一来形成恶性循环。人多时残联办公室门口排起的上访者队伍，蜿蜿蜒蜒直伸到大门外的马路边。那些衣着破烂、蓬头垢面的残障者或架着木拐，或坐着家人拉的架子车，逢上班日就在机关大院进进出出、争争吵吵乱成一锅粥。碰上残联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上访者就在院里闹事，骂骂咧咧、哭哭啼啼、寻死觅活，更有甚者十天半月赖着不走，有行动不便的重残人干脆带着肮脏的被褥，睡在民政局办公大楼下的房檐台、楼梯间，跟残联打起了持久战。时间稍长，机关干部被搅得苦不堪言纷纷抱怨，住在后院安享晚年的老干部们也坐不住了。这些老资格们虽说没了权可老虎虽死，余威犹在。他们不像机关干部们畏畏缩缩前怕老虎后怕狼，老干部们直接一竿子捅到县委县政府。于是，民政局局长兼残联理事长黄政民便隔三差五被电话叫到县委县政府，回来时蔫头蔫脑像霜打了的茄子。黄政民在上级面前挨了训受了气，自然得找个渠道把肚里的闷气发泄出来，便又隔些天到残联办公室把韩民义和康正年训上一顿，骂两人工作不对路